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變而新生：韓國經濟已經進入相對平穩增長期

　　代 忘

　　據2006年的最新數據，2005年韓國經濟增速達4%，雖然比2004年的4.6%略低，但韓國經濟已經進入了相對平穩的增長期。早在2004年，韓國人均GDP就達到14144美元，超過人均13529美元的臺灣，升至“四小龍”的第三位。同年，新加坡以人均GDP25191美元的水平，超過人均24082美元的香港而躍居四小龍之首。四小龍這兩年都取得了不錯的經濟增長。這意

味著，作為“東亞奇跡”的“第二梯隊”，經歷亞洲金融危機的洗禮后，各自的改革與調整對策在9年后的今天已經結出了新果。

　　不僅如此。昔日“東亞奇跡”的先行者、1980年代泡沫破滅后的徘徊者——日本，也正在經歷著1990年代以來最值得關注的復蘇。過去兩年里，日本經濟的GDP增速分別為2.7%和2.4%，這是很不錯的成績。日本企業與政府經過4年左右的深刻變革，已使經濟的復蘇獲得相當堅實的基礎。主銀行制的改變、金融領域的變革和政府通過

　　在亞洲四小龍里面，韓國的大財閥集團與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跟日本最為接近。觀察一下這種模式最近幾年的變遷，不僅能加深對所謂“東亞模式”最新進展的理解，也能給作為“東亞奇跡”強力后繼推動者的中國提供某些啟示。

　　韓式困局

　　同樣的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策略，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前和之后得到了很不一樣的評價。危機爆發前，學者們研究“東亞模式”，提出“日式資本主義”的新名詞，杜維明等人也提出儒家資本主義的說法，東亞的發展甚至激發青木昌彥、保羅·米爾格羅姆(Paul Milgrom)、阿布納·古萊依夫(Avner Greif)、錢穎一、約翰·利德巴庫(John Litvack)等一干經濟學家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開設比較制度分析的課程，并形成了比較制度分析這樣一個新的經濟學分支。但危機爆發之后，以IMF為代表的國際輿論又將“東亞模式”看成官商勾結、非民主化與裙帶資本主義的集合體，儒家文明重新被很多人看成阻礙現代經濟的落后因素。

　　毫無疑問，1997年的金融危機之所以如此深重，尤其是韓國，幾乎被逼到國家破產的地步，是與這種“東亞模式”有相當關聯的。政府主導的大財閥集團式的經濟發展，有利于集中有限的資源，在因時制宜的產業政策與配套的財政、稅收政策支持下，使韓國自身的基礎工業在近乎一片荒蕪的國土上，迅速地發展起來，同時也能使后進國家較快地參與國際競爭，還能集中力量促進技術的進步，有效執行政府的正確的產業策略，這些優點集合起來，使韓國經濟取得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

　　但此種模式也給韓國經濟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該模式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是政府與企業結合得非常緊密。可以說，韓國的大財閥企業就是由政府一手扶植起來的。政府通過大財閥企業推進工業化，參與國際競爭，而這些企業則從政府那里得到各種財政和稅收的支持，在融資上被優先考慮，得到低息的貸款等等。第二個特點，是家族控制。1994年的數據顯示，通過家族直接持股以及子公司的相互控股，韓國最大的30家財閥約有47%的股份被家族內部成員控制，而由于外部股東非常分散，他們對企業的運作并沒有發言權。前面的兩個特點結合起來，促成了韓國大企業的投資軟約束。該模式的第三個特點就是韓國支柱企業的“大而全”，所謂“大馬不死”，全面開花。企業的投資非常分散，廣泛分布在各個領域。比如，即使在金融危機之后的1999年，“三星”還是有159家子公司，其經營范圍包括電子、汽車、化工、造船、造紙、制糖、紡織、通信、飛機、金融、保險、建筑、旅游、醫療、媒體諸多領域。另一個巨無霸“現代集團”，在1998年也有79家關聯企業，囊括了包括家具和化妝品在內的15個產業領域。顯然，亞當·斯密式的“分工”理論，在這里完全失效了。第四個特點，則是這些企業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債經營。韓國經濟在30余年中高速擴張，其資金來源，相當大部分既不是來自于利潤積累，也不是靠外商的直接投資或者股票融資，而是來自于借債。1996年底，韓國企業的凈資產負債率為335%，大企業則更高，達到了449%。可以想見，這是一份糟糕的資產負債表。到危機爆發時，韓國總共借了大約1600億美元的外債，其中短期貸款占到50%左右，這種局面，令當時300億美元左右的外匯儲備顯得楚楚可憐。用這點外匯儲備去干預外匯市場、穩定

　　以上這些特點，會出現一系列問題。首先是負債經營造成的經濟和金融隱患，其次是官企關系過于緊密，造成韓國社會官商勾結、社會腐敗的現象。韓國的幾任總統都由于利益輸送問題而受到審查乃至刑罰，可堪為證。而且由于大財閥集團對經濟命脈的控制，導致其對反過來對政治決策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例如，2004年，三星集團全球銷售額1800億美元，其中三星電子達790億美元，出口650億美元，占韓國出口總額的17.7%和韓國稅收總額的8%。三星的9種產品在全球銷售排名第一。韓國媒體甚至直接以“三星共和國”、“三星王國”稱呼這個巨型企業，來形容其在韓國經濟與政治中的地位。而這種巨大的影響力，有可能會促使其影響政府的決策朝有利于自己的軌道上傾斜，從而損害整體資源按照市場原則有效配置。

　　再次，由于家族控制企業，造成企業的內部人控制現象，使企業決策不夠透明。這也是外資在很長時間里不敢輕易入股韓企的原因之一。

　　第四，由于韓國大企業投資分散，公司治理結構不佳，無法受到類似于風險投資公司、有效的董事會和資本市場等的多重運營監督，這極大地影響了韓國經濟的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副作用，就是大企業主導經濟命脈，導致中小企業的發展受限，而這造成了韓國社會相當嚴重的貧富不均。據OECD的報告書稱，大公司在歷經金融危機之后的改革，已經明顯地改善了表現；相反地，大部分中小企業現在出現財務結構和營業獲利方面的問題。目前，韓國已經有近1/4的中小企業處于虧錢經營狀態。如果其產需都主要立足國內的中小企業越來越弱，而采購與出口在國外占比都很大的大企業卻越來越強，韓國的內部需求就會受到損害。同時，由于中小企業的弱勢，也令經濟增長帶來的就業機會非常有限乃至出現無就業增長的現象，這會致使大多數國民無法享受到與經濟恢復同步的收入增加。根據韓國勞動研究院的統計數據，在2004年，韓國沒有正式工作的勞工占全部就業人口的37%，總數超過500萬。

　　這種困局，跟中國改革攻堅展開之前的政企、政銀、銀企關系有不少相似之處。只不過，韓國的企業并非是國家或全民所有，而是財閥家族掌握著控制權和經營權。

　　韓式變局

　　以上的困局畢竟是韓式而非中式的，則變革的途徑自然也只能是韓式的。休克式的變革企圖全盤引進新的制度，往往引起新制度與舊環境的不兼容。而漸進式變革的困難則在于，摸索到現存體制中需要變革的核心制度后，要有足夠的勇氣進行決斷。在一個正常運行的體制里面，各種制度總有互補性。在緊密相關的制度之間，可以有先變和后變的選擇，卻決難變一個不變另一個。

　　拿跟韓國相近的日本經濟體制來說，1990年代以前的主銀行制度，不僅是說由一個銀行給企業借貸總額最大，還包括企業要將自己的結算賬戶集中于主銀行，銀行對企業進行一定的股份持有并幫助公司在國內市場發行公司債，另外，銀行還在企業有需要時向企業派人參與經營管理。在這種制度下，日本企業的整個運營機制跟運營環境，都跟歐美企業有別，前者為銀行和政府考慮得多，后者為股東考慮得多，后者依靠市場的力量進行分散監管，而前者則是銀行承擔了監管者的角色。所以要改革日本企業的治理模式，必然涉及到日本銀行的改革與日本政府角色的轉變。而近年的日本改革，正是企業、銀行與政府同時推進的體制性重構。韓國的大財閥企業模式，跟日本的主銀行制度頗有相似之處。政府、銀行與企業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在改革之前，韓國的金融基本上屬于“官治金融”，政府享有發言權。這與大財閥企業模式聯合在一起，形成韓式經濟主要特征。

　　此種制度的運行，類似于圣王政治。如果人性都善，大家皆努力向上，相互幫助往好的方向走，自然是最有效率的方式。而一旦官員或者企業經營者為私利驅動，便逐漸顯現其相互勾結，隨意投資或揮霍而不受有效制約的壞處來。在一個國家草創階段，或在某種信仰之下，全民一心向上是有可能的。實際上，韓國在全民一心、賣金賣血共渡金融危機難關的時候，就表現出了這樣的民族精神。但是，這種狀態多半是變態而不是常態，是例外而不是向來如此。韓國的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到了一定程度，便累積起了前面所說的官商勾結、效率低下、過度借貸、貧富分化等諸多問題。

　　早在1980年代初期，韓國政府就開始將其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向民間主導型轉變。通過逐步緩解多種產業中的行政管制，來放寬市場準入。但由于財閥式的經濟力量過于強大，這些措施只取得了有限的成果。

　　直到1997年受到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之后，新上臺的金大中政府才放開手腳，下狠勁改造韓國的經濟結構。1998年1月，韓國政府制定了提高企業的經營透明度、逐步取消債務互保、徹底改善財務結構，避免過度負債經營、確立主導產業部門，實行專業化經營以及加強控股股東和經營者的責任等企業改革的基本原則，并修改了《金融企業結構改革促進方案》、《證券交易法》、《企業破產法》、《銀行法》、《租稅減免規則》等法令。可以看出，使韓國的大企業脫離政府與銀行的超經濟支持，獲得獨立的市場品質是這次改革的主旨。與此相關，銀行業也必須向商業銀行轉型。作為政府主導型經濟的特色之一，韓國政府還硬性規定現代、大宇、三星、LG、鮮京等五大企業集團保留各自核心產業，放棄弱勢產業，按照優勢互補的原則進行企業互換，實現專業化經營。政策的目標和促進方向是通過強化市場內部的競爭，改善領導結構，加快實現大企業集團的獨立經營。這些改革明顯帶有行政強制的色彩，而不是通過創立市場環境，讓這些企業根據市場狀況自行決定如何改制。

　　這與日本2001年以來的改革明顯不同。日本這次的企業變革，處理“產能過剩”、“勞動力過剩”和“債務過剩”等諸多問題，不論經歷了多么大的震蕩，都是企業自身做出的決策，政府采取了甩手不管的態度。而政府把目光聚集在處理銀行壞賬，重建金融體系以及“自身變小”的事務上，真正做到了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

　　在這個意義上，日本的本輪改革比韓國的改革要更深刻更穩健，而韓國由政府主導的市場變革并不徹底，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依舊存在。當然，日本的“2017夢想”尚未完成，而韓國近兩年的“文化產業”政策所結出的碩果，也還是顯示出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引導”經濟的有效。政府與市場的角色與邊界，從來都沒有教條可循。因時而變，以求新生，是古老的智慧。

　　(作者為本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