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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陳宜飚 香港報道
金里奇是美國傳奇人物。1994年，他帶領共和黨人制訂了一份名為《美利堅契約》的政策綱領，為共和黨重新奪回了丟失40年的眾議院控制權，由此成為共和黨的英雄。
金里奇對中國的態度亦頗具戲劇性。他曾是“中國威脅論”的擁護者，但是在一次
訪華之后，金里奇拋棄了原來的想法。他認為，如果美國能透過一系列改革措施提升其國際競爭力，根本無懼中國的威脅。金里奇在1999年辭職，退出政壇。
近期，有關他有意追逐美國總統寶座的傳聞開始盛行。他在新書《贏得未來：21世紀美利堅契約》中列出了美國在21世紀面臨的重大問題，并提出解決之道。一些評論家認為是一份個人競選宣言。
5月29日，金里奇接受包括本報在內的數家媒體專訪。雖然他認為中美關系比他想象的更為復雜，但他依然認定兩國所追求的共同利益極為類似。
中美有極其類似的共同利益
《21世紀》：你怎么看待近期美國政府撤換聯想電腦的決定？
金里奇：這個問題主要是與美國國家安全有關，聯想的合同是因美國國家安全理由受到限制。
《21世紀》：你認為中國企業的海外擴展，特別是在美國開展投資會影響到美國安全嗎？
金里奇：這個問題很重要，我想應該這么理解，我們對于任何能促進中美企業共同利益得到增長的合作都是歡迎的，而且我們也樂見合作產生而非敵對狀態的產生——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會進行競爭。
《21世紀》：你的意思是，中國企業的投資行為不會影響到美國安全？
金里奇：我不止一次地對美國聽眾表明我的觀點：中國是一個競爭對手，但不是敵人。美國和中國有極為類似的共同利益。比如雙方都在最大程度地保護全球能源的穩定，并且盡力保護能源安全，中國也正成長成為一個重要的石油進口國，美國保持中東的穩定也將使之獲益；另外，在保證對外開放、自由貿易和反對侵犯知識產權方面，中美雙方也有共同利益。
很難說人民幣被低估
《21世紀》：但我們看到，美國似乎有意加強了和日本的關系。美國有什么考慮？
金里奇：美國其實不僅只是與日本加強關系，我更愿意把美國的當前意圖說成是加強與中國、印度和日本之間的關系。日本是一個重要的地區強國，我們必須與這些國家都采取合作。坦白說，我們也必須與大部分領土都在亞洲的俄羅斯進行合作，因為它擁有重要的能源。
我需要重復一次，我并不以為美國和中國之間是敵對關系，我不作這種假設。美國目前是中國最大的產品出口市場，而中國則對美國人民的生活改善和維持美國人生活水準的穩定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雙方沒有理由成為敵人。但是我們必須找到與中國合作的途徑。
《21世紀》：你怎么看待目前的中美經濟合作關系？你是否認為人民幣被低估？
金里奇：老實說，很難判斷到底人民幣是否被低估或是被高估，因為目前沒有一個有效的市場機制來決定它的價值。
但從長遠來看，我想大家更希望是由市場來說話，由市場來決定價格，而不是由政府來決定。隨著中國產品更富有競爭力，采取更符合市場規律的手段。
《21世紀》：但美國國內有很大的聲音認為人民幣被低估。
金里奇：我認為，如果美國更關注自己的經濟體系，可能會讓它的經濟擁有更強大的競爭力，而不需要去試圖操縱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美國方面，我們更擔心的是稅制改革、教育改革和立法改革。
對中國發展不應該過度緊張
《21世紀》：經濟關系會影響到政治關系。你怎么看中美政治關系？最近美國發布中國軍力報告，聲稱中國軍事力量將對美國構成威脅。
金里奇：中國的發展，最終將使得它的軍事力量越來越強大。這一點錯都沒有，任何國家人民都有發展的權利。
其實，美國在距離中國海岸線不遠的地方所投放的軍力要比中國在這一區域投放的大得多。因此，對于我來說，我不會對中國的崛起過度緊張。如果美國能執行正確的經濟政策、鼓勵投資和科學的發展，并繼續支持教育，那么這個世紀還會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因此美國人不應該對中國擔憂。隨著經濟的更開放，隨著中國人更多地進入世界市場，中國會希望在(全球)經濟和政治上有更多的發言權。這對中國和世界都是好事。希望美國和中國能成為好鄰居而不是敵人。但是，中美兩國關系遠比想象的復雜。在某些領域仍存在巨大的分歧。
我們希望兩國能成為好鄰居。
《21世紀》：美國是否已經準備做中國的好鄰居？
金里奇：美國方面確有誠意，和中國進一步增強理解和聯系。從過去的美國對華政策來看，我們與中國的接觸戰略可以說明態度。包括最近的一些緊密的軍事合作安排，都顯示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合作正在進一步深化。
香港經濟復蘇之快出乎意料
《21世紀》：此次香港之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金里奇：我這次訪港，和香港部分立法會議員、政府官員以及美國共和黨成員舉行會晤。我在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前曾來過香港，我這次也是借機看看香港經濟是如何逐步成為亞洲的一個區域中心，成為代表中國的一個重要城市。另外，我也要看看澳門，把它和美國的賭城拉斯維加斯作個對比。
《21世紀》：你對香港的印象是否會讓你對未來中美兩國的關系發展更有信心？
金里奇：我想說，香港比我原來所以為的要自由得多，而且它的經濟復蘇情況也出乎我的意料，比我在1990年代末所設想的要好得多，中國政府是很重視香港的經濟環境，認識到盡力保持香港的自由和法制基礎的重要性。從現有的整體環境來看，我對香港的經濟很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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