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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王梓
實習記者 喻平 周婷
北京報道
“貿易是中國成功的核心因素之一。令人愉快的是，世界銀行與中國在貿易領域也有著碩果累累的實質性合作關系。”日前，世界銀行副行長丹尼·利浦澤格(Danny Leipziger)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題為《實現多哈議程發展承諾》的演講中評論道。
利浦澤格現任世界銀行主管扶貧和經濟管理的副行長，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東亞經濟發展模式有深入研究。在兼有經濟學副教授和官員雙重身份的他看來，如果2015年可以消除所有貿易壁壘，“新的貿易模式將創造3000億到3500億美元的新價值”。他特別指出，農業貿易進展對減少貧困有重大意義。農業貿易保護主義嚴重，而貧困人口往往來自農村，消除農業壁壘帶來的利益將占上述3000億美元新價值的三分之二，即2000億美元。
利浦澤格說，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五大農業出口國，第四大制造產品出口國，并有望在2015年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實體”，所以繼續貿易開放的政策符合中國的利益。就多哈議程與中國農業的關系以及中國發展模式等問題，利浦澤格先生接受了本報專訪。
多哈議程：“我們的時間不夠了”
《21世紀》：多哈議程在農業上會取得哪些具體進展？
利浦澤格：就農業上的具體進展而言，過去一周左右的時間里，美國與歐盟都已經提出了各自的提案。但是世界銀行認為，雙方的提議都存在不足之處，原因在于所謂的“可排除在外產品”。如果(在所有產品中)對百分之八或者只是百分之三的產品仍然進行嚴格保護，貿易全球化可能帶來的好處就會大幅度減少。美國人提議的比例是百分之一，看起來不多，然而這取決于到底什么產品被歸入其中。如果日本只有百分之一的“可排除在外產品”，而日本正好排除了大米，后果就會很嚴重。
我們仍然處在談判的前期階段，但距離十二月份的世貿部長會議只剩六周時間了。考慮到目前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各方——尤其是作為很多國家聯合體的歐盟——都很難迅速拿出一套新的方案。所以世界銀行行長、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和世貿組織總干事拉米都憂心忡忡地表示，“我們的時間不夠了” 。
韓國模式可資借鑒
《21世紀》：您對東亞特別是韓國發展政策有深入研究，并出版過相關專著。韓國尤其是它的農業發展模式對中國有何借鑒之處？
利浦澤格：就韓國來說，大致有三方面可資借鑒。第一，韓國的經濟模式顯得更為靈活，這讓它在迅速改變自身結構方面具有優勢。如果你看看韓國在上世紀70—90年代和現在的出口情況，主要出口產品幾乎一直在更新——從紡織品到初級加工品，再從機械產品到現在的電子產品。資源可以更順暢地隨市場需要而不受阻礙地流動集中，這點也許值得中國學習。
第二，人力資本的培養。跟中國一樣，韓國重視在基礎設施上的投資，但從生產功能理論來看，人力資本及技術有著同樣的重要地位。隨著全球化的進行，勞動力所需的技能也在發生急速變化。韓國在適應時代要求培養新型勞動力或新型農民方面做得很好。
第三，加強研發與市場的聯系。韓國的研究成果能很好地抓住市場需要，在軟件和農產品方面都是如此。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轉化機制，應該是很有意思的課題。
《21世紀》：您覺得農村的金融支持問題應該如何解決？
利浦澤格：與政府的參與相比，也許更重要的是建立較為完善的基層金融體制，在這種機制下私有機構也可以參與到“資本的自然流動”中來，從而確保農民可以及時得到必要和穩定的資金。向農村提供貸款或擔保，銀行利率是一個因素，土地政策是另一個因素。在印尼，農村信貸市場很繁榮，因為他們知道這些土地能產生很大利潤；而在中國，即使有三十年的使用權，這些土地看起來還是不夠吸引人，有很多的因素——例如土地轉讓限制等——在阻礙著農業用地的穩定盈利。因此人們不愿意貸款給農民，也不大情愿進行擔保。
用“拉美化”描述中國不確切
《21世紀》：世行行長沃爾福威茨先生上個月指出，中國發展面臨非經濟因素，如法制、公民社會等挑戰。您如何看待這些問題？
利浦澤格：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更傾向于從經濟視角來分析問題。我認為你提到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經濟因素的改善得到解決。我們談到了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政策的透明度，也談到了利率的作用，這些都影響著投資者對利潤的分析，進而影響這個地區的發展前景。
《21世紀》：您在世行曾長期擔任拉美地區金融、私有部門和基礎設施局局長，您認為中國和拉美存在可比性嗎？
利浦澤格：這是個有趣的問題。在很多方面，中國都表現得比拉美好，比如20世紀90年代拉美的平均年增長率在1.5%左右，而中國達到了9%或10%。我認為在快速增長中有可能出現收入分配的問題，但它與增長緩慢甚至不增長的經濟體中出現的分配問題是不同的。因此，在研究發展的時候，同樣0.5的兩個基尼指數，根據其所屬的不同經濟狀況，我會把它們作為不同的數字來看待，正如我比較中國和拉美的狀況一樣。
當然，不同地區可以互相借鑒。在勞動力市場方面，拉美可以向中國學習，拉美提供的新就業機會遠遠不夠，原因之一在于勞動力市場的法規限制過于嚴格。中國至少為國內的流動勞動人口，比如農民工，提供了半正式的雇傭身份，與正式工人工資福利有所區別的一種身份。這也許遠非理想狀態，但至少比拉美流動人口勞動力沒有任何保障的完全非正式身份要強。同樣，拉美國家在公用事業私有化方面，以及在由于治理不力而造成的金融危機方面，也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許多寶貴經驗。
《21世紀》：能否評價一下中國和印度這兩大發展中國家在工農業政策上的區別？
利浦澤格：過一段時間我會訪問印度。印度在基礎設施投入上明顯落后于中國：他們較少得到政府在大型公用事業上的支持，政府對基礎設施的財政撥款比例不夠大，對農業的相關補貼也沒有中國多，這些都可能導致印度的經濟增長率落后于中國。
總體來說印度的發展很令人振奮，在很多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值得重視。他們在教育業、服務業以及IT行業都位居前列，在過去十年中經濟是呈強勢增長的。所以雖然存在不足，我仍然認為印度發展戰略的總方向沒有問題，而且這個經濟體一直在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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