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面臨的美國問題

　　文/約瑟夫·斯蒂格里茨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春天的這次會議被譽為是一次突破，因為基金組織的官員們將要對貿易不平衡這個引起全球動蕩的主要因素進行新的“監控”。就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身的合法性而言，這一新的使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但是，基金組織是否有能力承擔這一工作呢？

　　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美國這個最富有的國家每天向其他國家的借款要超過20億美元——盡管他們已經接受過關于良好管理原則以及財政責任的教育。因此，對于肩負著保證全球經濟穩定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說，存在著非常高的風險：如果其他國家對債務日益增多的美國失去信心，那么世界金融市場將出現巨大的動蕩。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任務是非常艱巨的。當然，基金組織的重點在于全球性不平衡而非雙邊貿易不平衡。在多邊貿易體系中，雙邊貿易的大額逆差可以通過和其他國家的貿易順差來彌補。中國也許想要中東的石油，但中東那些由少數人掌握巨大財富的國家，也許對古奇手袋更感興趣而非中國大規模制造的商品。因此中國在與中東的貿易中呈現逆差，但與美國貿易則為順差。但這種雙邊貿易平衡并不能體現中國對全球不平衡的總體影響。

　　美國對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角色的擴展而沾沾自喜，以為這樣會給中國施壓。但美國人的這種高興是短視的。如果看看多邊貿易不平衡的情況，美國比任何國家都要糟糕。2005年，美國貿易逆差高達8050億美元，而與歐洲、日本、中國貿易順差的總額卻只有3250億美元。因此，對貿易不平衡的關注焦點應該落在全球主要的不平衡國家：亦即美國。

　　對貿易不平衡的評估——誰該受到譴責，應該怎么做——包涵著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貿易不平衡是一個結果，比如一個家庭對于要存多少錢，要花多少錢，都花在什么地方等決定的結果。這同時也是政府決策的結果：稅收和支出(決定了政府收入與赤字)、投資法規、外匯政策等等。所有這些決策都是相互影響的。

　　比如，美國巨額農業補貼造成財政赤字，而后轉化為更大的貿易赤字。但農業補貼卻對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造成了影響。如果中國對人民幣進行重新評估，其農村狀況將進一步惡化；但在國際自由貿易中，美國農業補貼轉化為世界范圍內農產品的低價，以及中國農產品的低價。美國對于富有的聯合農場的慷慨大方，也許并無意傷害世界上的窮國，但這卻是可以預見的結果。

　　這使中國決策者陷入了兩難的處境。對自己的農民進行補貼則要轉移用于教育、健康和其他急需發展的項目上的資金。或者中國可以將

　　確定一個國家的貿易不平衡是由于政策失誤還是周圍環境造成的自然結果，這不是一件輕松的任務。一個國家的貿易赤字等于內部投資與其儲蓄的差額，而發展中國家通常會被鼓勵盡可能地儲蓄。很明顯，中國的人口已經超出了對這些警告的反應。更加強大的安全網絡體系可以減少做未雨綢繆的儲蓄的必要性，但這種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中國的投資是高額的，但進一步投資增加了資金錯誤分配的風險，因此降低中國貿易不平衡也許并非易事。

　　而且，改變中國的匯率并不能改變美國多邊貿易赤字的現狀。美國人可以不買中國的

　　由于美國貿易赤字成為一個主要的全球性貿易不平衡，如何增加其全國儲蓄則應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美國政府已經為此奮斗了幾十年，在我就任克林頓內閣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時，這就是一個經常辯論的話題。確實，稅收優惠可能會提高個人儲蓄，但稅收上的損失與其收益并不相符，因此全國儲蓄實際上是減少的。我們只找到一個解決辦法：減少財政赤字。

　　簡而言之，美國擔負著貿易不平衡的責任以及迅速采取政策予以解決的責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評估全球貿易不平衡的這一新使命便是對其搖搖欲墜的政治合法性的考驗。在春天的這次會議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未能依據能力而不論其國籍來選出領導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并未保證選舉權會在一個更大的范圍內分配，比如很多正在崛起的國家并未能獲得選舉權。

　　如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于全球貿易不平衡的分析不能做到公平，如果不能認出美國是需要負主要責任的國家，如果不能引導人們關注于美國降低財政赤字的必要性——通過對美國富人提高稅收并降低國防支出來實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于21世紀的實質作用將會不可避免的降低。

　　【作者約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系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曾任克林頓內閣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兼高級副總裁；本文版權歸Project Syndicate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