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高福利下的創新沖動

　　本報記者 王穎

　　赫爾辛基、廣州報道

　　“保持知識資產的持續增長和科技領先地位，是芬蘭惟一的生存和發展機會。”芬蘭企業聯合會首席經濟學家Jussi Mustonen博士告訴記者，即使在199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

芬蘭政府也沒有減少對科技研發的投入。

　　1917年獨立的芬蘭，是一個歷史上“飽受威脅的國家”(瑞典外交家和歷史學家克里斯特·瓦赫拜克之評價)。二戰前以小農經濟為主，工業基礎薄弱；戰后承受強大的國際政治壓力，以及巨額債務負擔。從1990年代開始，仿佛鳳凰涅槃，芬蘭重生為充滿創造力的高科技強國。

　　大蕭條成轉型契機

　　1990年代初的經濟大蕭條，成了芬蘭改變產業結構的契機，戲劇性地結束了芬蘭的去工業化進程。

　　在這場大蕭條之前，芬蘭一直以森林工業為主，并陷于鋼鐵、造船以及紡織服裝行業的結構危機里。

　　當時的芬蘭科技發展規劃強調，科技發展要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支持、鼓勵企業進行科技開發與合作。同時，集中優勢，只發展能帶動國民經濟整體增長的重點領域，如電子通信、現代生物技術等。

　　芬蘭的科研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5%，次于瑞典和以色列，位列世界第三。據芬蘭政府最新統計，在芬蘭每年的研發投入中，政府投入保持在30%左右，企業占70%。政府還將重大科技發展項目納入國家計劃，與企業共同投資，成果歸企業享用。

　　這是芬蘭式的戰略——產、學、研三位一體的國家創新體系中，政府除發揮領導和協調職能外，還通過主管科技的下屬專業機構將科技創新同國家科技發展規劃聯系起來。

　　芬蘭的研究與開發活動在很大程度上以產業經營發展需要為驅動。據統計，自芬蘭產業結構轉型以來，工業部門對研究與開發的投資每年增長15%-20%，政府對企業技術創新的支持也在加強，近年來企業科技創新費用的10%來自政府。

　　隸屬芬蘭貿工部的國家技術開發中心是企業和研究機構開發重大科研和產品研制項目的資助者和促進者。該中心在芬蘭各地設有14個經濟開發中心，每年的服務對象有近3000家公司企業、50所高等院校和800多個研究機構。中心通過提供研發資金和專家服務的方式，鼓勵和加快新產品的研制工作。這種強調產學研結合的資助機制有效使用有限的資金，促進了國家創新體系各要素之間的密切聯系。

　　高福利：創造力之福還是禍？

　　教育是芬蘭可持續性創新的最重要基礎之一。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稱，芬蘭保持2005年國家

　　這個人口僅有530萬的國家擁有21所大學，平均約每25萬人擁有一所大學，65%的人可以進入綜合性大學或高等技術學院學習，而大部分進入綜合性大學的學生最后都獲得了碩士學位。

　　教育經費在芬蘭的國家財政預算中所占比例高達18%，遠遠高于美國和日本。高素質為技術創新、技術吸收與應用創造了良性基礎。據統計，芬蘭公民教育水平高，掌握技術好，較熟悉經濟事務，綜合指標居北歐第一位。信息技術的普遍應用，使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雇員的工作效率提高了8%至18%，其交通和信息產業方面的勞動生產率已超過美國。

　　有這樣高的教育水平，也與芬蘭的高社會福利相關。芬蘭從小學到大學的整個階段都免學費，大學生還可以領到一定額度政府的補助。

　　芬蘭是典型的高福利國家，在造就高素質人才的同時，也遭遇了高福利的尷尬。“有些學生更愿意呆在學校里，不愿畢業找工作。”一位芬蘭人對本報記者說。

　　在高福利下激發國民的創新沖動，似乎不是容易的事情。“我覺得，正是因為沒有了生存壓力，芬蘭人的創新才能更得以發揮。”Finnfacts工業聯合會的Marianne　Huttunen女士對記者說，Linux軟件系統的研發，便是在這種環境下的產物，而且也只有這樣的環境，才會有之后的大規模免費使用。

　　但芬蘭國家技術局上海辦事處的首席代表Jaani Heinonen卻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這的確需要在制度設計上尋找一種平衡。芬蘭政府在創新氛圍的引導上做了相當多的工作。自身的傳統、教育方式與政府引導已經讓創新成為“芬蘭人不斷克服外部制約，創造美好生活的態度，而不僅是技術上的先進”。

　　步步推進國際化

　　對于芬蘭而言，經濟和智力資源畢竟有限，因此在保持科技研發高投入的政策下，芬蘭也應時調整“科技強國”的戰略。

　　2000年，芬蘭發表的科技政策黃皮書指出，今后三年芬蘭科技發展的最迫切問題是如何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知識與技術挑戰”。為此，政府部門繼續推動信息產業發展，進一步提高整體教育水平，增強全社會利用知識和研發成果的能力；加大對科研開發的投入，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國際化進程，為芬蘭更好地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創造條件。

　　2004年11月，芬蘭科學和技術政策理事會正式成立，由芬蘭首相擔任理事會主席，教育部長和貿工部長擔任副主席，其成員包括芬蘭各大部、科學院和科研機構、大學以及大公司的領導。該理事會在《芬蘭科學和技術的國際化》白皮書中指明，在國際上扮演積極的角色并參與知識的創造和傳播是最重要的，因此，芬蘭的實力一方面要在全球化中通過國際合作認真發展，強化全民和社會資本；另一方面，在國際交往中日益強調高質量網絡和合作渠道的重要性。

　　Nokia是芬蘭國際化的標志性起點。“Nokia對于芬蘭來說，已經不是一個公司，而是改變芬蘭產業結構的重要因素，”Jussi　Mustonen如是說，而電訊產業遍布世界各個角落，也使得經濟“快速國際化”得到了實現。

　　事實上，1990年代以前的芬蘭對于與外國合作還非常排斥，尤其在一些基礎性的項目上。但在經濟大蕭條以后的1993年初，由于自身的迅速發展，使芬蘭解除了對外國股權的限制。1995年加入歐盟后，通過歐盟各種研究計劃以及北歐合作等多種渠道，芬蘭加強了國際科技合作，并幫助企業、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尋找國際合作機會和伙伴。

　　由于芬蘭本身市場狹小，企業的市場創新能力與技術創新能力同等重要。芬蘭政府和公司企業共同參股的芬蘭貿促會，以商業服務形式向企業提供服務的機構，在世界34個國家和地區設有51個出口中心，密切跟蹤所在地區和國家的市場變化，尋找合作伙伴和新的市場。

　　從芬蘭看中國創新之路

　　對于中國，芬蘭顯示出極大的合作熱情。芬蘭國家技術局是面向研發的主要公共資助組織，也是芬蘭兩個最大研究基金組織之一，主要資助工業項目以及科研機構項目，尤其是高風險的創新項目。國家技術局也負責國際科技合作，近三年間已經相繼在北京和上海設立了辦事處。

　　2005年9月12日，芬華創新中心公司在浦東張江，由芬蘭總理萬哈寧、上海市副市長唐登杰為中心揭牌。芬華創新中心的任務是為芬蘭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提供咨詢和服務，幫助他們同中國的有關部門及工商界建立聯系和合作網絡。去年5月進行試營運，已有8家芬蘭企業和6家組織入駐，預計今年秋季將全部投入使用。

　　由于歷史原因，芬蘭在1879年才實現了完全的自由貿易，政府仍然在許多部門保留著重要角色，并在日后不斷加強。不過，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以及芬蘭自身經濟發展的要求，政府的角色正在減弱。從1950年代起，政府股東以一種緩慢而自然的方式陸續賣掉所持股份，對于經濟事務的干預也趨向弱化。

　　從政府角色來說，芬蘭與中國有著相似的歷史。對于中國政府力量強大的現實狀況，這種政府主導的國家創新戰略實施，也許比較美國等其他國家的經驗更值得借鑒。

　　中國科學院原院長周光召看到了這一點，并號召學習芬蘭經驗。2005年9月13至1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率團訪問芬蘭，代表中國科學院與芬蘭科學院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中科院國際合作局在進行系統研究后，總結出《芬蘭國家創新體系及對我國的有益啟示》的專題報告：中國應當走自主創新道路，發展高技術并用其改造傳統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