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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實
乍看之下，12月15日至16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峰會與12月13日至18日在中國香港舉行的WTO第六次部長級會議有些“風馬牛不相及”，實際上，兩大國際性峰會歲末的風云際會不僅僅是時間上的巧合，歐盟CAP(CommonAgriculturalPolicy，即共同農業政策)更是成為決定成敗的共同線索。
就歐盟峰會而言，2007至2013年度的中期財政預算問題亟待解決，英國版預算方案把歐盟2007至2013年預算規模削減至8468億歐元，但對農業補貼的削減卻不足2%，這使得CAP支出占歐盟預算的比例甚至有可能從40%上升至44%。但這個預算方案可能并不能讓任何一方滿意，法國堅持“CAP在2013年必須保持穩定”，而德國、瑞典、荷蘭這些歐盟預算凈支出國則對改革力度的不足心存不滿。在一票否決制的制度安排下，歐盟峰會的前景不容樂觀。
就香港會議而言，農業問題的懸而未決讓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僵局。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在農業補貼這一中心議題上的互不相讓使得實現整體突破的希望逐漸渺茫。追根究底，歐盟CAP改革的停滯不前構成了多哈受挫的主要原因，美國已經主動表態將在2010年前把農業補貼削減60%，在皮球踢向歐盟的時候，削減農業關稅39%自然不能構成一個合理的“對價”，歐盟對CAP改革的意興闌珊惡化了談判的氣氛，讓多哈回合面臨著進退維谷的“囚徒困境”。
43年前形成的CAP的基本目標就是確保農業人員的公平收入、穩定農產品市場、保持農產品合理的銷售價格以及確保農產品供應。CAP是歐盟最重要、也是歐盟內部實施的第一項共同政策。2004年歐盟預算用于CAP的資金支出為436億，約占歐盟預算總額的42.2%，相對于2%的農業人口比例，CAP支出的總額和比重都非常巨大。
這種不對稱的CAP支出和農業比重意味著CAP改革理所應當，但實際上，CAP改革卻一直是舉步維艱。
首先，對農業安全的格外重視給CAP改革帶來了壓力。戴高樂曾經說過：“一個在農業上不能自給自足的國家決不能稱之為偉大。”在這種戴高樂主義的熏陶下，農業安全被置于重要地位。在直接CAP補貼平均占到農民稅前收入90%的情況下，CAP的進一步改革勢必引起法國內部的社會恐慌，因此受到了農業部長出身的希拉克總統的大力阻擊。
其次，對旅游資源、生態環境的顧及增加了CAP改革的復雜性。法國需要大量的農業補貼對農場主控制擴張沖動提供補償，正是出于這種特殊需要，CAP改革面臨極大的復雜性。再次，歐盟內部的利益博弈增加了CAP改革的實現難度。CAP目前的分配結構使得法國、西班牙成為了CAP的收益者，而德國、英國卻成為了入不敷出的埋單者。利益分配上的迥然不同使得CAP改革成為了兩股主流力量的拉鋸戰，在內部博弈之中逐漸陷入僵局。總之，種種原因造就了CAP改革的難產，而這也構成了年末兩大峰會的深層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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