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海麗 李昕/文
為什么高盛集團CEO保爾森出任財長對布什政府如此重要？擁有與中國打交道的專長對于執掌美
他來自華爾街
5月25日，一個看似平常的星期四。華爾街投資銀行巨擘、高盛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亨利保爾森悄然出現在北京。這一天，保爾森接連拜會了中國三大金融高官：財政部部長金人慶、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胡曉煉。
訪問中國，與中國金融高層領導會面，對保爾森來說早已是家常便飯。但這次與保爾森相熟的中國朋友卻有種預感：他大概要離開高盛了！
五天后，5月30日上午9點15分，從中國回來不久的保爾森，與美國總統布什、現任財政部長約翰斯諾一起出現在白宮玫瑰花園的新聞發布會上。布什宣布，斯諾將辭去財長一職，接任者正是保爾森。
在聲明中，布什直呼保爾森的昵稱“漢克”。他表示，如果漢克的提名獲得國會通過，后者將成為他“主要的經濟政策顧問”。
由此，美國財長易人，在經歷一年多揣測之后，終成事實。
“臨危受命”
“保爾森將給財長這一職位帶來時下所急需的影響力、務實精神和信用。”《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如此寫道。熟悉華府政情的人士亦告訴《財經》記者，此時此刻，布什政府比保爾森更需要對方。
財政部長是美國政府最主要的經濟職位，是財政與經濟政策最主要的設計師和美元的看護者。但是，在2001年以來的布什政府中，財政部長的作用發揮極為有限，基本上只是布什總統本人推行的經濟政策的傳聲筒，實際政策制訂多來自白宮幕僚班子。
布什政府上臺之時，適逢美國經濟在經歷了長達十年之久的繁榮之后進入衰退期。布什政府一改克林頓政府平衡預算、消除財赤的經濟政策，而推行長期、大規模減稅，并于2001年成功立法通過了未來10年內減稅1.35萬億美元的法案，由此形成美國經濟雙赤字(貿易和財政預算均為巨額赤字)的格局。
布什選定的第一任財長，是美國鋁業公司首席執行官保羅奧尼爾。奧尼爾對大規模減稅持懷疑態度，擔心不斷擴大的財政赤字會對經濟產生過大負面影響。更兼此人性格直率，時常在公開場合直抒己見。布什政府很快便意識到，奧尼爾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選擇。2002年12月，擔任財長一職不到兩年，奧尼爾以一種非常屈辱的方式被迫辭職——在白宮先散出辭職消息后，奧尼爾本人才得到通知。
對于繼任者，布什政府非常明確，他們需要的不是一個政策制訂者或者戰略家，而是既定經濟政策的“推銷員”。
接替者約翰斯諾，來自美國最大的鐵路控股公司之一CSX。斯諾政治經驗豐富，對布什的忠誠度無可挑剔，但他的政治經驗和忠誠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在執掌美國財長職位的三年多時間里，斯諾沒有犯任何明顯錯誤，但也談不上有重大建樹。美國經濟雙赤字持續惡化，今年5月中旬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認為“經濟情況不錯”的美國民眾由4月的38%降至29%。日益政治化的人民幣匯率議題上，如何有技巧地取得實質性進展，斯諾也乏善可陳。
隨著任期進入最后階段，布什政府在經濟議題上有所作為的時間日益緊迫；而企業家出身且缺少國際經驗的斯諾并非其任的勢態，已然非常清楚：除了被動地傳達和執行白宮政策，他本人并無多少創見和解決難題的能力。
“斯諾是歷史上影響力最弱的財長。”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研究總監李普瑞斯(Lee Price)對《財經》說，“就內閣成員下臺而言，這是我見過等待時間最長的，足足有一年半。”——自布什政府第二個任期開始以后，關于斯諾下臺的傳聞就不絕于耳。
兩度拒絕
然而，遲至布什總統宣布提名前，外界都沒有把目標鎖定在保爾森身上。部分原因是，直到最后關頭，保爾森自己一直公開排除接受這個職位的可能性。以至于在提名宣布的幾天前，政府內部人士透露的首要人選，還是布什的好友、前商務部部長伊文斯(Donald Evans)。
早在今年2月，布什政府當時的預算管理辦公室主任、現任白宮辦公室主任喬什瓦博爾頓(Joshua Bolten)——曾在高盛國際業務部門任高級職位——便代表白宮向保爾森發出了邀請。保爾森興趣不高。到4月中旬，保爾森還謝絕了一次與總統布什共進晚餐的機會，原因是他不想讓布什誤認為他將接受這份工作。
直到一個多月后，保爾森與布什終于共進午餐。5月20日，周六，保爾森與布什在白宮官邸共進午餐，談話長達兩個小時，博爾頓隨后又加入，繼續長談。
正是這次談話中，雙方最終達成共識：布什承諾，保爾森將不會成為僅是總統經濟政策的“推銷員”，而是美國經濟政策的重要制訂者，在布什內閣中的地位將與國務卿和國防部長相若。總統主要經濟幕僚機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的若干重要會議，將在財政部大樓里召開。
高管轉任公職，可以說是高盛集團的一個傳統。上個世紀30年代，高盛高級合伙人悉尼威因伯格(Sidney Weinberg)開創了這一“先例”，迄今，高盛“校友”在美國政界可謂星羅棋布。其中，最為突出的莫過于羅伯特魯賓。
魯賓于1992年從高盛掌門人任上退休后進入克林頓政府。他先是擔任總統經濟政策助理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后出任財政部長，成績斐然，被評論為自漢密爾頓之后美國最成功的財政部長，與格林斯潘并稱美國20世紀90年代經濟繁榮的兩大設計師之一。
既有先例，人們對保爾森的選擇并不感到意外。熟悉保爾森的人稱，保氏有遠見，極具事業野心且精力旺盛，本人也一直有擔任公職的愿望。
但據接近保爾森的人士透露，他曾兩度拒絕布什政府的邀請。早在布什政府組閣之時，就曾找到保爾森希望他出任財長。但保爾森沒有接受，其時高盛公司上市未久，仍在轉型過程中。
2002年底，財長奧尼爾去職，布什政府又找到保爾森，但再次被后者拒絕。高盛前聯合首席運營官、保爾森曾經的第二把手約翰桑頓在2003年3月辭職后，曾接受《財經》雜志采訪。當時他認為，2001年10月安然破產危機及其后一連串公司丑聞，對華爾街震動極大，亦使華爾街金融機構成為司法當局追訴的目標，保爾森不可能于彼時抽身。
身為行業領袖，保爾森致力于重建公眾對美國資本市場的信心。
2002年6月5日，保爾森來到華盛頓美國新聞俱樂部，發表了一篇意在挽救美國公司信譽的講話。這是一次被認為“極具震撼力”的演講。保爾森提出了未來美國公司改革的三大方向——會計制度改革、公司治理標準更新和投資銀行利益沖突。
隨后，包括高盛在內的華爾街十余家投資銀行與司法當局達成歷史性的和解協議，支付超過10億美元罰金，并承諾在公司治理、研究獨立及內部“防火墻”的設置上做出重大改進。
事隔兩年，布什政府“三顧茅廬”，這一次，保爾森終于接受了邀請。
從國防部到華爾街
從政對保爾森來說并不陌生。這位投資銀行家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美國國防部。
保爾森1946年生于佛羅里達州，長于伊利諾伊州一個農場家庭，于1964年考入美國東部常青藤名校之一達特茅斯大學，主修英語專業。他還是美國全常青藤名校最佳橄欖球球手之一。1968年，保爾森進入哈佛大學商學院。
1972年，在國防部工作了兩年的保爾森擊敗了另一位哈佛商學院和法學院雙料尖子生明尼克，進入白宮，為尼克松總統國內事務顧問John Ehrlichman工作。Ehrlichman后來被指控在“水門事件”調查中阻礙司法、共謀和做偽證，并入獄18個月。但在當時，這是一份令人垂涎的工作。
“他是一只牛頭犬(bulldog)，很像年輕時的切尼(美國現任副總統)。”當年被擊敗的明尼克說。他至今仍是保爾森的密友。“漢克是推銷員中的推銷員，他兼具堅韌和熱情，這使得他非常高效。”據稱，保爾森在華盛頓工作的四年間，每周工作長達90個小時！
保爾森一直保持著這種工作狂狀態，“他精力充沛，工作努力，自制力極強，善于調動員工的情緒。”高盛公司發言人Lucas Vanpraag對《財經》記者說。保爾森對部下要求也很苛刻，如果半小時不回話，他就主動打電話留言，讓人感到有“很多壓力”。
保爾森習慣在清晨5點30分起床開始鍛煉，7點30分到辦公室，晚上7點左右離開，通常是與客戶一起吃飯。《財經》記者曾于1999年早春在華爾街對保爾森進行過一次專訪。采訪在清晨7點開始進行，天色仍蒙朧未明，而保爾森卻精神抖擻，滔滔不絕。
正是這種旺盛的精力和強烈的事業野心，讓保爾森在華爾街銀行家生涯中嶄露頭角，并最終達至巔峰。
1974年，尼克松總統因“水門事件”遭彈劾，保爾森也轉而加入高盛公司芝加哥分部，從事投行業務。
在高盛曾經與保爾森一起工作過的同事回憶，保爾森非常執著地“追求”當地最大的公司客戶，如食品超市連鎖店Sears和食品生產公司Kellogg。“他熱愛追在那些‘大魚’后面。”保爾森以前的上司、高盛前副主席赫斯特說，“他很擅長于得到他們的生意。”
保爾森獲得大客戶的能力，引起了高盛紐約總部的注意和賞識。1990年，他被調到紐約擔任投資銀行部的聯合負責人，并成為高盛管理委員會的成員。
在紐約，保爾森完成了他通往高盛權力頂峰的路程——1994年12月，他被提升為首席運營官；1998年6月，他擔任聯合首席執行官。同年，已擁有129年歷史的高盛公司經內部投票表決決定公開上市。這是高盛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也正是借助于這一歷史事件，保爾森掌控了高盛的最高權力。
與保爾森同為聯合首席執行官的，是交易員出身的康扎因(Jon Conzine)。康扎因原為惟一的首席執行官，是高盛上市的積極倡議者和推動者。但他極力鼓吹的一宗債券交易，于1998年四季度虧損6.63億美元，導致高盛于1998年秋季上市的計劃被迫延遲至1999年5月。
借此，保爾森聯合兩位首席運營官——桑頓和舍恩，在1999年1月康扎因在科羅拉多休假時，發動了一場“政變”，剝奪了后者的全部實權，只留下一個傀儡主席位子，直至上市完成。
康扎因離開高盛后即進入政界，先競選成功新澤西州議員，現為新澤西州州長。兩人從此再沒有說過話。在布什提名保爾森出任財長的消息公布后，康扎因發表聲明，表示支持這一選擇：“通過選擇保爾森作為下一任財長，布什總統讓一個有智慧、勤勉的商人來領導我們國家的經濟隊伍。”
中國情結
據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胡祖六回憶，一次，在北京的長安街上散步時，保爾森告訴他，跨國公司要成為一個傳奇，只需要做好幾件事就夠了。保氏自認，在他的治理下，高盛最成功的有三件事：一是維持了高盛的文化——合伙制、優秀、團隊合作——不被稀釋；二是維持了獨立性；三是中國，為中國的開放和全球化做貢獻。
保爾森執掌高盛的近八年時間里，正值全球經濟和市場發生巨變。全球化的浪潮、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國家的崛起、信息技術的發展，既帶來挑戰，也帶來機會。
保爾森敏銳地抓住了中國機會，并產生了濃厚的中國情結。在美國，還沒有哪一位商業領袖像他那樣對中國持續地傾注熱情和關注。至今他到中國已逾70次。“高盛和我本人長期以來與中國有著密切的聯系。自1992年以來，我每年都要訪問中國好幾次。通過這樣的經歷，我本人親眼目睹了中國經濟的轉型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保爾森在高盛中國網站上的致辭中這樣說。
1994年，高盛在北京和上海分別開設代表處，正式進駐中國市場。在以后的十幾年里，高盛在幫助中資公司海外股票發售中，一直占據領導地位，承擔了多個大型國有企業重組和在海外上市的承銷業務，包括中國電信(現已更名為中國移動)、中石油、中國銀行(香港)、交通銀行，以及最近頗為成功的中國銀行香港上市等。
從2004年開始，通過高華證券公司及高盛高華證券公司的一整套結構安排，高盛成為以“買門票”方式進入中國證券業的第一家外國頂級投資銀行。
保爾森在中國的交往者名單上，更可謂冠蓋云集——原建行行長、現北京市市長王岐山，現任央行行長周小川，前信息產業部部長吳基傳……不一而足。
保爾森與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朱基也有著良好的私人關系。上世紀90年代末，應當時朱總理的邀請，保爾森成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第一屆顧問委員會主席。據稱，在保爾森參加的頭兩次委員會議上，他與朱基并肩而坐。他們還一同在北京觀看了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的電視轉播。
保爾森對中國的特殊感情，在2003年SARS期間表現得尤為突出。據高盛有關人士向《財經》透露，時任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總裁(現為中國工商銀行行長)的楊凱生正在美國訪問，所有的人都不愿見中國來客，惟有保爾森請他到高盛總部會面。當年6月3日，SARS仍盛，保爾森專門跑到中國來拜訪客戶，以顯示信心。
可以說，在布什政府的主要內閣成員中，沒有一位像保爾森這樣在中國有如此深廣的人脈關系，對中國政商情況如此熟稔又廣受尊重。在正式公布財長提名前，保爾森特別選擇了中國作為離開高盛之前的最后一次出訪，當不為偶然。
“他非常重視中國，熱愛中國。”高華證券董事長方風雷對《財經》記者說。
未來挑戰
按照程序，總統提名內閣成員后，需經國會通過。但保爾森提名消息一出，朝野上下支持聲四起，獲國會通過應無懸念。
與斯諾不同，保爾森在政界人脈甚廣，且在金融圈中威望很高。布什剛剛宣布保爾森的提名，多名重量級議員便發表聲明表示支持，其中包括在中美貿易逆差問題上持強硬立場的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主席格拉斯利、成員鮑克斯和舒曼等。
在諸多贊譽聲中，“可信性”(credibility)是隨處可見的關鍵詞。“他會給白宮帶來更多的可信性，也必然會極大地參與到今后的經濟政策制訂中。”前所羅門美邦投資公司執行經理、現任世行政策和審議部副主管德斯芒拉赫曼向《財經》記者說。
“保爾森在華爾街非常受尊敬，他的任命會大大加強布什政府的經濟政策的可信度。”曾任克林頓政府東亞事務副助理國務卿的謝淑麗(Susan Shirk)接受《財經》采訪時，亦作此說。
接近保爾森的人士認為，布什政府作此選擇，是因為他們需要找一個有公信力、有判斷力的人來當財長，以給公眾信心。
有中國朋友問及保爾森：“為什么要接這個位子？”保爾森回答：可能有所作為。
與榜樣魯賓相比，保爾森面臨著一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和宏觀經濟環境。外界普遍認為，保爾森接手的是一份“棘手”的工作，對他個人也是重大挑戰。
“布什政府中的財長往往只是既定政策的推銷員。但在此之前，尤其是克林頓政府中，財長的作用和權力都十分強大——以羅伯特魯賓為代表。”前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菲利甫斯瓦格(Phillip L. Swagel)在接受《財經》采訪時說。
保爾森是一名溫和的共和黨人。他支持減稅政策，但反對財政失衡；他信奉自由貿易，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他可能將是白宮里惟一的‘赤字鷹派’(Deficit Hawk,支持縮減赤字)”。前尼克松政府國防部副部長艾爾斯沃斯(Robert Ellseworth)對《財經》說，“作為一個有財政責任心的人，保爾森可能會遇到不一致的意見。”
在提名保爾森的新聞發布會上，布什總統表示希望保爾森在減稅問題上與國會合作，創造一個高增長、低稅賦的經濟環境，并實現在2009年削減聯邦赤字一半的目標。
另外，保爾森也是一個熱情的環保主義者。作為美國非政府環保組織自然保護協會的董事會主席，保爾森積極推動該協會參與在中國云南的一個自然保護項目。他在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上的立場也與布什政府大相徑庭：他支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而布什政府一直拒絕簽署。
“我最好奇的是，他會提出什么樣的帶個人色彩的政策，比如全球變暖和教育等。”斯瓦格說。不過，斯瓦格認為，保爾森在基本政策方面應該和布什的方向是一致的，否則，他不會接受這個職務，“可能在執行細節和方式上對現行政策有所改進。”
《華爾街日報》的評論甚至將保爾森的提名看做美國“政策制定權力轉移的一個標志”。
保爾森在提名儀式上表示，在自己32年的金融生涯中，見證了金融日益全球化的過程，對金融在促進經濟增長和提高效率方面的作用深信不疑。保爾森表示，美國經濟依舊是世界經濟的引擎，美國經濟競爭力更源于其自由開放的市場；但他警告說，美國經濟的相對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政府應采取積極措施維護美國經濟的強大和競爭力。
“美國社會越來越變成一個以金融主導的社會。”高華證券董事長方風雷說，“傳統的觀念、理論、政策無法適應全球化帶來的急劇變革。”方認為，由保爾森來擔任財長，是布什政府明智之舉。
保爾森出任財長，被認為有助于中美關系。
在過去的一年里，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美國國會針對人民幣升值和知識產權保護不斷施壓，貿易保護主義日盛。與保爾森接近的中方人士認為，保爾森同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可以直接對話，雙方比較容易達成共識。保爾森對中國金融改革有著深切的了解和體認，在人民幣問題上是支持逐步市場化的。《紐約時報》甚至將保爾森的這些資源稱為擁有與中國打交道的expertize(專業技能)——如華爾街對銀行人力資本價值的描述。
但分析人士也指出，雖然保爾森當財長對中美關系有利，但并不要指望他在任內把美國貿易逆差降下來。同樣，對布什政府的巨額財政赤字，靠保爾森一個人也不可能有所作為。
“雙赤不可能降下來，不能有幻想(illusion)。”在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胡祖六看來，保爾森將起的主要作用是抑制美國保護主義抬頭，穩定金融投資市場和公眾的信心。
保爾森出任財長，意味著他將放棄在高盛3900萬美元的年收入，也將暫時失去總額7億美元的個人資產的控制權。這筆資產，將交由一個保密信托機構(blind trust)管理。
保爾森的資產主要來自高盛的股票和期權。根據有關規定，為避免利益沖突，公職人員必須在上任前售出其全部所持公司股票。保爾森目前個人持有300多萬高盛普通股票(不包括期權和有限制股票)，價值近5億美元。而他作為財長的年薪，將不到20萬美元。
個人資產帶來的變化，當然遠不及將面臨的工作挑戰。保爾森面對的是一個發展嚴重失衡的全球經濟，油價高企、貿易財政雙赤字都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同時，他面對的是一個只剩兩年任期的總統；能否真正成為經濟政策制訂者，能否在自身信念與白宮紀律間取得平衡，還有諸多變數。
在前兩年領導高盛轉型時，保爾森曾經有言：“我們不能控制環境，只能控制自己。”這句話也適用于今天。-
《財經》雜志161期其它精彩文章：
寶邯之爭：中國式收購
房市嬗變進行時
別了，《中央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