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專題撰稿：本報特派記者 劉波 耶路撒冷、特拉維夫、海法、北京報道
在方程式的一端寫上：國土狹小＋資源匱乏＋移民重壓＋戰亂頻仍＋四鄰交惡。
在方程式的另一端，你將得到什么？
以色列人不會做這樣的運算，在做加法之前，他們先做代換。將“便捷內部交流”代入“國土狹小”，將“開發智慧潛力”代入“資源匱乏”，將“利用外腦優勢”代入“移民重壓”，將“領先國防科技”代入“戰亂頻仍”，將“遠拓世界市場”代入“四鄰交惡”。最后他們在另一端寫上“創新經濟”。
迄今為止，以色列經濟是一場資源困境與全球化重壓之下的“生存者游戲”，而以色列最終勝出的訣竅，是全球導向、革新精神和那種精雕細鑿的勁頭。
6月下旬，本報記者隨同中國經濟媒體訪以代表團走訪以色列，探尋在炮火與硝煙的掩蓋之下，以色列悄然進行的這場創新經濟革命的源頭、路徑和走向……
如果問現在的以色列政府中誰是總理沙龍之下的第二號實權人物，那無疑是副總理埃胡德·奧爾默特；如果問誰對中國有著最好的感情，那無疑也是奧爾默特。
6月20日，在耶路撒冷近郊歷史悠久的Maale基布茲農場，奧爾默特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他對待中國客人的態度非常溫和輕松，絲毫不顯他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強硬作風。
這是因為奧爾默特和中國有著莫大的淵源。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批猶太人為了擺脫沙俄壓迫逃到哈爾濱，其中就包括他的祖父。他父母也在那里成長并接受教育，在他父親于88歲高齡去世時，最后的話也是用漢語說的。去年6月奧爾默特訪華時前往哈爾濱追念拜祭他埋葬在那里的祖父。
現年60歲的奧爾默特1973年成為以國會議員，1988-1990年任以政府負責少數民族事務的部長，1990-1992年任衛生部長，1993年11月當選耶路撒冷市長，直到2003年2月被沙龍任命為第一副總理兼工業、貿易與勞工部長。他曾在希伯來大學學習心理學、哲學與法學。
《21世紀》：你如何評價中以兩國的雙邊經貿現狀？雙方可以在哪些方面和領域加強合作，有什么具體的計劃或方案？
奧爾默特：去年以中兩國的貿易額為21.6億美元，今年第一季度已經達到了6億美元。中國經濟在一些領域是非常強勢的，特別紡織品、化工等方面，這一狀況也反映在我們雙方的貿易中。同時，以色列也可以為中國提供許多東西，例如高科技產業、農業生態技術等，我相信都有很大的出口潛力，可以促進實現中以之間的貿易平衡。
我曾在去年底與中國國務委員唐家璇會見時談到，以色列同中國的雙邊年貿易額可以達到50億美元，而且這一目標可以在3到4年內實現。以色列已經把中國列為重點發展的4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
《21世紀》：以色列曾經經歷過一個將本國巨大的國有經濟逐步市場化的過程，中國也面臨著改革國有經濟的問題，你認為以色列在上述歷程中有哪些經驗可以值得中國借鑒？
奧爾默特：每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各不相同，應該自主地選擇。我只能說的，以色列現在實行的是真正的市場經濟，中國也在朝著這個方向進展，而且進程很快。根據中國在這一領域取得的進展，我們得出結論：判斷中國是否能成為自由市場經濟體的條件正在改善。我們很快將與中國開始正式談判，并正式達成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框架。
《21世紀》：以色列有著非常強大的軍事工業，而這一工業也在迅速朝著民用化的方向發展，推動民用工業。以政府采取什么措施促進這一進程？
奧爾默特：政府只是創造一種大體上的環境，以有利于經濟的增長，讓我們的工業來尋找自身的方向和生存的空間。
事實上，現代社會的經濟形勢對于軍事工業的需求與從前相比已經減少。比如，在航空和水下運輸方面，發展新型運輸機和潛水艇需要非常高的科技，而這些科技在很多其他領域，包括民用產品的開發中也都是很重要的，并不局限于軍事工業。以色列在信息技術方面有很強的實力，但軍事領域已不再是這些技術應用的重點方面。
《21世紀》：風險投資在以色列高科技的發展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色列擁有的風險投資總量在世界上僅次于美國。能否介紹一下以色列促進風險投資發展的做法？
奧爾默特：政府參加到風險投資市場對于企業來說是一種很大的鼓勵，以色列政府通過首席科學家辦公室為私有企業在研發方面的投資提供支持。政府和風險投資商很多時候其實是合作伙伴，他們看中的可能是同一家萌芽企業。
以色列上世紀90年代早期以來高科技產業之所以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建立的風險投資基金。政府的投資不僅刺激了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而且也吸引了大量的外資和私營資金。同時我們還通過稅收政策鼓勵向創新科技的投資，對于超過1500萬美元的投資企業原則上我們實行零關稅政策，即不征收公司稅和股息稅，但并不是所有的企業。
《21世紀》：去年6月你曾帶領一個有著200多人的以色列工商代表團訪問中國，這一交流是否為雙方找到了一些經濟機會？
奧爾默特：去年是我第一次到中國，那也是一次學習的過程，中國真的讓我很著迷。在一些領域明顯存在著很吸引人的機會，比如中國的西部地區缺水問題嚴重，那么在水利技術方面就有很多合作機會。另外，在農業和乳品業等方面，雙方的合作潛力也很大。以色列的奶牛是全世界產奶量最大的，我當時和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會見時就和他討論過我們可以在農業、乳業等方面進行的合作。
另外，中國制造業具有巨大的潛力，如果能把中國巨大的生產能力和以色列先進的研發能力結合起來，產生的商業機會將是十分龐大的。以色列的無線寬帶服務技術很強，這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土地廣闊的國家，可以彌補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缺乏。
《21世紀》：你個人和中國有著獨特的淵源，你的父母是在中國的哈爾濱長大并相識的，你的祖父也葬在那里。
奧爾默特：你可以將我看作中國的駐以色列大使。我愿盡個人的努力，不論是以正式還是非正式的方式，來進一步為中國進行宣傳，推動以中兩國的友誼，進一步深化以中兩國的經貿合作。
一塊圣地，一場奇跡
地中海午后的明媚陽光普照在以色列卡爾邁勒山的西麓，汽車行駛在曲折回旋的盤山公路上，那些從《圣經》時代起就在這里生長并被記錄其中的樹木和花草在兩邊崎嶇的山地上無拘無束地生長。半個多世紀以來這塊土地是全世界的傷痕，而在這個海風吹拂的午后，一切都顯得安靜祥和。
以色列北部重鎮海法，一個多災多難的城市。歷史上來自各個方向的征服者如風而來，如風而去。海法北面的阿克港，亞歷山大大帝和波斯人曾爭雄于此，十字軍和穆斯林曾征戰于斯。歷史學家們可以在此尋蹤攬勝，發思古之幽情。
往事越千年，烽煙已逝，勝景猶存。今天，在這里海灘登陸的，不再是往昔的掠奪者或虔誠的教徒，而是西方世界里有名的跨國公司。今天，最合適這個城市風格的人也許不是歷史學家，而是工程師、技術人員、科學家和企業家。
在號稱世界“第二硅谷”、聚集了3000多家高科技公司的以色列，海法是硅谷的中心。在棕櫚樹叢掩映下，信步這片海風吹拂下的高科技中心，觸目所及的盡是著名大公司的牌子——英特爾、思科、摩托羅拉、微軟、IBM……
Galil的夢想
“建立這個高科技園區是我的設想，這里有很多公司都是我引進的。”Initiative ＆ Management公司董事長兼CEO Uzia Galil滿臉愉快的笑容。已80歲高齡的他個頭不高，滿頭白發，神情里帶著親切、自信和樂觀。辦公室里放著一幅框起來的漫畫，畫上這個老人拄著一根拐杖，背景是以色列的山川，旁邊用英語寫著“圣地上的高科技”。
Galil被譽為以色列的“高科技產業之父”，由于在高科技領域領先性的開拓刺激了以色列國防工業、出口和新興經濟的發展，1997年，功成名就的Galil被授予該國最高榮譽“以色列獎”。
和今天很多以色列人一樣，Galili是來自東歐的移民，他出生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1941年，當納粹德國的鐵蹄席卷歐洲之際，十幾歲的Galil乘坐一艘名叫“達西亞”號的船，只身來到海法，當時他希望能在這里接受良好的教育。
1948年5月14日，“國父”大衛·本-古里安向世界宣布建立以色列國。次日，周邊的阿拉伯五國聯軍便不宣而戰攻入這個尚在襁褓中的國家，但令全世界震驚的是，1年后聯軍被擊敗。但隨后以色列經濟惡化，國家進入“嚴峻時期”。此時，Galil遠赴美國攻讀碩士學位，畢業后于1953～1954年在美國摩托羅拉公司工作，還參與了世界上第一臺彩電的設計和研發小組。
“當年在美國的經歷使我開始對各個國家的經濟進行比較，并產生了這樣一種看法，即一個國家的經濟確實有可能在科技與知識的基礎上發展。當時我們還不稱這種經濟形態為“高科技”(High-tech)，而稱之為“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此后Galil一直沿著自己認定的這個方向前進。他先在以色列海軍中服役，退役后的1957年，他成為以色列最早的大學——以色列科技學院(Technion)電子物理系的教師。
“我是當時唯一的一腳踏在學術上，一腳踏在產業上的人。”他說，“我不斷尋找把我掌握的科技和商業結合起來的機會。”1962年，Galil建立了Elron高科技集團公司，并預見了以色列高科技產業成功的未來。
1966年，當時的以色列國防部長西蒙·佩雷斯——即后來打開巴以和解大門，并和拉賓總理一起獲得諾貝爾獎的佩雷斯——從Galil那里得到了這樣一個建議：以色列軍工局(Rafael)在國防方面取得的科技成就應當和私營的Elron公司合作，建立一個合資公司，發展用于軍事和民用的電腦。Elbit公司就此成立。
“當時我有一個想法：把公司再分解成有更高專業化優勢而規模更小的公司，然后把它們拿到納斯達克上市。”Galil說。1972年，根據這一思路成立的Elscint公司順利進入納斯達克，又成為以色列歷史上的首次。
Galil告訴記者，目前他旗下所有公司的資產總值已經超過了40億美元。
直面困境，尋找出路，由小到大，由弱變強。這個人的奮斗史和輝煌史，也是以色列經濟史最好的縮影。
2000年宣布從Elron退休時，Galil并未就此止步，他把精力投入到鼓勵和指導年輕人身上。新成立的Initiative ＆ Management公司，宗旨就是發現并支持那些年輕人創立的、前途遠大的新興公司，將一代人的神話向下一代延續。
經濟難題的解答
古稱迦南的這塊土地，就是《圣經·出埃及記》中所記載的“美好寬闊流著奶與蜜之地”。而當以色列復國的夢想最終實現之時，他們發現這里既沒有中東其他國家所富產的石油，礦產和其他自然資源也相當匱乏，一半以上的國土是《圣經》中描繪的他們的先民曾游蕩其上的“曠野”——沙漠。
在以色列國57年的歷史上，與鄰國經歷了5次戰爭，遭受了兩次巴勒斯坦人起義的打擊，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移民數次使其人口總量劇增，而他們都需要食物、住房和工作。國土狹小、資源匱乏、戰爭、恐怖襲擊、安置移民，歷史仿佛在提出一道經濟學難題。
對此，以色列人提交的是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時至今日，它已經成為整個中東經濟沙漠中唯一的綠洲。以色列的國民生產總值比它的所有鄰國加在一起都高，人均GDP達到1.75萬美元，高于一些西歐國家。
當被問及以色列經濟何以成功時，Galil并沒有長篇大論，他的回答更有哲學的意味：“經濟的發展總有兩種推動力，一個是人們的需求，另一個是自然資源。以色列很小，沒有什么自然資源。但轉型總是需要的，不同的國家在尋求不同的成功路徑，我們必須有一個競爭優勢。像意大利并沒有紡織業的優勢，但他們有好的時裝設計師。而我們依靠的是科技與創新。”
摩托羅拉公司的首席財務官Mike Zafirovski曾說過一句簡單而直接的話：“以色列經濟只不過是這個國家最偉大的自然資源的反映，那就是那里人民的智慧和獨創性。”
“以色列已經從農業、輕工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為基礎的傳統經濟，成功轉型為一個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經濟體，擁有在世界范圍內有競爭力的電信業、高科技和農業科技產業。”以色列出口與國際合作協會會長Yehiel Asia說。
這一轉型雖然肇端于上世紀70-80年代，真正完成卻是在90年代。“迦法柑橘”是以色列人餐桌上常見的水果，曾經是國際市場上的以色列標志性產品。“而我們今天出口的是高科技。”Asia說。“從1993-1996年，在以色列的出口中，迦法柑橘和高科技產品的出口比例相差不大。但現在高科技產品的出口每年已經超過88億美元，是前者的10倍，我們從‘柑橘經濟’轉變為‘軟件經濟’。”
Asia將經濟結構轉變的原因總結為：政府對于研發領域的大力支持；大量移民提供的高素質的勞動力；風險投資和資本市場的集中成為對新興公司提供支持的基礎；軍事工業對民用工業的推動。
以色列貿易與工業部首席科學家埃里·奧博博士說，以政府在過去30年里做了大量工作促進高科技企業的發展，一是大量投入于研發的基金，建立了風險基金產業，用于研發的資金占GDP的比例達到4.5%。以色列每1萬人里就有145個科學家和技術人員，是世界上比例最高的。
以色列Arison商學院院長Oded Sarig教授認為，以色列在世界上的比較優勢是創新，以及能夠迅速而且靈活地將新的理念應用于實際解決方案中。
帶給以色列快速經濟增長的另一個因素是移民。前蘇聯解體后，在1990～1999年之間，來自獨聯體國家的移民數量達到了105萬，使以色列的人口總數提高了約五分之一。Sarig說，由于40%的移民都擁有高學位，他們成為高科技行業的中堅力量。
全球化壓力與巴勒斯坦之痛
以色列擁有650萬人口，這意味著它的國內市場非常狹小。以色列最大的公司TEVA制藥集團公司副總裁阿密·艾斯頓(Amir Elstein)說，“如果要成為行業內的領導者，你必須走出去。在以色列，全球化不是一個口號，因為如果你不全球化，你就將一無所得。”
但是全球化意味著會受到全球經濟形勢波動的巨大影響。”2000年納斯達克崩盤，2001年的經濟增長受到影響而下降，加上巴以沖突升級等因素，在2002年達到谷底。但從2004年之后，隨著全球經濟的回升，以色列經濟又開始恢復。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02年評價，“以色列經濟已經引人注目地經受住了重大的外來沖擊。一旦全球需求開始恢復，以色列經濟就有很好的機，而且會以比較短的時間，恢復到其最高的潛在發展路徑上。”
全球經濟的恢復和高科技行業的回暖對以色列而言意味著新的契機，而另一影響以色列經濟的關鍵因素，卻并非可以在經濟領域內解決的，那就是巴以沖突和安全形勢。
“巴勒斯坦起義雖然對高科技影響不大，但是旅游業受到很大沖擊。在以色列有很多農業雇工也來自巴勒斯坦，受到影響也比較大。”Yehiel Asia說。
Sarel認為，以色列可以幫助巴勒斯坦發展經濟，防止貧困引發恐怖主義的滋生。以色列也可以幫助巴勒斯坦吸引國際的投資，在一些地方建立貿易區，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或者在巴以邊境設立工業區。他稱這種做法為“經濟和平”。
但是隔離墻的修建將給巴勒斯坦保持經濟上的獨立性造成嚴重影響，國際社會已經警告，未來的巴勒斯坦國將有可能成為一個經濟上難以維系的國家。普通的以色列居民不愿進入巴勒斯坦民族自治區。如果以巴民眾之間不能和解，巴方極端分子進行恐怖襲擊的數量和以方修建隔離墻的長度將同步上升，最終的結局，就是沙龍的“脫離接觸”。
當你在高速公路上看到巴勒斯坦控制區破敗的景象，當你在特拉維夫的摩天大廈中看到意氣風發的企業家指著遠處的巴勒斯坦山區說，“那里就是我們國家的問題所在”，并流露出一絲沮喪神情的時候。
當你從報紙上讀到每天發生的沖突事件，從電視中看到蒙面的巴勒斯坦人憤怒地焚燒以色列國旗，而抱著孩子的婦女用怨恨的眼光看著攝影鏡頭的時候。
當月光照在永恒之城耶路撒冷的城墻，你看到猶太教的哭墻和伊斯蘭教的阿克薩清真寺如此之近，傳統的猶太家庭帶著孩子在山頂上嬉戲，而你意識到同樣的月光也正照在散布在四方的巴勒斯坦難民營的時候。
所有這些時候你都會想到，在這塊以圣地為名的數千年征戰之地上，除了一場經濟奇跡之外，還需要另一場奇跡的降臨，那就是鄰近民族與宗教之間的寬容、交往、發展，和最終永久的和平。
世界第二硅谷的成功基因
美國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主席兼CEO Robert Greifeld在2004年曾說，“除了‘硅谷’之外，以色列是世界上高科技公司最密集的地方。”
國際化與本地化并存
微軟是第一個在以色列建立研發中心的跨國公司。英特爾也在此建立了其第一個海外研發中心。思科建立的是其唯一一個海外研發基地。1974年摩托羅拉在這里設立其第一個美國以外的研發中心。
摩托羅拉以色列公司總經理辦公室主任Richard Buchalter是一位來自法國巴黎的移民，他已經在該公司干了30年。談到摩托羅拉為什么選擇以色列作為第一個美國以外的研發基地時，他說，1964年的時候，以色列已經在數學、電子等方面擁有豐富的資源和很高的名聲。同時以色列政府也通過首席科學家的機制為當時在以色列登陸的跨國公司提供鼓勵。而且工程師的薪酬成本也偏低。“這些機制都使以色列成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投資地。”他說。
以色列公司現已發展為摩托羅拉在全球最大的研發中心。
然而跨國公司并不是以色列成功企業的全部。“以色列青年在服完兵役和大學畢業后會努力創立自己的公司，而不簡單地只是為摩托羅拉這樣的跨國公司工作。”Technion教授Michael Stiassnie說。據調查，以色列是世界上最重視企業家和自主創業精神的國家之一。
1998年美國在線服務公司(AOL)用4.07億美元收購了以色列的Mirabilis公司，收購前Mirabills開發的即時通訊軟件ICQ已經擁有數百萬的用戶，而創立Mirabills的只是以Yossi Vardi為首的3位年輕企業家，他們在公司出售后都成了億萬富翁。這成為互聯網世界最大的成功故事之一，也成為以色列新興工業繁榮的催化劑之一。
但2000年納斯達克的崩盤使網絡經濟的迷夢散去。事實證明以色列專注于高科技而非純粹網絡經濟的發展方向是正確的，也令其所受納斯達克崩盤的影響較小，軟件、醫藥、醫療設備、通訊等是主要的高科技產業。
RAD的中國無奈
成為以色列高科技新時代的領軍人物的是Zisapel兄弟。1981年，Zohar Zisapel和他的哥哥Yehuda Zisapel一起創立了RAD數據通信公司。短時間內，RAD成為有著15家公司的大型集團，2004年的總銷售量達到了5.4億美元。現在的RAD集團是一系列獨立公司的集合體，為網絡和電訊產業提供廣泛的產品制造和市場解決方案。
像以色列很多企業家一樣，Zohar Zisapel是一個隨和、不修邊幅的人，他穿著拖鞋會見客人，還謙恭地在他們離去時幫忙拉開玻璃門。他似乎對一切和科技有關的東西都很著迷，在采訪過程中一直擺弄著中國制造的數碼相機。
“我和哥哥一起建立了RAD，”他說，“我哥哥負責高附加值產品、如數據通訊產品的銷售，而我在以色列國防軍中從事研發。我們考慮到可能有這樣一個商業機會，即利用以色列的特殊優勢在國內開發和制造產品，然后出口到國際市場上。這就是我們成功的原因。”
“現在看來這很普通，但在當時的以色列，我們的想法是非常另類的。”他說。上世紀80年代初的以色列經濟，還建立在四五個國有大型企業集團的基礎之上。
“我們的第一個產品是一種小型調制解調器，由于想法對頭，一年之后我們就開始了銷售，兩年之后也就已經獲利了。”他高興地說。
當時公司面臨新的發展方向，兄弟兩人發生了激烈的爭論，Yehuda想進一步擴展海外業務，而Zohar想集中于當時已有的產品。“最后我們決定，也許我們可以建立另外一個新公司，雇用一個新CEO，他應該費神去考慮這個新公司的具體運作，而我們只支付給他薪水。”
“這是一個成功模式，此后我們做的就是重復這一模式。”此后，一旦發現現有公司已經不能適應革新的需要，弟兄倆就建立新公司。在24年時間內成立的25家公司中，只有3家最后關閉，8家在納斯達克上市，還有6家公司出售或者和其他公司合并。這種不斷建立新公司，形成一個公司集團，卻沒有一個控股公司，只是由Zisapel兄弟宏觀上指導的公司模式和企業文化，是罕見的，但這與以色列商人精神為主導，社會人際關系緊密的風氣是相契合的。
在1999～2000年中國曾是RAD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市場。“我們進入中國市場比其他以色列公司都早。1990年我就到中國尋找機會，當時中國人表現的商業思維習慣就令我非常吃驚。”但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成功后，中國市場上出現了對RAD產品專利知識產權的侵犯現象。“當時這涉及到很多公司，后來我們就退出了中國。”Zohar有些無奈地說。
他說現在他們也和中國公司合作，但主要是出口產品到中國。
TEVA高歌猛進
和軟件業的領先者RAD公司相比，以色列最大制藥公司TEVA的風格和策略則迥然不同。如果說RAD的風格是專注、內斂和精細的話，TEVA制藥廠給人的印象則是大張旗鼓，高歌猛進，并已經開始了大力開拓中國市場的征程。
從1901年在耶路撒冷創立的一個經營藥品批發的小公司開始，TEVA如今已經發展為世界制藥公司50強之一，成為美國非專利藥市場的第一大公司和全美最大的藥品供應商，美國每15種處方藥就有一種是TEVA提供的。TEVA在北美、以色列、歐洲生產超過300種非專利藥，2004年全球的凈銷售額比2003年增長了46%。
2005年2月，TEVA在納斯達克排名第19位，市值是180億美元，現在已經接近200億美元。
“我們是以色列產業界的第一，所以我們不能允許失敗，否則對經濟和產業的影響將是巨大的。這不僅是我們對股東的責任，也是對國家的義務。”TEVA集團公司副總裁阿密·艾斯頓(Amir Elstein)說。
“TEVA最近做出的一個關鍵戰略決策是和中國的國內市場結合，并使中國的合作者們有能力實行TEVA對全球的出口。我們相信通過發展和中國協作和好的伙伴關系，中國將成為接下來10年間的關鍵發展地帶。”艾斯頓說。
“現在TEVA在亞洲的機會剛剛開始，我們在印度有一個研發中心和原材料廠，我們在中國將建立的是藥品研發和生產中心，戰略上我們試圖讓兩個發展很快的大國都來幫助TEVA擴展，但就生物科技而言我們實際上更看好中國。”艾斯頓說。他說TEVA的目標是利用其全球資產在中國建立有效的運作，并繼續尋求和天津華立達以及更大范圍內的合作機會。
當被問及他投資中國是否遇到什么障礙或困難時，艾斯頓認為一是中國的藥品銷售規范，藥品合作和行業規范和西方不大相同，二是知識產權和專利的保護體系，以及注冊和創新制度方面的差異。
“但這些都是可以解決的，我們不能指望世界相似，機會均等，因為如果每個人都一樣我們就將不會得到機會。如果你比其他人更快和更好地理解中國的體系，你可以成長為一個領先者。”對于投資中國的前景，艾斯頓顯得躊躇滿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