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參議院聽證會激辯人民幣匯率和中美貿易赤字

　　本報記者 徐 炯 杜 艷 上海、北京報道

　　究竟還會有多少份提案產生？還會有多少關于人民幣匯率與中美貿易赤字的爭論上演？

　　“來自中國的競爭讓美國人感到緊張，而現在他們已經來了。”援引中海油宣布收購

加州石油公司尤尼科的消息，美國東部時間6月23日上午美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中美經濟關系聽證會上，參議員馬科斯·巴克斯(Max Baucus)情緒激昂地指責美國政府沒有任何計劃來應對這樣的情況。

　　此后近三個小時的聽證會，美國財政部長約翰·斯諾(John Snow)、聯邦儲備理事會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美國大豆協會主席尼爾·布萊德霍夫(Neal Bredehoeft)以及制造業協會代表阿爾·魯布雷諾(Al Lubrano)等各方力量，就人民幣匯率與貿易赤字問題回答了美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的提問，并進行了激烈的辯論。

　　就在兩天前的6月21日，眾議員英格里希(Phil English)針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提案，獲得了其他21名共和黨議員的聯名支持。這是過去三個月內眾議院議員連續提出的第四份要求美國政府向中國施壓，改變人民幣匯率的提案(其他三份分別由4月6日芮恩(Tim Ryan)、4月12日麥瑞克(Sue Myrick)、5月17日羅杰斯(Mike Rogers)提出)。

　　聽證會上，斯諾明確表示反對這一提案。他指出：“孤立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是條錯誤的道路。”而英格里希的發言人朱麗葉·萬茲科(Julia Wanzco)在記者電話采訪中說，對于提案是否能通過相關委員會審議和參眾兩院表決，她表示非常謹慎。

　　“隔離墻保護不了美國工人和產業”

　　針對美國國內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美國大豆協會主席布萊德霍夫在發言中說：“我們決不支持通過對中國進口產品增收懲罰關稅來要求中國重估人民幣匯率。”

　　他同時說明，中國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大豆出口國，預計2005年將出口中國44億蒲式耳大豆，占美國大豆出口額40%，占去年美國大豆收成的18%，貿易金額將達到創紀錄的29.6億美金。很顯然，如果迫使中國進行人民幣匯率調整，將影響到全美2.6萬名大豆生產商的利益。他表示：“采用懲罰性關稅，可能會破壞通過多哈談判達到全球市場進一步開放的努力。”

　　他說，“中國是成長中的、對美國極為重要的農產品銷售市場。”一旦人民幣匯率重估，“中國可以很容易從其他國家得到農產品，這將會導致美國大豆種植者損失花了20年建立起來的30億美元的巨大市場。”

　　美國商會的代表也表示，美國產業和工人在全球市場增長中已經獲得了大量的機會和好處，在美國企業在海外獲得了大量的利潤，也同時制造了大量的美國本土工作崗位。美國和中國應該避免采取損傷雙方利益的處理方法。

　　同時，美中貿易委員會在提交給參議院聽證會的報告中說明，中國的匯率政策并不是引起美國巨額貿易赤字的主要原因，通過提高關稅來要求人民幣進行匯率改變，會危害美國經濟。

　　代表美國制造業協會的魯布雷諾長達23頁講稿的演講代表了另一股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力量。

　　魯布雷諾將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和人民幣匯率問題聯系起來，并且抱怨由此導致美國一些工廠關閉，工人失業增加。“人民幣匯率顯然被低估，而我們的政府告訴我們他們沒什么可做，這是不公平的。”

　　聽證會上，格林斯潘否認了中美貿易赤字和失業之間的聯系。他說，要求中國改變匯率，并不會增加美國就業率。從美國的經濟運行情況來看，中美貿易對于美國就業率的聯系非常有限，沒有任何可信的證據支持人民幣升值會帶來美國就業率的提高。他說：“現在每周美國平均新增加就業崗位一百萬個，其中一半是自愿轉換工作。同時，從最近一周來說，有15萬工人暫時性失業，還有22.5萬人持續失業。”

　　他認為，美國貿易逆差是由于美國比較低的儲蓄率導致的。由此，對中國產品單方面采取懲罰性關稅，非但不能增加美國就業率，反而會降低美國人們的生活品質。

　　格林斯潘同時說明，由于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附加值都比較低。因此，如果從貿易總量來考慮，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的確比其他亞洲國家大，但是如果從附加值上來看，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遠遠小于其他亞洲國家。

　　“人民幣匯率的重估，將導致美國和亞洲國家貿易格局的重新分配。”格林斯潘說，“人民幣升值對于美國總的進口和美國向第三方國家出口產品競爭力提高的作用非常有限。”

　　他同時表示，即便采取了懲罰性關稅，美國進口中國產品會減少，但是顯然，亞洲其他國家，拉美地區國家的低成本產品，還是會大量進入美國。

　　格林斯潘說，現在希望制定類似1980年代中期的匯率協議既不太可能，也不合時宜，“當前環境已經與制定廣場協定時大不相同了”。(廣場協定Plaza Accord是主要經濟體于1985年為了削弱美元而制定的協議)

　　面對眾多議員的提問，斯諾則表示對中國匯率改革的進程并不滿意，但他也明確表示反對貿易孤立主義，“隔離墻保護不了美國工人和產業。”

　　產業升級與匯率變動

　　在多名參議員頻頻要求斯諾表態的情況下，針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斯諾表示，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對全球的經濟穩定作出了貢獻，“但是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應該要有所行動，我們已向中國方面清楚表示，采取措施的時間已成熟，中國的銀行體系和金融機構也已經可以承受更具靈活性的匯率制度。如果不然，我們下次提交報告的時候，只能認為中國有意操控匯率。”

　　而早在6月8日國際貨幣會議2005年年會的央行行長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就已經指出，要對匯率改革可能對中國國內產業、就業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不同影響進行詳盡分析，做好充分準備工作，因為改革必須對中國人民負責。

　　對于斯諾的說法，一直致力于匯率研究的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殷劍峰博士分析說，目前國內雖然對于匯率調整的看法不一，但一個基本的共識是，“短期內肯定會對中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中國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出口，匯率調整并無助于產業結構升級，并且會使就業問題受到影響。”殷劍峰分析說，從長期來看，匯率調整能否有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升級目前看來也并不能樂觀。

　　他分析，中國7億多就業人口，從產業分布說，一半分布在農業，另一半則分布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從區域來說，60%以上集中在農村，只有一小部分在城市。而這一輪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重化工業發展的推動，但重化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吸收就業的能力很差，而發展較快的第三產業主要集中在餐飲娛樂等一些低端產業，這兩個產業都不可能通過匯率的調整來達到產業結構升級的目的。

　　“產業機構升級取決于一國的資源稟賦狀況。”殷劍峰說，因為中國經濟增長靠的是資源稟賦條件，中國有大量的廉價的勞動力，這一點至今沒有改變。

　　正是中國廉價勞動力所導致的出口產品的價格優勢，成為中美貿易順差的最主要原因，并直接打擊了美國的制造業。“所以，在美國，實際上主要是制造業和工會組織和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音綁在一起的。”

　　而對于美國可能采取的進一步的貿易戰壓力，他認為貿易價格戰與人民幣升值導致的直接結果是一樣的——中國的產品被擠出美國市場，但所波及的行業卻大不相同。貿易戰影響的僅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而人民幣升值所波及的行業將遠不僅于此，對正處在改革之中的中國銀行業以及整個金融業將有很大影響。

　　殷劍峰認為，國內的銀行業依然比較脆弱，目前即使是小幅匯率的調整，對于中、建、工、交等以外幣注資的銀行的資本金，都將面臨一個較大的縮水，必須保證足額的資本充足率要求，這是國家需要考慮的。

　　另一個不得小覷的影響是，“近兩年，中國外匯儲備激增，其中大量熱錢結匯后屯留在中國境內，而如果匯率變動，對于銀行流動性將在短期內形成沖擊。”光大銀行國際金融市場處趙林分析說，“并且，現在國內外匯市場還沒有足夠的風險對沖工具，也沒有建立起美元做市商制度，如果擴大匯率浮動區間，各家銀行以美元表示的資產和結售匯的頭寸都無法完成風險對沖。”

　　況且，對于美國來說，其要求已經遠遠超過了對于人民幣匯率的調整，而更進一步的要求在于，中國必須對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進行調整，實現人民和美元的脫鉤。

　　但是，這個顯然超出了中國的現實準備。

　　國家外匯局的一位官員在電話中告訴記者：“中國的匯率改革會從中國的現實條件出發，不會迫于美國的壓力做出調整，更不會因為美國政府的言論而重新評估中國匯率調整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