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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實
近來，國際金融秩序的動蕩不安刺激了市場對世界經濟昔日種種的理性反思。驀然回首之中，一個不曾引人注目的經濟謎題驟然浮現：與過往如出一轍的能源危機為何沒能像上世紀70年代一樣招致“滯脹”夢魘？換句話說，為什么世界經濟航船在風吹浪打之中依舊能夠風馳電掣般疾速前行？
實際上，拋卻5月以來的混亂不談，世界經濟在過去幾年中的表現著實令人驚訝：連續11個季度超過4%的平均GDP增幅堪稱30年來最佳，而與之如影隨形的，竟是較為溫和的通貨膨脹。這種增長有力與物價穩定的并存似乎與2003年以來石油價格的持續飆升格格不入，因為歷史經驗和理論常識都讓市場無法回避供給沖擊對實體經濟深入骨髓的負面影響。
那么，究竟是什么魔力讓世界經濟如此“出淤泥而不染”呢？回答這個兼具深度與趣味的問題，需要從總需求和總供給兩方面雙管齊下。一方面，寬松的貨幣環境刺激了總需求飆升，世紀之初興起的降息風潮讓G7國家的平均基準利率在2003年紛紛跌至歷史低谷，信貸成本的驟然下降拓寬了盈利空間，減少了風險考量，引致投資需求與日俱增；而寬松的貨幣環境也為房市升溫奠定了基礎，在房價飆升之中，抵押消費逐漸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流力量。
另一方面，廉價的亞洲市場保障了總供給充足，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新興經濟勢力在最近幾年一直保持著高速增長，低價的勞動力、充足的自然資源、優惠的稅率安排、較低的環境保護標準不僅為國際資本投資需求的滿足提供了標的，也給低價亞洲商品風靡全球創造了條件。也就是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互交融的政策取向在世界經濟舞臺上演了一出供需兩旺的“雙簧”。
歐陽修曾說過：“必先知政弊之因，方可言變法之利。”在了解世界經濟繁榮的深層成因之后，國際貨幣環境收緊帶來的深遠影響就不難窺見。當支撐供需兩旺的一方力量開始消退后，世界經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短期彷徨。顯而易見，總需求一方正在坍塌，在美國、歐元區、英國、日本、中國走出或即將走出低利率時代之時，寬松貨幣環境對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刺激作用日趨減弱，世界經濟格局似乎正從供需兩旺滑向供大于求，對宏觀經濟氣象轉變最為敏感的國際金融市場在充分感知到這一趨勢時，本能地產生了“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短期市場混亂。
分析就此打住似乎合情合理，但又有些意猶未盡。實際上，市場大多忽視了決定世界經濟轉型的另外一極：總供給。彭博社的專欄作家William Pesek在5月26日一篇名為《中國的污染大戰可能激升通貨膨脹》的文章中提醒人們，中國對環境保護的意識覺醒可能成為全球商品價格上升、通貨膨脹抬頭的導火索。這個結論也許某種程度上看有失偏頗，但毫無疑問，這種思路對全面深層理解中國經濟改革的世界影響不無裨益。
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良好的經濟增長勢頭、誘人的自然稟賦優勢、有利的投資政策優惠作為一種環境供給力量是滿足世界范圍內投資需求擴張的重要因素。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在提高供給標準的同時減少了供給數量。兩稅合并的發展趨勢和環境保護的約束嚴格使得跨國公司在投資中國之前，需要更多地權衡利弊，試圖將夕陽產業中“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全面移植到中國，隨著成本的提高而可能變成“損人損己”的不當商業選擇，而中國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也進一步擠兌了這些落后投資企業的生存空間。
在滿足消費需求方面，中國經濟改革也在穩健前行之中客觀降低了對世界經濟總供給的支撐。中國外貿企業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之下，正在從一條“重量不重質”的粗放型道路轉向一條“重質重量”的和諧式發展道路，對自主性、品牌化、創新度的強調，以及在國際貿易利益分配中的力爭上游讓中國商品不再局限于“價廉物美”的簡單加工和直接復制。此外，中國匯率改革的有效進行，客觀上讓人民幣表現出“短期波動，長期升值”的發展趨勢，在匯率走高帶來的出口抑制作用日趨彰顯的背景下，中國外貿對世界經濟總供給的數量貢獻正在悄然減小。
總之，中國經濟改革潛在抑制了世界經濟總供給層次的疾速擴張。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搭配”正在從充滿激情的“雙松”轉向審慎有序的“雙緊”，在經歷了一段復蘇瘋狂后，世界經濟正以短期金融動蕩為序幕，悄然回歸理性發展之路。(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金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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