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國家定位

　　本報首席記者 仲偉志 特拉維夫報道

　　“我不認為我們可以教你們。” 2005年6月20日，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個基布茲內，以色列副總理兼工貿部部長埃胡德·奧爾默特對本報記者說。

　　去年的這一天，這位以強硬著稱的以色列二號人物，正率領一個由120多位頂級企業家

組成的商務代表團趕赴中國。在華期間，他專程到哈爾濱祭掃祖父墓地——二十世紀初，埃胡德·奧爾默特的祖父受雇于中國的鐵路管理部門，后來做了茶葉商人，去世后，葬于哈爾濱市郊的猶太墓地。

　　這一次，在奧爾默特訪華1周年時，以色列工貿部邀請我們訪問以色列。1990年代，本報記者曾在某省計劃委員會系統工作，對農業處官員頻繁考察以色列滴灌技術印象深刻。當時，以色列憑借高度集約化的生產體系、先進的生物技術，每年從干旱的土地上出口價值4.5億美元的水果。不過，就在我們著迷于以色列“柑橘經濟”奇跡的時候，這個中東小國早已開始了向“軟件經濟”的轉型。

　　2004年，以色列高科技方面的出口額已達105億美元，而1992年只有20億美元。得益于高科技產業，以色列的工業出口也有了長足發展，2004年達到230億美元，比1992年增加了100億美元�，F在，以色列已被公認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中心之一，站在了全球高科技創新的前沿。

　　“在以色列，我被認為是中國人�！� 奧爾默特說。于是，我們希望這位自稱“以色列經濟使者”的副總理，向中國介紹以色列轉型的經驗，但他以“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發展模式”為由，沒有直接回答，只是笑著說，在以色列這些天，你們不要睡覺，就知道答案了。

　　風險投資

　　據說，在以色列，最能夠幫助企業家的人，不是奧爾默特先生，而是那些風險投資家。

　　在特拉維夫的無限風險基金(INFINITY)總部，記者見到了公司合伙人阿米爾·嘎奧先生。他負責著INFINITY公司2.5億美元風險基金的運作與管理。他的弟弟在中國香港，幫助他了解并進入到中國內地市場。目前，INFINITY已在中國投資兩個項目，第三個項目正在進行當中。

　　嘎奧說，他希望以此幫助以色列的高新技術順利地進入中國市場。

　　成立于1993年的INFINITY風險基金，主要目標是將以色列的高技術成果進行產業化。據嘎奧先生介紹，目前INFINITY基金運作著45家萌芽公司，投資回報率高達1：15。嘎奧認為，決定風險投資是否成功，有著各種各樣的因素，但核心在于企業家的素質。他說，選擇一個風險投資項目，實際上就是選擇一個有成長性的企業家。

　　嘎奧有著多年的空軍服役經驗。只要我拿起相機，他就立即挺直脊背。對自己駕駛戰斗機的經歷，嘎奧津津樂道。但更讓他驕傲的是，他能夠為以色列空軍開發信息安全解決方案。他說，以色列所有的風險投資公司，都與空軍有關系。

　　眾所周知，以色列國防軍的創造力，尤其是空軍解決問題的能力，舉世聞名，以色列許多最精良的創新都源于這里。當軍方不再是高技術的惟一消費群體，在這里受到嚴格訓練的畢業生，就將所學的尖端國防科技應用到符合市場需要的民用技術上，使以色列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創業中心，為國民經濟創造了源源不斷的新機會。

　　以色列人是科學、思想與文化的集大成者，而其軍人的驍勇善戰與精明的企業精神，也能夠在一個人的職業生涯中并行不悖。這是猶太民族的與眾不同之處。起始于1930年代死海實驗室的以色列工業研究，從來就不是對抽象知識的追求，而是基于建立并保衛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強烈愿望。

　　以色列于1993年正式啟動風險投資市場。當時，政府投資8000萬美元，吸引國外風險資金1.2億美元，一共建立了10個基金。現在，以色列已擁有100多家風險投資集團，運作資金在65億美元以上。

　　風險投資基金以私募為主，引進了大量的國外風險資金，輔之以公共基金，有效發揮了市場催化作用，用奧爾默特先生的話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媒介”，而政府只在市場失效狀況下，適當介入風險投資市場。

　　十多年來，政府加緊科技立國步伐，使經濟結構由高度軍事化向自由化、民主化發展，為高科技的發展創造了必要條件。但僅僅有了特拉維夫大學、魏茨曼科學研究院以及數十個政府和公共研究機構的研發，依然是不足夠的。以色列是世界上研發投資占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例最大的國家，如何轉化研發成果并由此產生一個全球成功范例？

　　——以色列風險基金協會主任ASSAF HAREL先生對我們說，以色列高技術產業的迅速發展，根本上是得益于風險投資的大力支持。據稱，以色列有100多家高新技術小企業在納斯達克上市，數量僅次于美國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其中，1／3以上是在風險投資基金的支持下成長起來的。

　　孵化器

　　從北加利利到內蓋夫沙漠，以色列有23個高科技“孵化器”。在過去的十年里，這些旨在進一步培育企業精神和創新精神的“孵化器”，為那些剛成立不久的萌芽公司提供著支持。目前，這些高科技企業的滋生地，負責著200個有效項目和735個成熟項目。

　　“孵化器”是獨立的法人實體，不以營利為目的，由發明者(或創業者)的項目、政府的資助與“孵化器”服務等三者緊密結合：發明者提供項目；政府提供占項目預算85%的資金(最多為30萬美元)；“孵化器”幫助組建創業團隊，強制派出經理人，提供行政服務與管理支持。

　　政府規定，每個“孵化器”只能孵化8-15家初創企業，如此，確保了“孵化器”對每家企業進行深度孵化的可能性。孵化項目畢業，股權分配方案如下：創業者占股權的50%，“孵化器”占20%，投資者占20%，職工占10%。由于利益兼顧，各方積極性得以充分激勵。

　　據一位以色列專家介紹，“孵化器”推薦的經理人，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大學商學院畢業生，缺點是缺乏工作經驗；二是退休經理，缺點是缺乏工作熱情，精力有限；三是職業經理人，但項目公司沒有足夠財力聘請職業經理人，往往只能聘請兼職職業經理人，缺點是不能全身心投入。不過，這至少保證了創業人員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商品開發中去。

　　“孵化器”中的項目成活率，據說在51%的左右。由此可見，失敗的項目仍然不少。于是，一些企業社團批評“孵化器”不以市場為導向，一些風險基金不愿投資“孵化器”。也有很多人批評“孵化器”只是一個吸收(前蘇聯)移民的計劃。最近，有關方面提出了改革方案，希望設立半私營、私營和生物技術——生物技術是以色列優先發展產業，而現有模式沒有足夠財力來孵化生物技術——三種新型“孵化器”模式。

　　但，“流亡者的聚集”本來就是猶太國家存在的理由。1990年代，以前蘇聯猶太移民為主，以色列出現了一次超過百萬人的移民潮。這些移民為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安置負擔，但同時也在為國民經濟的加速增長作出貢獻。如果說政府是為了安置移民而推行“孵化器”計劃，也不失為遠見。

　　客觀來說，“孵化器”的確加快了以色列進入全球高科技版圖的步伐。

　　如果沒有“孵化器”，許多有成長空間的企業家，就會因缺乏資金和經驗而過早放棄創業，導致創新成果與企業家資源的流失�，F在我們看到，以色列在信息技術、軟件、醫療設備、生物科技、安全保障等方面，“正在經歷著突破型的創新和發展”(奧爾默特語)。還有人說，你隨便找出一家美國的新生科技公司，都可能有一家以色列公司是其競爭對手。很多人并不知道，這其中許多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創新技術，正是來自“孵化器”項目。

　　由此，我們可以看清楚以色列高科技產業成功的鏈條：“孵化器”培育有創新精神的高科技企業和可靠的高科技產品，高科技企業和高科技產品吸引風險投資基金與全球大公司，風險投資基金和全球大公司的加盟，加速了以色列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一個高科技定位的現代化國家，就在這個飛快的鏈條上滾動發展。

　　許多年來，我們也一直在致力于推進“官、產、學、研”的良性互動，但往往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真正為國家做出貢獻的項目，少之又少。究其原因，首先是政府、“孵化器”及孵化企業三者之間的伙伴關系沒有形成，運行機制效能低下，不能提供一個良好的創業環境。

　　私有化

　　提到以色列，往往說到基布茲。這種公有制的農莊組織，曾被當作人民公社之后最忠實的集體經濟模式，據說一直很成功，也便承載了一些公有制運動的美好理想。

　　基布茲本身，就是一種受社會主義思潮而興起的公有運動。在希伯萊語中，基布茲是“團體”、“集體定居點”的意思。在基布茲里，成員共同勞動，按需分配。1970年代時，基布茲的農業產量曾占以色列全國總量的40%還多，而且一直屬于以色列的上流社會。但是隨著外部市場環境的變化，大多數基布茲已經資不抵債，難以為繼。目前，以色列還有268個基布茲，總人口12萬，占以色列總人口的3%。

　　不久前，成立62年之久的麥祖巴基布茲宣告破產，而眾多的基布茲開始實行私有化。只是，這個私有化目前還是有限度的，其中包括：將統一分配的住房折價出售給個人，田地承包到戶，承認個人財產，成員可以擁有個人銀行賬戶，水、電開始收費，等等。

　　6月23日，在一個不再免費的基布茲大食堂，我們與基布茲成員們一起吃午餐。談到基布茲的衰落，有人歸結為經營問題，也有人歸結為意識形態問題，據說是“建設國家的激情已經被物質主義所代替”。

　　其實，更大的私有化浪潮，早已席卷了基布茲之外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私有化，電力公司私有化，海港私有化，郵政私有化，養老基金私有化，國家電話公司私有化，國有商業銀行私有化，化學集團私有化，煉油公司私有化，等等。甚至連“孵化器”也要進行部分股權的私有化——盡管政府直接參與“孵化器”管理的方式不會改變。甚至，國防工業也開始私有化，軍事工業公司的飛機制造廠，可以賣給私人公司了。

　　一位以色列學者說，私有化不是目標，目標在于經濟發展速度的提高。那么，同為非常規狀態下的轉軌經濟，以色列能否為中國提供一些經驗與教訓？

　　我們就此詢問以色列埃胡德·奧爾默特先生。這位需要與工會進行私有化談判的政府副總理兼工貿部部長，作出了本文開頭的回答：“我不認為我們可以教你們。中國人很聰明，也取得了很大成功。……我只能說，以色列選擇的是真正的市場經濟，中國向這個方向的進展，也非�？�。”

　　但據我們觀察，由于本土市場狹小，以色列企業的全球觀念與生俱來，這樣，對于一個開放的以色列來說，資源可以在價格機制的誘導下自動配置到最有效率的生產方向，以色列人根本不需要政府去解釋自由貿易的好處和市場經濟的效率，制度變遷的成本不是很高。而一些資源豐富的國家，卻很難向真正的市場經濟過渡。

　　私有化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以色列的福利政策，但是這個福利國家的私有化進程，仍是以完善的社會保障為基礎的。所以，盡管反對的聲音不絕于耳，但私營部門終將在以色列經濟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