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韓聯手鑄造對抗短期游資利劍

　　陳蓉

　　近期，中日韓三國央行共同簽署了新的貨幣互換協議，宣布將中韓與日韓兩國的貨幣互換規模從原先的20億美元分別增至40億美元和50億美元。

　　這里所謂的貨幣互換并非是指微觀金融市場上的互換交易和調期交易，而是指當互換 協議簽約國的匯率走勢受到熱錢沖擊發生大幅波動，導致臨時性流動不足時，另一簽約國應根據貨幣互換協議，提供解決國際收支短期流動性困難的融資支持，以達到維護該國金融市場穩定，協助將其貨幣恢復到穩定匯率水平的目的。

　　這種互換安排是國際金融危機救助機制的措施之一，可以視為各國對抗短期游資沖擊、保持匯率平穩的“穩定器”。

　　旨在防范區域性金融危機

　　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劍平教授認為，此次貨幣互換協議實際上是2000年《清邁倡議》的一個自然延伸。如何加強區域貨幣金融合作，以防范區域性金融危機，是亞洲金融(資訊 行情 論壇)危機之后亞洲國家一直努力探討的一個課題。

　　2000年5月，作為亞洲中堅力量的中日韓三國與東盟(簡稱“10＋3”)在泰國清邁達成《清邁倡議》，決定在東盟與中日韓之間建立雙邊貨幣互換網絡?BSA?。此后?“10＋3”成員國按《清邁倡議》確立的原則框架，先后簽署了16項雙邊貨幣互換協議。

　　2005年5月，亞洲開發銀行年會在伊斯坦布爾召開，此次年會的聯合宣言體現了亞洲各國對改進《清邁倡議》，提高貨幣互換協議效率，推動貨幣合作的共同愿望。

　　此次宣言提出了以下一些建議：擴大原先的貨幣互換規模；將以往由各國自行決定提供支援與否，改為共同決定、共同支援的模式；原先的《清邁倡議》規定，需要流動性支持的國家能夠立即得到雙邊協議10%的短期資金支持，剩下的90%要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助項目或者是已經啟動的臨時貸款線掛鉤。

　　這意味著受援助國家必須滿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嚴格支援條件才能得到大部分的貨幣互換額度，而伊斯坦布爾宣言決定將沒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支援情況下進行的獨立支援比例從目前的10%擴大到20%，以便在發生流動性危機時能夠更加有效地應對。

　　而此次中日韓三國央行行長簽署的新協議，除了在時間上將原先快到期的貨幣互換合約展期之外，最顯著的特點就在于貨幣互換總體規模增加，且出資規模中與IMF貸款規劃脫鉤部分的比例從10%增至20%，顯然可以視為是中、日、韓三國遵守聯合宣言，發展《清邁倡議》的一個自然結果。

　　而此前，中日兩國央行已經完成了30億美元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的續簽手續，可以看到，中日韓三國在構建貨幣互換體系、聯合抵御金融風險領域的合作正在不斷推進。

　　亞洲經濟體的愿望

　　亞洲各國對《清邁倡議》等貨幣合作框架的不斷推動，顯然是亞洲經濟金融發展的內在要求，體現了亞洲各國進行區域性貨幣合作的共同愿望。而作為亞洲地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體，中日韓三國此次簽訂的貨幣互換協議向人們暗示了亞洲地區在維護金融穩定和防范金融危機領域的合作將逐步深入，也向市場提供了穩定貨幣的更大信心。

　　1997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亞洲各國對自身經濟金融特點以及彼此之間經濟金融依賴性和互動性的思考日益深入。由于它們大多實行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戰略，且無論在匯率、利率還是商品價格上，亞洲國家都屬于接受者而非制訂者，亞洲國家特別容易受到美國等國家經濟周期和經濟政策變動的外溢性影響，這構成了亞洲國家所面臨的潛在風險。

　　從目前來看，當今世界經濟的顯著特征是全球國際收支嚴重失衡，集中表現為美國的巨額經常項目逆差和亞洲國家的巨額經常項目順差，相應使得亞洲成為美國最大的國際債權國群體，并累積起巨額的美元外匯儲備。

　　盡管當前整體國際經濟與金融形勢尚屬樂觀，但這種全球國際收支嚴重失衡、美國財政赤字高居不下、資本大量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不合理貿易資本格局是不可持續的，由此可能導致美元匯率與利率的不穩定性和不斷調整，即美元貶值和美元利率上升，這些都可能給亞洲國家帶來經濟和金融沖擊。

　　例如，美元貶值將導致亞洲國家大量以美元計價的巨額外匯儲備大幅縮水，從而對亞洲國家維護貨幣能力的信心產生沖擊；如果按照目前國際的呼聲，亞洲國家貨幣對美元相對升值，顯然將導致亞洲國家經常項目收支惡化；美元利率的上升所帶來的代價也可能是高昂的，其相應導致的美國國內需求萎縮對亞洲國家的出口導向經濟同樣也存在巨大的沖擊。

　　同時，在仍然以信貸融資為主、資本市場開放度較高的情況下，亞洲國家在面對國際游資沖擊的時候，仍然具有相當大的脆弱性。而且，由于經濟和金融結構相當類似，如果發生金融沖擊，亞洲許多國家仍將呈現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狀況，經濟和金融危機極易通過貿易產業鏈和資本市場進行傳遞和放大，金融危機往往表現為一種地區性現象。

　　上述特點決定了亞洲國家尋求區域性危機防范機制的自發動力。亞洲各國日益意識到對金融危機的防范和救助實際上是一種地區性的公共產品。而在亞洲國家中，中日韓等國由于在經濟金融結構方面與其他亞洲國家具有較大的差異，自主性較強，因而就成為亞洲貨幣合作中的重要穩定力量，他們對區域性貨幣合作的參與和推動，如此次新互換協議的簽訂，不僅有助于中、日、韓三國共同防范金融危機的爆發，也有利于三國以此為基礎，共同推進亞洲各國之間的區域性貨幣金融合作，其影響及其所帶來的信心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良好信號

　　一般認為，區域貨幣合作的終極目標應當是建立共同貨幣區，而在實現共同貨幣之前，至少還需要兩個層次的融合：區域金融合作協調和匯率協調。但顯然無論從理論上看還是從歐元的歷史經驗來看，由于亞洲各國在歷史、文化、政治經濟制度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方面的差異、分歧和利益沖突，而貨幣或匯率合作又影響到各國政策的自主權，其實現必然是非常復雜和困難的，亞洲目前距離終極目標——共同貨幣還很遙遠，匯率協調也難以實現。

　　從目前來看，亞洲區域貨幣合作還停留在區域金融合作協調的階段，已經取得的成就包括：《清邁倡議》以及相應貨幣互換協議的簽訂和改進，亞洲債券基金的設立，亞洲各層次的地區政策對話和監督機制的建設，以及今年2月中國、日本和韓國以及東南亞國家聯盟的10個成員國簽署協議設立的ABG組織(Asian Bellagio Group)等。

　　總的來說，雖然亞洲貨幣合作已經取得了歷史性的進展，但上述制度性和組織性成果距離實質性的具有嚴密框架的合作和融合顯然還有距離。我們預見，亞洲地區的金融合作必然是一個艱巨推進的過程，在較長時間內，變化與合作將是漸進的，長期的。而中日韓三個重要國家在外匯合作領域的推進，正是這個過程逐步推向深入，區域金融安全機制逐步走向完善的一個良好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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