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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金融體系何以取得脫胎換骨的轉型？肩負更為艱巨的轉軌任務的中國金融業于此有何借鑒？《財經》采訪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金融管理局局長王瑞杰、新加坡交易所總裁汪瑞典等政府高層，探求“新加坡模式”之正道
□本刊特派記者 張繼偉發自新加坡 本刊記者趙逸荻發自北京
地處赤道的新加坡，正在引起中國金融界上下一致的關注。
從2005年以來新加坡淡馬錫控股公司大舉進軍中國金融業，到中國國資委、匯金公司等頻頻赴新取經；從2004年底爆發的“陳久霖事件”，到中新雙方對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共同關注，兩個華人國家經濟互動的深度和廣度，正在迅速擴張。
對于全球金融界而言，新加坡的另一個焦點在于，今年9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全球年會將在這里召開。這也是IMF在亞洲舉行的第二次年會(前次的舉辦地為1997年的香港)。與之相應，自1997年以來，新加坡的金融體制發生了巨大變化，從一個強調管制、注重風險防范的市場，演變成以信息披露為本和鼓勵金融創新的區域金融中心(參見本期“新加坡金融體制變形記’”)。
這一脫胎換骨的轉型，在操作的規范性和創新性上均令業界嘆服；對于負有更為艱巨轉軌任務的中國金融業來說，亦有相當的借鑒意義。
“這是一種哲學上的選擇。如果不能夠比鄰國有更高生產率，新加坡就不能生存。”新加坡前總理、國務資政吳作棟表示，“我們必須趕上時間的步伐。”
用“彈丸之地”來形容新加坡并不為過。它的面積和人口分別只有600平方公里和400萬人，這兩個指標甚至還要少于香港。
“我們努力承擔著(本地區的)催化劑角色。當我們看到一個符合新加坡和本地區利益的趨勢，我們就會推動它成為現實。”吳作棟如此描述新加坡在區域經濟中的角色。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他首倡了亞歐高峰會議(ASEM)，對于推動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與歐洲的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前值得重視的一個新趨勢，是東亞與中東的合作。在大的層面上，新加坡也在聯合國中發揮作用。新加坡雖小，但我們可以通過運用理念的力量(power of ideas)來做出貢獻。”吳作棟對《財經》說。
與前總理李光耀一樣，吳作棟身形高大，言辭犀利，回答問題時幾乎不假思索。頻繁穿針引線于世界各國和地區間的吳作棟，正是“新加坡想法”的具體踐行者。
“區域經濟催化劑”的自我定位，同樣貫穿于其金融中心建設的設計之中。“新加坡希望能成為國際投資者投資亞洲金融市場的門戶。”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下稱MAS)局長王瑞杰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說。該局現任主席正是吳作棟。在吳出任主席之前，時任新加坡副總理的李顯龍曾主持金融工作。
在兩位國家首腦級人物主持下，新加坡在亞洲金融危機后進行了大幅調整。
“新加坡要成為亞洲的風險管理中心。我們希望為投資于亞洲的國際投資者提供完整的投資工具和避險工具。現在東亞地區主要股市的指數期貨，除了中國，基本上都已在新加坡推出；針對中國股市的衍生產品也在醞釀之中。”新加坡交易所總裁汪瑞典表示。
國家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資源稟賦與制度創新。吳作棟承認，與地區內頭號競爭對手香港不同，新加坡沒有高速發展的中國大陸作為腹地，除了港口一無所有，連飲用水都需要進口；其舉國上下都將制度建設和人力資本視做國家命脈。
在1997年以來的金融體制改革中，新加坡通過廣泛征求市場意見和引入市場人才，對其金融監管哲學、法律體制進行了深入檢討，亦對金融監管、社會保障投資機制、稅收、國債發行等諸多方面進行了大規模調整。目前，新加坡已經扭轉了其某種程度上“過度監管”的國際形象，在資產管理、債券市場和金融衍生品市場上有了長足發展。
繼考察日本結束“失去的十年”的復蘇經驗后(參見《財經》2006年第1期封面文章“解讀日本改革”)，《財經》記者即著手籌劃對“新加坡模式”的深入調查，并主要聚焦于該國金融體制近年來的變遷。
2005年底以來，《財經》記者專訪了包括目前兼任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董事會主席的前總理吳作棟、金融管理局局長王瑞杰；專赴新加坡進行現場采訪，此后又在瑞士達沃斯、香港、北京等進行了廣泛的背景研究，并對新加坡交易所總裁汪瑞典在內的一批政府金融主管官員進行了專訪。這一回，我們仍然期待這次關于新加坡金融體制的專題性研究，對于讀者是有啟迪的。
——編者
《財經》雜志161期封面文章：
“投資亞洲的金融門戶”
新加坡金融體制“變形記”
評論：誰將成為亞洲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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