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里的華爾街精英

　　孔笑微

　　從百年前的“在野央行主席”J·P·摩根開始，到今年5月31日獲財長提名的亨利·鮑爾森，一代又一代的華爾街精英在綿綿不絕地演繹著“金融＋政治”的權力傳奇，在如今這個動蕩不安的時代，這個“偉大的博弈”將續寫還是已近尾聲？

　　“2006高盛畢業生峰會”

　　喬治·W·布什的第二任期將半，在雙重赤字和匯率問題的黯淡寒云下，美國高層經濟班底又開始款款洗牌。

　　年初送走了四朝老臣格林斯潘，這位輕攏暗抹利率琴弦、引領美國經濟優雅地舞蹈了18年的老紳士，被一位從沒有在資本市場工作過的普林斯頓學者———以痛恨通貨膨脹著稱的伯南克代替。像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平衡，5月31日，60歲的華爾街老王子、高盛集團現任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亨利·鮑爾森被總統提名，接替斯諾成為美國新財政部長。

　　這是10年來第二位出身高盛(Goldman　Sachs)的投資銀行家出掌財政部，上一位正是克林頓時代備受矚目的羅伯特·魯賓。目前還有兩位高盛前任總裁在美國政界擔任要職：斯蒂芬·弗里德曼———布什總統的前任經濟政策顧問、現任外國事務智囊團主席；喬恩·科賽因———新澤西州州長。另外，就在鮑爾森被提名前不久，白宮任命了來自高盛歐洲區的喬舒亞·博爾頓為辦公廳主任。

　　高盛巨頭政界再聚首，被戲稱為“高盛畢業生峰會”。華爾街奪回了在布什任期內短暫失守的陣地，方方面面自然都對鮑爾森頗有期許。有人推測他會秉承前輩魯賓的強勢美元傾向，加強財政部的獨立性；有人希望他控制政府開支，削減赤字；還有人指望他發揮對華聯系的優勢，在爭取

　　實話實說，美國政府面對的基本形勢(經常項目、政府開支的高赤字和美元疲軟)，以及政策傾向(減稅、嚴格控制通脹)，未必能給鮑爾森留下多少制定金融、外匯政策的空間，布什挑他當財長，更多還是倚重他在金融界的經驗、背景和聲望，給現行政策當個優秀推銷員。

　　過去40年中，華爾街為財政部送去了6位財長，在職時間總共加起來超過20年。其中不乏濃墨重彩留下印記的人物，比如里根時代的里甘(Regan)、克林頓時代的魯賓，都可以成為一個特定時代經濟政策的象征。

　　所謂金融精英神奇的影響力，一向是“美國傳說”中一個古老而眾說紛紜的部分。然而，如果耐心審視眩目的“高盛超級畢業生”們背后，審視百年來華爾街的權力杠桿戲劇性的擺動，相形之下，他們似乎更像一個明亮而不安的尾聲。

　　把黃金鋪上山頂的人們

　　金融史專家、《華爾街史》的作者查爾斯·基斯特曾說過：“華爾街歷史的主題是金融與政府之間的曲折關系。”現在看來，這個主題不僅適用于歷史，而且影響著今天；不僅貫穿著華爾街權力的消長興衰，同時體現在美國政府歷次經濟政策的轉折、體制的創新和人物的命運里。雖說至今還有不少人對此保留著“大亨勾結政客”的漫畫式印象，但是事實上，在漫長的合作與博弈中，它們不斷成功地改變了對方，這正是美國所以成為現在的美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財政部和聯儲分別是美國財政和貨幣政策核心執行者，相對來說，后者具有更大的獨立性。但美國直到1913年才有了這個正兒八經的中央銀行，在此之前，華爾街是美國一切金融力量的樞紐，精確一點兒說，這個樞紐就是約翰·皮爾龐特·摩根。

　　身為華爾街最顯赫和傳奇的人物，J·P·摩根雖然沒擔任政府公職，但位于華爾街23號的摩根銀行，在聯儲體系成立以前，多次充當了實際上的美國中央銀行角色。

　　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各種危機中，比如《謝爾曼白銀法》引起的黃金外流、1907年的擠兌恐慌，政府最后都不得不求助于摩根。據戈登的《偉大的博弈》中記錄：有人沖進交易大廳，報告說看到摩根和財政部長一同走下國庫臺階，正在泛濫的恐慌情緒立刻奇跡般地抑制住了。他用自己的財力和威望，一次次為解決危機提供充分的流動性，在事實上調節了貨幣供給。

　　美國政府對摩根的依賴曾經達到過這樣的程度：雖然多次信用恐慌一再敲響警鐘———非得有一個作為最終信貸人的中央銀行不可，政府還是磨蹭了6年。直到1913年摩根去世，華爾街再沒有這樣深孚眾望一言九鼎的人物，聯邦儲備銀行才被手忙腳亂地建立起來。

　　除了“在野的央行主席”J·P·摩根，美國歷史上最有權勢的財政部長之一安德魯·梅隆、早期聯儲主席本杰明·斯特朗，也都是華爾街在政界巨大影響力的直接代表。梅隆是著名的《1924年收入法案》奠基人，任期貫穿整個1920年代，其空前的影響力被同時代人戲謔為“三個總統在梅隆手下工作過”；斯特朗曾是信孚銀行主席，聯儲成立初期，由于成員中很少有人懂得金融業務，斯特朗幾乎掌控了美聯儲的全部權力。正是梅隆的減稅政策和斯特朗的低利率政策互相配合，造就了美國1920年代的空前繁榮。

　　華爾街精英在政界中的權力，來源于金融業里正在生長著的前所未有的力量。迅速便捷的融資喂養了偉大的新產業———汽車和航空；經濟在一只戴著高貴白手套的巨手下重新整合，前所未有的龐大托拉斯、辛迪加浮出了水面。J·P·摩根操縱的合眾國鋼鐵公司并購，資本額達到了當年聯邦預算支出的將近三倍，接近當時美國制造業總資本的1／6，今天任何激動人心的兼并收購都完全無法與之相提并論。

　　在金本位、高關稅、產業革命的古典布景下，歷史舞臺上演出的各種情節，都能找到華爾街改動劇本的痕跡。從幫助協約國融資到插手蘇俄內戰，從支持羅斯福總統競選到為納粹上臺鋪路，戴著禮帽打著精致領結的華爾街銀行家們，作為美國的代表，出沒在各種歷史關鍵時刻。摩根的合伙人愛德華·斯特蒂紐斯被視為美國軍事工業之父，在戰爭中的作用“超過一個協約國軍團”；而向歐洲資本輸出，影響德國未來政局的“楊格計劃”談判代表名單上，則寫滿了小摩根、萊曼兄弟這些顯赫的姓氏。

　　神話的破滅與權力的偏移

　　然而，像世界上所有的強大勢力一樣，市場崩潰和大蕭條都沒能摧毀的華爾街神話，遇到的真正敵人卻是來自于內部的停滯與腐爛。隨著繁榮消失，大蕭條開始，冰山掩蓋下的欺詐丑聞不斷被揭穿，華爾街精英突然驚覺，他們一直努力滲透和控制的政府要反過來監管他們了。

　　隨著《1933年分業法案》、《1934年證券交易法》的頒布和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成立，高貴的銀行家們發現，晚宴餐桌上的小小談話就能解決問題的年代過去了，監管者要求的不是“紳士的正直”，而是繁瑣的、一五一十的報表。

　　《分業法案》導致投資銀行業務與存貸業務分拆，更是使金融巨無霸們大傷元氣，從此之后，任何一家銀行都不可能再具有摩根1901年并購美國鋼鐵公司的那種實力。監管、保護小投資者、反壟斷，這些新詞兒在華爾街不斷回響，頂層的投資銀行家第一次感到政府的手變得討厭了，可這還僅僅是開始。

　　從戰前到戰爭期間，羅斯福政府對經濟嚴格管制的做法使資本市場十分清淡，即使戰爭刺激生產的幾年里，華爾街也并沒分享到多少其他行業的繁榮。證監會主席位子上坐著的不再是金融家，而是一位嚴格而強硬的律師威廉·道格拉斯(此人后來在最高法院當了近30年大法官)。財政部長連續十多年都來自于建筑、農業、法律界，提高稅收、增加福利支出的同時保持平衡財政、削減國債構成了這個階段政府經濟政策的主流，可想而知，這些清湯寡水的健康菜譜，讓華爾街倒足了胃口。

　　華爾街的權力式微，雖然有各種原因，但歸根結底還是源于市場對壟斷金融資本深刻的不信任。市場在短期可能是盲目的，但在長期一定是理性的，這是所有投資理論的基石。那些蝌蚪似的、看上去可憐而無足輕重的小投資者和他們的親友，不僅是構成市場的基礎，而且還是投票給政治家的選民，他們的利益終歸會被市場和政策表達。這一點，恰恰是華爾街精英無論怎么交游顯要，或者變身高官，都沒法相提并論的。

　　喧囂與嘩動中，總歸有體會風氣之先的人覺得漿過的硬領扎脖子了，于是解下領結，脫掉白手套，開始重視高貴的家族們不屑一顧的業務。他們不再花大量精力與政府要人周旋，而是面向普通投資者，將大規模的經紀業務普及開，把經紀人培訓統一起來。從1950年代開始，以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　＆　Co.)為代表，連鎖店式的經紀代理方式廣泛地建立起來，金融經營方式走向了標準化和現代化。

　　華爾街在不知不覺中變化。

　　這個時代沒有貴族

　　平民化消解了華爾街的神秘，但的確擴大了它的影響，從而為它贏得了新的權力。從1960年代開始，市場幾起幾落，但總的趨勢是迅速擴張，它容納了柜外交易的挑戰、接受了電子化的洗禮、頂住了石油危機和海灣戰爭的影響。作為一個整體，華爾街可以說是當今世界上最有權勢的群落，但是傳統意義上的精英權力，卻正一天天地慢慢被融解。

　　有人驚呼，最古老和著名的投資銀行們正在消失。的確，反觀前面提過的1940年來華爾街出身的六位財政部長：1960年代的狄龍是狄龍-瑞德家族之子(Dillon　Read)，1970年代的西蒙供職于威登(Weeden)和所羅門兄弟(Solomn　Brothers)，1980年代的里甘曾任美林總裁，布萊迪出身狄龍-瑞德；1990年代后到如今，則由如日中天的高盛送來了魯賓和鮑爾森。

　　對投資銀行業有了解的讀者，不難看出這個名單的微妙之處，基本上每個時期出掌財政部的精英，都來自于前一個階段最成功、最富有朝氣的投資銀行。然而，今天這個頂級名單已經消失了兩個名字———所羅門兄弟1991年在國債丑聞中大傷元氣，終于在1990年代末被花旗收購；狄龍-瑞德1998年并入UBS，現在和華寶一起，是瑞銀投行業務部的一部分。

　　威脅投資銀行的不光是丑聞，還有《分業法案》以來造成的資本問題，分業經營的后果之一是投資銀行雖然名聲顯赫，資本金卻難以和商業銀行相提并論——2004年高盛的市值只有420億美元，不過是花旗集團的1／6。當分業法案廢除，商業銀行開始通過混業經營向全能銀行發展的時候，原來的貴族們就被推上了危險的懸崖——并購這個他們玩得最純熟，曾帶來最豐厚利潤的武器現在懸在了自己頭頂上。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時移世易，“貴族”還是貴族嗎？不，真正的所謂藍色血液早已經在資本市場上悄悄換掉了。高盛的最后上市，意味著華爾街最古老的一個合伙人體制終結了，也意味著今天坐在CEO和董事位置上的投資銀行家們，實質上不過是職業經理人和股票持有者。

　　華爾街的金科玉律“Business　is　business”有了新的含義，無論高盛這樣的古老投行再怎么推崇企業文化，終究不能要求他們像那些把一生鐫刻在招牌上的人們那樣忠誠。所以，當“高盛超級畢業生”走向政界謀求更大的人生成就之時，很難說到底是華爾街又把手伸進政府，還是政府選擇了一個更容易控制華爾街的辦法。

　　鮑爾森能做什么？

　　鮑爾森的任命甫一公布，媒體馬上翻箱倒柜找出他的各種信息———好在這倒不困難。現在我們知道他是華爾街年薪最高的人并且擁有數億股票，知道他是基督教科學派信徒，熱愛環保和健怡可樂，尤其高興地知道他來過中國不下70次，十分看好中國經濟的前景。我們還想知道鮑爾森能更好地在

　　有人從鮑爾森的前任們身上總結出了規律，來自華爾街的財長通常會力挺一個強勢美元，來自實業界的則相反。但是也要看到，這些財長還都面臨減稅和削減赤字的雙重壓力，從1920年代的梅隆，到里根時代的里甘、克林頓時代的魯賓，莫不如此。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好不難煞人。

　　梅隆和魯賓比較幸運，前者有繁榮留下的足夠盈余積累去填補赤字，后者在互聯網帶來的新經濟增長推動下，頂住壓力推行長期平衡財政，也曾成功使財政“扭虧為盈”。最具有可比性的就是里根時代了，不僅減稅的思路相同，布什龐大的反恐計劃支出，也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星球大戰”計劃，赤字政策的后遺癥，一直影響到1990年代的國債支付危機。不過，“星球大戰”好歹拖住了蘇聯、贏得了冷戰；布什的反恐政策，目前除了大把花錢，還很難看出效果。在經常項目與政府開支嚴重赤字背景下，如果選擇強勢美元政策，怎樣協調金融與實業界的利益、平衡政治目標與經濟周期的關系，對鮑爾森這位華爾街頭號畢業生將是嚴峻的考驗。

　　無論光榮的希臘、偉大的

　　華爾街和權力的博弈仍然在繼續，而且因為自己的發展而具有了新的砝碼，從90年代持續到現在仍難以塵埃落定的對沖基金監管問題上，依然可以說明金融—政治聯合的力量多么強大。尋找監管的邊界、活力與安全的平衡、產業發展與金融利潤的結合始終是華爾街永恒的主題，這些主題通過美國經濟政策的放大、折射、修正之后，將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產生什么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