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歐洲：世界事務的新軸心

　　歐洲必須加強與亞洲，尤其是與中國的聯系，否則，就不能與美國的企業和金融資本進行勢均力敵的競爭

　　文/宿景祥

　　古羅馬人有一句諺語:人離得越遠越受敬重。中國有句古語：急生速死，大器晚成。用 這兩句話來說明中國和歐洲之間的關系，再合適不過了。

　　中國和歐洲，一個在東，一個在西，相距十分遙遠。兩千多年前，彼此就都知道對方的存在。近年來，中國和歐洲之間的關系發展迅速，呈現出一種蓬勃向上的氣象。種種事實表明，中歐關系是一種全面的多維關系，一種真正的戰略伙伴關系。筆者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關系將會進一步發展和加強，最終形成世界事務中的一個“新軸心”。

　　全面的多維關系

　　筆者認為，在經濟領域，中國和歐盟彼此很快就會成為對方最大的貿易伙伴。

　　2002年，歐盟超過日本，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2003年，中歐雙邊貿易額增長了30%。根據中國海關的統計數據，當年中國對歐盟的貿易總額已經達到1250億美元。而歐盟方面統計的數字更高些，達到1350億歐元，折合1650億美元。去年上半年，中歐雙邊貿易額又猛增了44%，估計全年增長幅度在40%以上。10年前，美國和日本在對中國的貿易方面占了先機，現在歐盟已經趕上來了。

　　歐盟在外國對華直接投資方面也位居前列。

　　據歐盟估計，歐洲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總額超過350億美元。誠然，在中國的市場上，美國公司的勢力更大一些，有近5000家；而歐洲人投資的公司只有3000多家。但歐洲公司的數量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加，上升很快。而且，在中國經濟中一些增長最迅速的領域，歐洲公司占據了主導地位。中國人作為化工支柱產業大力發展的乙烯工程，新上馬的項目都是由歐洲老牌公司，如德國的巴斯夫公司、英國石油公司和荷蘭皇家石油公司來承建的。中國大規模的城市化和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的技術設備，這正是歐洲一些重量級公司，如德國的西門子和法國電力公司的強項。西門子公司已經在中國獲得了一項總價值近8億美元的鐵路機車和電力設備合同。

　　歐盟不僅是對中國技術和設備出口的頭號外國供應商，并且邀請中國參加了許多聯合技術項目，包括歐洲的“伽利略”全球衛星導航系統計劃，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科研合作項目“歐盟——中國框架計劃”。

　　在政治領域，中國和歐盟高層領導人互訪頻繁。自1997年以來，中國和歐盟一直在輪流舉行歐盟與中國的年度首腦會議——去年12月在荷蘭海牙舉行的已經是第7次。2004年，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和吳邦國委員長，相繼對歐洲進行了訪問，充分表明中國方面對歐洲戰略的重視。與此同時，中國不斷地接待來自歐洲和歐盟的領導人，包括歐盟委員會主席羅馬諾·普羅迪、法國總統希拉克和德國總理施羅德。通過高層的不斷交流，中歐雙方促成了一系列重大協議。

　　在軍事領域，中歐雙方都互稱“戰略伙伴”，中國與歐洲許多國家都分別建立了不同類型的軍事交流關系，并啟動了與北約的對話。中國海軍去年與法國和英國的海軍艦艇舉行了聯合搜救演習，這種軍隊與軍隊之間的交流還是第一次。英國為中國參與國際維和行動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士兵，開設過訓練課程。德國、法國和英國的軍事參謀學院，都有中國的軍官在接受培訓。

　　中國和歐洲在其它領域的關系，也在不斷發展。由于美國政府嚴格限制簽證的措施，導致許多中國學生轉投歐洲。據估計，有10多萬名中國學生在歐洲的大學和專科學校學習，這一人數大大超過了在美國注冊入學的中國學生人數(約在6萬名左右)。在10年以前，愛爾蘭還沒有幾個中國人，現在至少有4萬中國人，其中大多數人拿的是學生簽證。

　　歷史上，歐洲曾多次出現過“中國熱”。但這一次似乎是最真實、最熾烈的。去年，法國政府宣布2004年為“中國年”，并在全國各地舉行了近400次相關展覽和活動，最好地反映出這股席卷歐洲的“中國熱”。

　　“世界大三角”的長邊

　　當今世界呈現出一個新的“大三角”關系。在軍事力量上，美國擁有絕對的優勢地位，但在政治和經濟力量上，歐洲和東亞足以同美國相抗衡，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中國作為東亞新崛起的大國，對于美國的單邊政策和外交行為，持有自己的觀點。在這個問題上，中國與歐洲在很大程度上不謀而合，都在尋求遏制美國力量和霸權的途徑。法國在這個問題上一直處于最前沿，德國、西班牙和北歐國家，也都持有這種想法。發展多邊主義和約束美國的霸權行為的共同目標，使得中歐關系成為“中美歐大三角”中最活躍的一條邊。

　　歐洲實現貨幣統一后，法國作為“歐洲經濟合眾國”的盟主，有能力對美國的單邊主義采取不同態度。大多數法國人認為，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與法國的極右勢力有共同之處，進攻伊拉克將導致法國的新保守主義抬頭，希拉克總統不得不采取反對態度。在政治上，德國通常是交給法國打理，自己則專心追求經濟利益。德國對出口的依賴程度雖然比日本還高，但多為歐共體內部貿易，并不十分依賴美國市場，因而，即便公開反對美國也無妨。

　　歐洲同美國相抗衡的歷史淵源很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由于在全球范圍內誕生了社會主義制度，迫使資本主義各國謀求建立“協調體制”，于是在1947年3月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美元和黃金聯系起來。這種體制的矛盾在于，雖然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美元可以作為與黃金具有同等價值的信用貨幣使用，但在美國國內，卻不能自由兌換，黃金也不能自由進出口。也就是說，美國可以把在國內“無價值”的美元，在國際貿易中作為與黃金有同等價值的貨幣支付。這是一種“煉金術”，而且只有在美國確保財政收支平衡和經常收支盈余的前提下才能發揮其功能，但美國沒有能做到這一點。于是，1971年美國終于被迫放棄這一體制，進入浮動匯率制時代。實行浮動匯率制后，匯率風險增大。1999年，歐洲引入了歐元貨幣，各國把貨幣主權交給了歐洲央行，但國家主權仍歸屬各國，在統一的方向上更邁進了一步。

　　在歐洲，法國雖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但無法靠一國的力量在政治、經濟上與美蘇相抗衡，于是便策劃聯合前西德。德國戰后被美、英、法、蘇分割占領，要統一必須得到四國的批準，解除占領狀態。德國如果與美國聯手，會嚴重刺激蘇聯，所以只能與法國聯合。對于法國提出的統一經濟的想法，德國也無法拒絕。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歐洲統一之所以取得出人意料的結果，就是因為在法國看重政治，德國看重經濟，雙方達成了利益的一致。今天，這一結構仍然沒有太大的改變。

　　美元至今仍然繼續發揮世界基軸貨幣的作用。這是因為，現代國際貨幣流通所依據的不僅是經濟能力，更重要的是金融、資本市場和軍事力量。從本質上說，美國的單邊主義并不是因為美國變成了強大的帝國，而是其想用軍事力量掩蓋經濟的脆弱。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美國把龐大的國家預算，投入到最尖端的軍事、航空航天、信息通信等技術的開發，而最具經濟增長效應的重化工業的國際競爭力很低。

　　歐元區在經濟能力、金融及證券市場的規模和流動性方面，正逼近美國。由于歐元剛剛啟動，尚無確切數字證明歐元正在成為可與美元相匹敵的國際貨幣，但歐元啟動后最明顯的特點是，以歐元支付的金融資產正在增加。歐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在迅速提高。

　　據歐洲央行調查，除歐元圈12國外，采用本國貨幣匯率、以某種形式與歐元掛鉤制度的國家和地區已超過50個。亞洲是世界的資金庫，日本官方的外匯儲備目前超過了8000億美元，中國為6000多億美元，中國臺灣和韓國各為2000多億美元，中國香港和印度也差不了多少。各國和地區中央銀行歷來對外匯儲備的構成很少透露，但據國際清算銀行估計，目前，在中央銀行的全部外匯儲備中，2/3以上仍然是以美元的形式持有。從美國政府債券的持有情況來看，美國對外國政府的依賴程度大大提高了：在1990年時，外國人所持有的美國國庫券占20%，而2004年外國人所占比例達到了46.8%。

　　中歐沒有“歷史問題”

　　歷史經驗表明，地理上接近的國家，在漫長的歲月里，容易互相認識了解，也容易互相敵視。正因為離得近，互相冒犯的機會也就更多。如果在空間上或者時間上相距遙遠，反而容易形成美好的“傳說”和“神話”，相互寄托未來的希望。

　　中國和歐洲,是這種關系的典型實例。早在漢代，中國和歐洲就相互知道對方的存在。公元前126年，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他從今天的伊朗境內帶回了苜蓿種子和葡萄苗。而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比張騫還早近200年來到這里。羅馬帝國時期，開始把中國稱為“秦”(Cina)。漢代的中國，則把羅馬帝國稱為“大秦”。這種稱呼本身便含有某種敬意，而在中國歷史上，這種敬意很少對其它民族和國家自發地流露過。

　　中國和歐洲遙遙相望、互相傾慕了1000多年。直到元代，一些歐洲人終于來到中國。到了19世紀，中國和歐洲終于正面接觸。新中國成立后，大多數歐洲國家很早就和新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北歐國家和英國更早一些，在1950年就已經和中國建交，1964年中法建交，1975年歐盟的前身“歐共體”與中國正式建立關系，但雙方的外交聯系時斷時續，貿易仍然受到限制。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中國與歐洲大陸各國建立貿易和政治關系的道路被打通。1994年，歐盟制定一套明確地對華戰略，雙方的關系明顯好轉，逐步全面鋪開。歐盟通過歐盟委員會和歐洲理事會，制定了一套戰略框架來監督雙方關系的發展。從1995年起，歐盟委員會開始頒布一系列政策性文件來指導歐盟與中國的關系。中國則在2003年10月頒布了一份關于它與歐盟關系的政策性文件。這些文件闡述了歐盟在尋求與中國發展關系時所采納的政策以及各種正在進行中的計劃和接觸。

　　空間上的距離，成為中歐關系發展的有利因素。對于中國來說，與歐洲之間關系比較簡單，既不像日本那樣有歷史問題，也不像與美國的關系那樣，有臺灣問題。所有的歐洲國家，都嚴格遵守“一個中國”政策，既不向臺灣出售武器，也不接待臺灣地區領導人。歐洲各國政府還嚴格約束臺灣設在本國的代表處，只允許它們推動貿易發展而不能從事其它工作，而歐洲國家駐臺灣代表處也同樣限制了自己的活動。在歐洲的政壇上，不存在像美國那樣的“臺灣游說集團”。

　　總的來說，由于沒有“歷史問題”和“臺灣因素”，歐盟與中國的關系也就簡明了。尤為重要的是，歐洲在東亞沒有真正的軍事或戰略利益。既然歐洲沒有軍隊駐扎在這一地區，就不存在把另一方視為潛在威脅的問題。這一點，與中日關系、中美關系也有根本性的不同。

　　當然，中歐關系最為牢固、最為堅實的基礎，是雙方經濟的互補性。對歐洲來說，中國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生產基地，中國是一個近乎用之不竭的出口市場，中國是一個有巨大吸引力的投資和創業場所。

　　對于中國來說，雖然歐洲無法幫助中國緩解對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但歐洲企業卻能夠滿足中國的許多技術需要。與美國企業和日本企業相比，歐洲的企業更愿意向中國轉讓先進的技術。

　　中歐:世界事務的“新軸心”

　　當今世界的發展，正處于歷史關鍵點上。美國在向南北美洲聯邦的方向發展，歐洲已經結成了歐洲聯邦，并逐步向一個更大的聯邦即“歐洲—非洲—大洋洲聯邦”的方向發展。如果亞洲一體化的進程能夠加快，就能在經濟和資源方面與美洲和歐洲勢均力敵，三分天下。但實現這一情況的前提是歐洲和亞洲之間的聯系，必須得到進一步的加強。

　　在古羅馬時期，歐洲和中國之間有一個“安息帝國”，借助于地理位置控制了交通要道，對過境商品征收巨額關稅。為了打破安息帝國對貿易的壟斷，直接同中國購買絲綢，羅馬帝國曾經與它打了好幾百年的仗，不幸的是最終也未能取得決定性勝利。

　　今天，歐洲大多數國家，人口增長緩慢，工業和市場已經成熟，投資機會較少。而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市場在急劇擴大之中，可以為歐洲企業最大限度地提供投資機會和產品出口。

　　歐洲必須加強與亞洲，尤其是與中國的聯系，否則，歐洲企業就不能與美國的企業和金融資本進行勢均力敵的競爭。

　　歐洲之所以把未來的希望給予遙遠的中國，是出于對中國的發展前景有著很清醒地認識：中國經濟的崛起，與日本及“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奇跡有著本質的不同。

　　在技術升級方面，中國比過去的日本和“四小龍”要快得多，政府政策和控制能力強大。當然，最關鍵的是中國的人力資源非常豐富，地域遼闊。對于歐洲企業來說，甚至于那些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如環境惡化、金融失調、人口老齡化等，同樣蘊含著巨大的商業機會。

　　中國崛起的進程才剛剛開始，至少在未來20年里，中國與歐洲之間的關系，都將是世界事務的“新軸心”。

　　(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