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亦可變轉機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安言報道 4月4日，商務部長薄熙來在京會見由會長橋本龍太郎率領的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2005年度訪華團一行時表示，中方一貫重視發展中日經貿合作。改革開放26年來，中日雙邊經貿關系發展迅速。從1993年至2003年，日本曾連續11年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

　　那么2004年呢？據海關統計，在2004年，歐盟和美國11年來首次取代日本成為我國第 一、第二大貿易伙伴，日本降為第三位。從2004年前9個月的數據看，中歐、中美、中日雙邊貿易總額都在1200～1300億美元之間，相差不大。但是從貿易額增長速度來看，中歐(35.6%)、中美(34.4%)要遠超中日(26.9%)。

　　但在另一方面，2004年日本對華(包括內地和香港)貿易總額首次超過了對美國貿易總額，中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

　　中日經貿行至關鍵路口

　　面對這些數據，中日經濟專家有著類似的解讀。

　　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經濟室副主任張季風向《國際先驅導報》表示，盡管中日之間貿易尚還正常，但是，從中方的角度看，日本貿易伙伴排位下降如此之快，不能不說“政冷經熱”的中日關系有“經濟也變冷”的隱憂。

　　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顧問研究員關志雄(C.H. Kwan)也認為，盡管日本方面的統計顯示了日本經濟正在向中國轉移，但中國方面的統計表明中國經濟正在與日本漸行漸遠。

　　“經貿關系曾經為中日關系正常化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抗日戰爭紀念館研究部主任李宗遠告訴本報記者。從戰后一直到1972年，中日關系一直是以“經貿先行、民間先行”為突破口，最終促成了政治上的突破，可以說是“經熱”促成了“政熱”。

　　但從現在的情況看來正相反，日本政府對歷史認識態度不端正造成的“政冷”，很可能將原本火熱的中日經貿關系也“凍僵”。

　　三菱當效大眾、西門子

　　張季風認為，中日經貿關系總體上看還沒有受到民間“抵制日貨”的影響，但是作為市場微觀實體的一些日本公司已經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

　　事實上，很多日本商界人士已經感受到了這種壓力，并紛紛聯系本報記者，提出“在商言商”，不希望商業行為受到政治干擾。

　　但接受《國際先驅導報》采訪的專家一致表示，“在商言商”的說法是多層次的，兩國經貿交流如果能本著增加兩國互信互助的目的，增進兩國人民民間感情，不僅不會受到“政治干擾”，還能從經貿交往中獲取更多正當利潤。

　　但是部分日本公司不正確認識歷史問題，對日本右翼團體提供贊助，主動介入政治，使得經貿交往不僅不能增進兩國感情，反而傷害兩國互信。一邊做有損中日關系的事情，另一邊又想“在商言商”，必然會為中國人民所反對。

　　李宗遠告訴《國際先驅導報》，在德國發動法西斯戰爭時，一些德國公司比如大眾、西門子都有奴役勞工、制造槍炮彈藥屠殺無辜等“不光彩”歷史，但是德國公司的認錯態度和日本截然不同，不僅光明磊落地承認了罪行，還拿出大量資金作為對受害猶太人的賠償。在德國向猶太人提供的52億美元賠償中，德國各大公司的出資就高達26億。德國的一些大公司如西門子、奔馳、大眾設置的賠償基金更超過50億美元。

　　如今，德國公司產品在一些戰爭受害國如中國等有著很高的接受度，不能不說與德國公司對歷史問題的正確認識有關。而相比之下，日本公司試圖在中國避開歷史問題“悶聲發財”甚至縱容公司高層出資贊助右翼團體，其行為必然為中日兩國愛好和平的人士所反對。

　　日本公司面臨公關機會

　　張季風指出，日本公司在中國“沒有記性”，在2002年東芝筆記本、三菱越野車等日本公司產品出現質量問題后，在美國和中國市場對消費者的態度截然不同。一些日本公司漠視中國消費者的態度已經引起了中國消費者的憤怒。而三菱等部分日本公司縱容高級管理人員贊助右翼團體即使純粹從商業角度講，也是對中國消費者心理的不尊重。“一些日本公司沒有吸取教訓，沒把中國消費者當上帝”，張季風強調。

　　愛德曼公關公司一位張姓高級顧問告訴《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日本公司事實上已經面臨整體的形象危機，擺在它們眼前的就是對中國市場危機公關。

　　公關專家認為，現在日本公司的被抵制危機，事實上也是公關機會，如果哪家日本公司能夠正確地認識歷史，本著客觀公正的態度與日本右翼團體劃清界限、反思歷史、充分考慮到中國人民感情，那么必然會被中國人民所接受，在中國的市場開拓也必將十分順利。

　　專家預測，日后必然有日本公司認識到這個公關機會，而能夠率先“行動”的公司將獲利更多，將獲得政治和商業的“雙豐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