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館浮現威尼斯雙年展

　　本報記者 萇萇 北京報道新

    一輪的展覽開始了

　　今年的威尼斯雙年展與往屆不太一樣。

　　首先，已經走過了110年的歷史完成50次展覽的雙年展，更愿意把今年的第51屆看作一個新循環的開始，于是實施了大膽的改革——相對于以往雙年展執行一個主題(比如第50屆是“夢想與沖突”)，今年的展覽則由兩位策展人出了兩個主題：“藝術的經歷”和“更遠一點兒”。兩個主題展相輔相成：一個專注于國際當代藝術從70年代到今天的發展之路；另一個是在這個基礎上，放眼藝術的未來。

　　其次，據威尼斯雙年展官方網站宣布，今年的參展國家達到70個，是歷屆雙年展報名注冊的國家最多的一屆，其中，中國館將首次進駐威尼斯雙年展。中國策展方案稱，中國的參與將是這個以西方為中心的藝術結構的一個重大調整。

　　去威尼斯不是第一次

　　威尼斯雙年展是當今國際藝術界最重要的展覽，堪稱藝術的奧林匹克。僅以參賽形式來說，必須在各國政府的支持下報名參賽，才有資格建立國家館。今年2月，當我們舉家歡慶春節的時候，由文化部選派的執行小組已經前往威尼斯與組委會接洽；3月，中國文化部和意大利威尼斯雙年展組委會正式達成了建立中國館的協議。

　　其實，中國藝術家以個人名義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了。1999年，藝術家蔡國強憑《收租院》獲得第48屆“威尼斯雙年展”大獎，一時間在國內引起不少爭議，有人贊為后現代主義的杰作，有人稱其販賣“文革”藝術的后殖民主義，還有的告他侵權，一時間好不熱鬧，威尼斯雙年展卻就此進入公眾的記憶；2002年，由一位地產商推動的項目“長城腳下的公社”獲得了隔年舉辦的威尼斯建筑雙年展的“建筑藝術推動大獎”，媒體的高頻率報道，讓人再次感受到在這樣一個國際藝術展覽上獲得獎項與拿奧運金牌一樣，似乎是一種國家級的榮耀。

　　接下來的2003年，文化部首次決定以國家館的形式參加第50屆威尼斯雙年展，但不巧的是，因為SARS問題，行程被迫取消。當時作為中國館總策劃人的范迪安，已經完成了展覽的籌備工作。于是在當年，他以“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的名義，分別在北京和廣州展示了5位藝術家王澍、展望、呂勝中、楊福東和劉建華的作品，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藝術的博弈

　　“那次，我是和大家一樣，向文化部投標投中的！”范迪安對記者解釋說。他的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的身份，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上屆雙年展他的職務是不是政府的指派。不過，正是因為有了上次的成功經驗，這次，文化部主動找到他擔任本屆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總策劃。

　　“官方”和“當代藝術”一直有點水火不相容，范迪安的折中，令其游刃有余，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一個有力推動者。2003年，作為一次政府行為，他與皮力在巴黎蓬皮杜中心策劃的《中國怎么樣？》中國當代藝術大展，讓十多萬國際觀眾領略了中國當代藝術的風采，成為當年法國藝術界的一件大事。范迪安總是避開當代藝術中比較黑暗、尖銳的部分。選擇的作品當然要有深度，但前提是看上去得健康或者好玩兒，如果不這樣，中國當代藝術永遠無法浮出水面。

　　由政府出面的展覽，并獲得了國內外多家文化機構與企業的贊助和支持，所以這次備展的資金十分充裕。比如為了保證作品《農民杜文達的飛碟》不出意外，執行小組特意運去了一臺備用的高級汽車發動機和航空汽油。威尼斯雙年展的組委會對中國館的參與也很重視，將最為活躍的中心區域讓給了中國，這個名為“處女園”的展覽區，室內約為500平方米、室外為1600平方米，是所有國家館中面積最大的展館。而我國的文化部也與雙年展組委會達成了2007年在威尼斯建立永久性國家館的意向。

　　我們要什么樣的中國館

　　中國館展覽的主題“處女園：浮現(Virgin Garden: Emersion)”，名字來自展覽的地點，極富象征意義。“浮現”有點橫空出世的意思，中國館的建立，確實是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綜合影響力增強的標志。

　　　去年國際藝術界的權威雜志《藝術評論》評選當今藝術界最有影響力的100個人物，有兩名中國人名列其中——旅美藝術家蔡國強和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他們都是中國館5人執行小組的成員之一(另外兩位分別為中央美院講師皮力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建筑研究所副所長王明賢)。許江的入選也是因為其出色的活動能力，蔡國強是在國際藝術界有很高影響力的藝術家，他被范迪安邀請來擔任本屆中國館的策展人。

　　蔡國強考慮了很久，“在21世紀，怎樣來表現第一個中國館的來到和姿態？”最終，他們采用了一種保險但不保守的態度。5件富有地域和傳統文化色彩的參展作品，通過了官方苛刻的審視，對當代藝術不太關心的國內公眾也覺得有趣，而作品本身對當代藝術觀念的探索、第一次參展就積極與別的國家館“對話”的精神，對積極推動當代藝術發展的威尼斯雙年展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