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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鄧妍
在東歐，“后社會主義”的轉型始于波蘭。
上世紀八十年代，波蘭率先實施了多項改革。在經過十五年的轉型之后，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40%左右。在所有國家中，波蘭的轉型衰退期最短，只持續了三年(即198
9年中期到1992中期)。相對而言，烏克蘭的大轉型衰退期至少持續了整整十年。
波蘭由此被公認為是改革比較成功的國家之一，一些評論家甚至說“波蘭出現了經濟奇跡”。
波蘭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哥哲哥·科勒德克卻說“談不上有什么奇跡”。他在7月12日“中國改革高層論壇”上指出，現在更應該思考的是，許多方面，波蘭在應對大轉型挑戰上為何要強于其他國家。
科勒德克是波蘭經濟改革的主要設計師。在1994年至1997年首次出任波蘭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期間，他使波蘭加入了經合組織(OECD)；在2002年至2003年再次擔任波蘭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時，他又在波蘭加入歐盟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科勒德克的話，值得中國的高官們側耳傾聽。
波蘭改革的四個階段
科勒德克將波蘭的改革歷程劃分為四個階段，即“無治療的休克”階段(1989-1993)、“波蘭戰略”階段(1994-1997)、經濟降溫階段(1998-2001)以及重新回到快速發展軌道的現階段(2002-)。在不同階段，賦予波蘭的經驗教訓各自不同。
在“無治療休克”階段，波蘭實行了很大程度上“過頭”的穩定政策：不重視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過度和過快地實行貿易自由化，忽視國家刺激增長的作用。從而使轉型成本大大高于最低限，效果卻大大低于預期水平。結果失業率高企、通貨膨脹率無法降低到一位數、結構性預算赤字上升。
在第二階段，經濟體制得到鞏固，使波蘭于1994年與歐盟建立聯系，1996年加入經合組織。最重要的是，由于實行了結構性改革與發展的正確政策，經濟進入了快速發展軌道。在這四年中，波蘭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長6.4%，累計幅度高達28%。
從“波蘭戰略”階段總結出的一條經驗是，只有將制度改革和旨在實現資本積累的、有效分配的發展政策適當地融為一體，才能為快速的經濟發展提供機會。忽視任何一點都不可能產生好的結果。
第三個階段是1998年到2001年的經濟降溫階段。這一降溫過程中執行的政策被指為具有“過度殺傷力”。在“波蘭戰略”的后四個季度，經濟增長率在7%以上，而到2001年第四季度，則快速降低到0.2%。科勒德克認為，這是以教條的方式實行金融政策所產生的結果。
從2002年到2004年，波蘭再度回到快速發展的軌道并加入歐盟。在體制和實際操作方面，這一階段改革的特點和力度都不同于之前。兩個循序漸進的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是在公共財政上實行有深遠意義的改革，力爭使體制適應國家的能力和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二是加入歐盟。
這方面的主要政策是“公共財政恢復計劃”，它為波蘭的復蘇提供了保障。在2004年，該階段的主要的任務(即恢復高速發展)已經完成。2002年初，波蘭GDP增長率為0.5%，到2004年上半年，迅速回升到6.5%。
體制建設與政策的重要性
1994年到1997年，即實現“波蘭戰略”的那幾年，波蘭本會持續下去的繁榮期，為何沒有持續？在1998年到2001年，經濟降溫為何同樣沒有持續？發展趨勢上的深刻變化到底取決于什么？
在科勒德克看來，體制大轉型的過程中，體制建設——即創建新的市場游戲規則和實施的法律和組織框架——至關重要，但政策也很重要。
不斷對體制進行改進，本身并不一定要(至少從短期的角度看)不斷對政策進行改進。不斷改進政策也可能會越改越糟，因為這還取決于其他因素，譬如經濟學說，占主導地位的政治架構和經濟政策執行者的能力。
當時的情況是：盡管在體制上取得了明顯進展，但經濟政策卻越來越糟糕。最明顯的弱點是財政和貨幣政策不協調，工業和貿易政策也不協調。
正確設計金融政策
科勒德克告誡的另一條經驗教訓是，在所有類型的所謂新興市場中，尤為重要的是，要正確設計金融政策(包括財政和貨幣政策)，因為金融政策會對邊際儲蓄傾向產生很大的影響，也會對資本積累的整個速度和投資量及其趨勢產生根本影響。
“人們只能有限度地依靠他人，最好的方法是依靠自己。”
外國資本的流入如果不適當加以控制，就有可能導致對這類資本的過度依賴(尤其是在金融服務領域)，而這對長期的發展并不總是有利。
比如，在對外開放的一些階段，波蘭為短期投資資本涌入所付出的高昂代價必須付出額外成本。
但要怪罪的并不是全球化或資本(就特性來說是貪婪的資本，就定義來說則是“投機的”資本)，而是中央銀行的錯誤政策。中央銀行沒有把握好國內利率，造成國際利率差異，從而致使“外國投資資本”在波蘭釀成大禍。這造成了數十億美元的損失。
科勒德克強調，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一些國家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其中包括智利和馬來西亞，中國和印度更不用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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