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北大賽瑟論壇上，保監會主席吳定富透露，國務院已允許保險公司購匯進行境外投資。而不久前，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高西慶也向外界表示，社保基金的海外投資也將啟動。這意味著以社保基金和保險資金為先鋒的境外投資體系將浮出水面。央行13日發布的調整6項外匯管理政策的公告將會大大加快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的步伐。
聯想到年初外管局宣布今年將取消企業境外投資用匯的額度限制。毫無疑問，中國
正向第三世界國家中的最重要的投資母國角色邁進肯定是潮流性的趨勢。
一般認為，這是中國優化外匯儲備，平衡全球貿易的一種策略：我們必須通過花錢才能洗掉“重商主義者”的標簽，要控制外匯儲備，因為這會帶來更大的持有成本和造成對我國貨幣政策更大程度的干擾(外匯占款對M2指標的沖擊)。
這種流行的觀點盡管非常合理，但它的解釋因素是淺層的。實際上，讓中國企業大手筆跨國購買的驅動力并不僅是企業的雄心和眼光，造成中國向投資母國邁進的根本性因素并不僅是一種國家策略,而是一種經濟體結構性矛盾帶來的壓迫力。確證這一點，可以用增加值率來體現。增加值就是經濟體內的總產出減去生產環節的中間投入部分。增加值率就是用增加值除以總產出，它是度量經濟體投入產出效益的綜合指標，也是經濟體最重要的質量指標之一。
或許可以以國際比較的視野來分析。我國近些年的增加值率，1981年是0.4808，1997年是0.3788,2000年為0.3586，2005年的數字可能在0.33左右。當然必須承認，在一個高速工業化的階段，產能擴大和源源不斷的低廉勞動力供應(也許還包括匯率因素，不過匯率并不是那么重要)，帶來的中間投入的要素回報和貢獻系數降低(尤其是后者是支持增加值率上升的關鍵因素)，是增加值率持續下降的重要因素。但如此大幅度下降還是很能說明問題。拿增加值率較低的英國來說，它的增加值率雖然一般，但還是相當穩定，至少說明它的經濟質量從來沒有惡化，從1982年-2002年一直都在0.459-0.467之間浮動。而美國、俄羅斯甚至經濟長期不振的日本的增加值率都基本穩定在0.55的水平。兩個重要的發展中國家墨西哥和巴西，近兩年來，它們的增加值率都比較穩定。
敏感外資似乎已對經濟體質量的變化有所體悟。FDI除了強化對一些壟斷領域(牌照或資源型)的大規模財務股權投資以外，已放棄了對一些過去青睞的產業領域的布局。原因并不是它們目前在這些領域遭到國內資本強烈競爭，比如轎車、家用電器、電子和洗滌行業。而是因為它們認為中國經濟體的總體質量并不能支持這些領域的長期的價值實現。
于是，我國在1991年-1997年的FDI資本形成率(即FDI占國內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比重)高達12.3%(當時的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是6.1%)。現在中國的數字僅為8.2%，低于發展中國家的10.5%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中東歐轉軌國家的19.1%的平均水平。這種經濟體質量變化的氣息，中國企業也感受到了。于是1999年-2004年，中國對外投資的年均增長率都處于42.3%的增長高位。根據這個速率，估計到2010年，我國年均境外投資額將高達200億美元。
因為經濟體結構性問題所造成的驅動，因為簡單的成本-收益生存法則導致的境外投資運動，必定會成為燎原之勢。中國企業通過收購、技術消化，參與和推動全球服務外包體系來達到逃避本國經濟體質量變化、調動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目的。這是一個趨勢，更是一個挑戰。
成為全球投資母國的角色并不輕松，想一想1980年代的日本，一個政府控制型的社會在成為全球投資母國的過程中犯下了大錯，大量的無效境外投資和項目收購，造成了銀行壞賬和企業治理失控。而要避免日本的命運，則需要在推動中國成為投資母國的角色基礎上，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和政府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