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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審員都表示，不相信負面的媒體報道和脆弱的市場信心，是導致安然轟塌的罪魁禍首
□ 本刊特約記者 李昕 發自美國華盛頓
本刊記者 黃山 實習研究員 柯蘭如 鄭澤仁 發自北京
“這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從安然的崩潰開始的一系列事件終于要畫上句號。”韋恩州立大學法學教授彼得赫寧(Peter Henning)對《財經》說。
5月25日，美國安然公司創始人、前首席執行官肯尼斯雷(Kenneth Lay)，被休斯敦地區聯邦法院判決有罪。經歷了長達四個月的審判、聽取多達56名證人的證詞后，由八女四男組成的陪審團認定，雷被指控的六項欺詐和共謀罪行成立。
與此同時，該公司總裁杰弗里斯基林(Jeffrey Skilling)所涉19項詐騙、共謀、內部交易和欺騙審計師罪名成立，另有九項涉嫌內幕交易罪名不成立。此外，在另外一樁涉及銀行詐騙的案子里，雷也被裁定犯下四項控罪。兩人的律師都表示要竭力上訴。
至此，一度為美國第七大企業的安然公司于2001年倒閉后引發的風暴，終于告一段落。雷和斯基林的刑期要到今年9月11日才最后宣布。如果將兩人全部成立罪名的最高刑期簡單疊加，分別為185年和185年。盡管實際宣判的刑期將大大小于這些數字，但如果他們的上訴失敗，64歲的雷和52歲的斯基林，仍舊可能要在監獄中度過余生。
肯尼斯雷從發跡到倒臺，前后不過20年。
1986年，曾當過美國海軍軍官和聯邦政府職員的肯尼斯雷在兩家大型能源公司合并后，成為新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公司的名字就叫做“安然”。15年間，安然奇跡般成長為美國第七大企業，曾被《福布斯》冠以“最受尊敬企業”。董事長雷與政府高層官員比肩，被總統布什親切地稱為“肯尼男孩”。
2001年秋，短短數十日之內，這個神話卻又轟然坍塌。公司股價由80美元驟降至1美元，市值縮水數百億美元，轉瞬間從世界矚目的能源巨頭變為美國歷史上第二大規模破產案；5000多名員工失業，并失去了積攢多年的退休金。政府也由此從嚴立法，出臺著力于加強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薩班尼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
從安然破產開始，幾十場相關的民事、刑事訟案在隨后的幾年陸續開庭。今年1月31日起，在安然總部所在地休斯敦揭開了刑事起訴的末章，針對雷和斯基林的訟案正式開庭。審判持續了15周。5月17日，由12人組成的陪審團開始討論，裁決兩人是否有罪。
“謊言就是犯罪”
兩名安然前高管罪成，對美國聯邦政府來說，是在打擊白領犯罪方面最大的勝利之一。
“安然案的復雜程度，超出了所有同類案件的總和。”曾于2002年至2004年供職于政府的安然工作組，前聯邦檢察官薩繆比約(Samuel Buell)接受《財經》采訪時說，“我們戲稱，在安然之前，所有的白領犯罪頂多算‘代數’難度，而安然事件則是‘微積分’。”
安然案中很多審計手段和對信息披露的處理，實屬“灰色地帶”，在當時環境之下很難簡單判定是非。因此，聯邦檢察官并沒有過多糾纏于審計的技術細節，而是重墨突出兩名被告故意撒謊，將犯罪定義為“故意向公眾散布虛假信息”。
比約認為，由陪審團審理刑事案件雖好，也存在著一大弱點，即陪審員來自普通市民，并不具備專業背景。安然案中紛繁蕪雜的審計細節，對他們而言有如天書。
“政府這次非常成功地將案情簡單化了。”比約說，“從始至終，控方圍繞一個基本觀點，那就是被告沒有對公眾說真話。”
雙方的角力，尚在遴選陪審團之際就已展開。作為公司總部所在地，得克薩斯州休斯敦在安然崩潰之際深受其害，百姓對案情知之甚多，民怨很大，對被告尤為不利。
《紐約客》今年2月刊文記載，在篩選陪審團過程中，辯方處心積慮，尋找冷靜平和、對高管可能產生同情的陪審員。發放給候選人的問卷中，包括了“是否訂閱《福布斯》、《財富》、《華爾街日報》”、“是否在家主管理財”等問題，希望借此覓得的陪審員熟悉商業運作，并能理解管理層所面臨的壓力。
開庭之初，兩方即展開激烈交鋒。檢察官試圖證明雷和斯基林的行為構成故意欺騙，即既要證明被告向公眾隱瞞、提供虛假信息，又要證明兩人故意所為，并從中牟利。而辯方力圖將安然破產的原因推卸他人。
在長達60多頁的起訴書中，公訴人羅列了被告多次明知安然虧損、依然向公眾發布利好消息的事例。起訴書稱，通過長期發布此類虛假的利好消息，安然股票上漲，斯基林從股票期權中總共獲利8900萬美元，雷則獲利2.17億美元。
“斯基林先生和雷先生一次又一次撒謊。”聯邦檢察官凱特琳雷穆勒(Kathryn Ruemmler)在總結陳詞中說：“那些謊言就是犯罪。”
斯基林的律師則將公布利好消息歸結為公司文化使然，而安然的崩潰是正常的商業失誤所致。他反駁道：“公司文化不是罪行，破產不是罪行，失敗更不是罪行。”
兩名被告均否認所有指控，并將安然倒閉的責任悉數推給他人。
首先，辯方稱，安然的驟然破產有如銀行的擠兌，是因為媒體的負面報道而沽空投資者(short seller)紛紛撤離導致；財務和審計問題不僅無關大局，而且完全是前首席財務官法斯陀的責任，雷和斯基林只是錯在過分信任他。雷甚至在法庭上公開稱法斯陀為“騙子”。
赫寧認為，這種抗辯策略，在此類案件中比較罕見。
“比如，在世通公司一案中，被告承認公司存在嚴重問題，只是在個人應負多少責任上抗辯。”赫寧說，“但是這次，辯方反復強調安然(崩潰之前)是一個健康而強大的公司，即使有問題也不傷大礙；也就是說，不是這兩個人有罪沒罪的問題，而是這里根本就沒有任何罪過。”
比約解釋說，刑事案件的審理中，被告通常采用兩類手法獲勝：一是說控方證據不足，無以證明有罪；二是拿出另一個故事，表示問題并不存在。此次被告兩種策略均有采用，只是更側重后者。他認為被告此舉有點過度，“并無必要。”
事實證明，這種抗辯策略的確是失敗的。陪審員都表示，不相信負面的媒體報道和脆弱的市場信心，是導致安然轟塌的罪魁禍首。
失敗的辯護
與已經塵埃落定的其他安然審判不同，此次對雷和斯基林的指控缺乏諸如錄音、文件等物證，主要指控建立在證人提控的證詞之上。因此，陪審團對證人的信任尤為重要。
控方說服多名重量級人證，包括已經認罪服刑的法斯陀出庭指證。雷花4000萬美元聘請的辯護律師邁克爾拉姆賽(Michael Ramsey)在法庭上多次質疑證人的可信度，反復向陪審員表明，他們的證詞是為了迎合檢察官，換取減刑而有意夸大或篡改事實。
但是，給予雷和斯基林致命一擊的并非法斯陀，而是安然前財務長本格里森(Ben Glisan)、前安然投資關系部門負責人馬克科尼格(Mark Koenig)。特別是前者關于雷與斯基林允許甚至縱容操縱會計行為，以及對財務狀況徹頭徹尾虛假陳述的指控，獲得全體陪審員的認可。
安然前零售部門主管戴維德雷尼(David Delainey)的證詞，也對斯基林構成沉重打擊。德雷尼表示，斯基林參與了將安然能源部門2億美元的損失轉移到盈利的大宗交易部門，因此避免向公眾公布能源部門虧損的消息。就此進行辯護時，斯基林明顯回復得軟弱無力，辯辭多次出現令人疑惑和前后不符的地方。
此次雷與斯基林的出庭時間，分別為五天和八天。雷一向以和藹、有親和力著稱，辯方原希望以他的魅力打動陪審員，但他的庭上表現遠不如預期。
在股票買賣一事上，雷的形象受到嚴重挑戰。安然股價大幅下挫時，他以身作則，買入股票，樹立起對公司的感情深重的印象，大得民心。然而安然工作組發現，雷同時行使自己的高管信用額，向公司借款7700萬美元，然后用價值7000萬的股票抵債——實為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變相出清手中的股票。
盡管這一行為本身并不構成裁定雷有罪的證據，但依然被陪審員唐馬丁(Don Martin)視為“可恥”。雷在法庭上對控方提出的這個問題大發雷霆，則毀掉了他在公眾心目中所剩無幾的好印象。
幾番交鋒審訊后，雷和斯基林均給媒體留下了自大、傲慢的印象。在裁定有罪后的記者見面會上，有陪審團成員指出，雷的傲慢最終導致他們做出對其不利的判決。同樣是企業家出身的溫蒂馮恩(Wendy Vaughn)表示：“他(雷)看起來有很強的控制欲，他對證人對他的指控忿忿不滿。這使得我對其人品產生質疑。”
赫寧認為，雷的表現是多年擔任高管造成的慣性：“之前人們總認為雷擅長溝通，但這次審判中他甚至與自己的律師都出現溝通障礙。這是高管的通病。因為在公司里掌控一切，即使在法庭上，他仍以為自己仍在掌權。”
“誠信(credibility)是此案的關鍵。”赫寧說，“如果陪審團不相信兩名被告，他們就會做出有罪判定。”
正是在誠信問題上，雷與斯基林失去了陪審團的徹底信任和同情。在新聞發布會上，幾乎所有被提問陪審員都提到，聲稱牢牢掌控安然方向的雷與斯基林，卻在法庭上申辯自己對公司內部出現的嚴重會計和財務問題毫不知情。
“這就像父母把孩子送到學校，校長就必須對孩子健康和安全負責。我不能說我毫不了解我的老師們在教室里的所為。如果一個孩子走失了，我就必須為此負責。”陪審員弗拉迪德爾加多(Freddy Delgado)這樣表示。他是一所小學的校長。
赫寧認為，民眾希望通過審判看到的是，財富和權力并不能讓個人推卸責任，免予處罰；再高昂的律師費，也不能讓有罪的人免遭懲罰。
比約對《財經》說，安然案刑事審判的意義，在于重塑民眾對金融市場的信心。通過這個案子，人們希望回答兩個問題：“我們的司法系統是否有能力約束企業，讓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一旦出現問題，高管們是否受到相應的懲罰？”如果不能很好地回答這些問題，“投資者一旦喪失信心，美國金融市場也就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基礎。”
本文刊發于5月29日出版的《財經》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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