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遷村民生計惡化 殼牌必須直面謊言與隱痛問題

　　- 一個在國際上以社會責任著稱的跨國公司在中國遭到質疑。殼牌有什么隱痛，它又在回避什么？

　　- 8351名搬遷村民失去土地成為“失地農民”，生計困難，許多家庭兒童輟學。

　　據悉，大亞灣村民的上訪已經引起了廣東省委有關領導的重視。3月23日，廣東省信訪 局局長梁國治派出專員專程到大亞灣了解有關情況。

　　2004年11月17日晚上9時56分，廣東惠州大亞灣東聯村村民(現被政府拆分到新聯村)廖建平給記者打來電話，讓記者收看某電視臺2頻道正在播出的知名經濟節目。

　　這個時長半小時的經濟節目正在講述建立在廖建平和他的鄉親們的老房基地上的中海殼牌石化項目，為搬遷村民的生計工作所取得的“成績”。報道中說，中海殼牌的搬遷村民有1000多人參加了就業培訓，“參加培訓的很多人都找到了工作，實現了從農民到企業職工的角色轉換，也實現了從一個農民到城市人的真正轉變。”

　　而中海殼牌總裁藍仲凱則在節目中表示，這些參加培訓的人“將來能在我們的公司里工作或者其他的行業里工作”。

　　殼牌說謊？

　　節目中惟一的一位受訪村民叫張新娣，代表“1000多名接受培訓的村民”出鏡。而事實上，她是僅有的兩名在中海殼牌辦公室里(后勤組)上班的人員之一。

　　據說，在此前半個月左右，節目的錄制過程中，曾經發生過“驚心動魄”的一幕。

　　2004年10月28日傍晚，當中海殼牌公共事務部工作人員、有關公關公司以及電視臺攝制組一行來到張新娣家拍攝時，遭遇了上千名搬遷村民的請愿，要求電視臺采訪他們，而不是指定的張新娣。據悉，當時地方政府幾乎所有主要官員都在現場，并有數十名警察。最后，由公關公司人員出來假裝電視臺接待村民，“政府官員和警察聲東擊西，從后門護送來者離開。”當天一直在現場的廖建平，通過手機告訴記者現場發生的一切。

　　整個過程中，殼牌方面和當地政府屏蔽了其他村民的所有意見。令人尷尬的是，自從張新娣在電視臺出鏡之后，她已經被村民孤立。記者近日從有關渠道獲悉，這個節目是由殼牌中國有限公司方面所邀請安排的。

　　這僅僅是中海殼牌就企業社會責任以及可持續發展問題展開的諸多宣傳之一。殼牌方面通過勞務公司利用當地村民、勞工做形象宣傳亦引起了村民和當事人的強烈不滿。

　　村民質疑《殼牌報告》

　　中海殼牌對外資料顯示，目前，共有479名村民在中海殼牌的項目里工作。而據記者了解，這400多名村民絕大多數為工地上的短期勞工，由施工工地的各承包方聘請。

　　據村里的勞工反映，過去，他們每天的工作時間為10小時，日薪48元。春節前夕，這些勞工的工時縮短到9小時，同時工資亦相應減少到43.2元／天。此外，他們除了得到了一份最高賠償額為5000元的人身意外險，再沒有其他任何保障。村民宋景章說，他們“以前可以工作20多天，而現在則只有10來天”。對此，中海殼牌公共事務部夏瑾的解釋是，“考慮到要讓更多的人有一份收入”。不難看出，村民們從工地中獲取的勞動報酬總量并沒有增加，惟一改變的是，看起來，有了更多數量的村民在中海殼牌“就業”。

　　有村民指出，中海殼牌最新版本的《中海殼牌南海石化項目報告·建設可持續的未來》中關于“社會表現”的章節，多處描述與事實有出入。

　　“安置動遷”小節中描述：大多數搬遷村民并非以務農為生，搬遷后他們將轉為城市戶口，得到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好的醫療設施服務和就業機會。而記者從村民中了解的情況是：這些村民大多數以務農為生，尤其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從外地遷入的農民。他們到這邊來的目的就是大面積耕種因本地人口外流而荒廢的土地；并且，上述“外插戶”在農地被征用之后，現在仍為農業戶口，成為失地農民，而非殼牌宣傳的“轉為城市戶口”；而所謂“得到更好的教育”，記者從移民村聽到的消息是，他們中有許多兒童因繳不起學費而輟學。

　　此外，報告中的“社會表現”章節中提到，“石仔嶺村小組集資成立了一家光管整流器廠。在當地政府的幫助下，新工廠已經通水通電……目前已聘用58位搬遷村民。該廠滿負荷生產后月產30萬只整流器，可以提供800個就業機會。”而據記者了解，該廠目前已經停產。廠子本來為集體企業，后來成為個別人的資產，村民知道后，對以村民的名義借貸的350萬元貸款不予認可。并且，他們股東之間的矛盾早已經上了法庭，“股東自己上了鎖，村民后來在外面又加了一把鎖”。工廠的一部分建筑已被租出去作倉庫。村民說，工廠賬目混亂，有關審計人員不敢進場審計。

　　搬遷村民生計惡化

　　2003年2月10日，本報頭版頭條文章《中海殼牌配套工程爆出集體貪污案》發表之后，引起巨大反響。文章發表前夕至今，記者已持續跟蹤大亞灣移民問題長達兩年多時間。在此期間，記者常常接到村民的求助，并多次赴當地了解情況。

　　2004年8月31日，由于地面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遲遲沒有拿到，200多名村民代表到大亞灣開發區國土局要求查看當時的賬目。最后，在村民強硬的要求下，國土局局長無奈同意復印賬目。記者從村民手中看到了這份補償款賬目復印件，發現里面有許多簽名無須專業人士鑒定即可看出是同一人手跡。村民指出，里面許多人根本不種地，也有許多人來源不明，還有些人隸屬其他村小組，虛報現象觸目驚心。村民代表胡榮華說，去國土局當天晚上他和另外5個代表就接到了恐嚇電話。胡榮華說，我孩子輟學，家人生病躺在床上沒錢看，已經沒有什么可怕的了。

　　記者在當地調查發現，家庭狀況比胡榮華更為惡化的情況比比皆是。

　　從動遷之日起，為期兩年的生活補助時限已經到期。現在搬遷村民已經沒有200元／月的生活補助，而以前的一些積蓄和補貼，已經用來購買550元／平方米的房屋，很多家庭已經失去生活來源。

　　村民把自己貧困的很大因素都怪罪于當地某些官員與村干部的腐敗。因為按照“10號文件”(即《中海殼牌石化項目征地拆遷安置辦法》)，他們得到的補償是按照有關規定的最高標準制定的。但問題就出在安置工程的執行過程中。8000多村民中有3500多“外插戶”被“秘密分家”、區別對待，而這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合法移民受到的歧視性待遇，給腐敗留下了巨大的滋生空間。他們一是不享有每人3000元的建房補助和1萬元的拆遷安置補償；二是已經結婚的可享受單家獨戶住宅的兄弟被合并到父母一戶名下，并且不給予回撥地，也不辦理“農轉非”城市戶口。

　　記者了解到，部分官員的腐敗除了前文中提到“多報”、“虛報”、“冒領”之外，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基層村官參與其中，而這些村官則得到了有關人員的保護。

　　一村民說，他親口聽到一個村官在政府的公開場合說：“如果誰把我弄下來，我要弄下4個官員。” 也許，這個村官的說法并沒有言過其實？

　　記者手記　除了批評我們還應給殼牌一些公平

　　殼牌對自己在中國實施“可持續發展計劃”最得意的是其在中國的合資企業——中海殼牌石化項目中所做的一切。而在這個項目中，殼牌最津津樂道的事情是，他們曾經為保護一個鳥巢為鳥兒“搬家”。

　　這個溫情的故事是這樣書寫的：項目建設現場在土地平整的過程中，施工人員發現灌木叢中有一個鳥巢，鳥兒正在孵蛋。外方專家專門請來鳥類學家，分析鳥蛋何時孵化、雛鳥何時長大飛走，并根據專家意見改變了作業計劃，先平整其他部分的場地，近兩個月后，才將鳥巢搬走……

　　令人十分遺憾的是，同樣在這里生存的8351名百姓無法享受到這樣悉心的照顧。

　　殼牌對記者解釋說，按照中國的法律，村民的安置歸當地政府負責。“我們對不屬于自己職責范圍的事情的介入有自己的原則和尺度。”

　　當然，殼牌無法用“當地的法律”幾個字就把自己的責任推卸得一干二凈。至少，殼牌說了許多對自己的有利的信息，而“忽略”了許多不利于自己的信息，并且，把有些信息故意含糊。在這一點上，殼牌首先得挨五十大板。何況，殼牌的社會責任4項理念就包含“在符合正當商業企業角色的情況下，表明對人的基本權利的支持”。而當地的老百姓也認為，因為殼牌項目的落地，他們的一生才發生如此突然而巨大的改變。

　　我們并不認為，僅僅因為搬1個鳥巢比搬2707戶村民容易，殼牌所以避重就輕。殼牌的可持續發展分環境和社會責任兩個部分。客觀地說，殼牌在“環境”——它自己能夠獨立做到的事情上面，做得比國內甚至國際上許多企業都要好。比如在大亞灣海域海底鋪設長達22公里的廢水排放管道；在工地修建5個大型的沉淀池，不僅收集雨水，還可防止水土流失；在機器上裝了消音設備，出現了令人奇怪的靜悄悄的工地；進行海底生態的調查，花很大代價把活珊瑚移植到臨近海域等等。

　　而社會責任——也許問題就出在“社會”兩個字上——碰上這兩個字，“責任”頓時變得復雜而沉重起來。除了殼牌辯稱的法律因素——“這個事情并不由殼牌負責”之外，殼牌畢竟不是檢察院，也不是反貪局。“在人屋檐下”，殼牌也有自己的隱痛。

　　不容否認，殼牌除了對村民樂施善助，在為當地村民做培訓等“未來”問題上亦做了不少工作。但現在村民遇到的問題是，失去土地之后，老百姓的“生存鏈”被突然切斷。而人是一個社會人，作為社會人特征的知識和能力限制，導致他從一個耕作的農民向一個失去土地的居民的轉換注定要面臨巨大陣痛。加上一些基本的權利被侵犯剝奪，直接的結果就是更加貧窮。因此，殼牌必須認識到，大亞灣的村民面臨的是一個“先生存而后發展”的“現實”問題。

    殼牌聲明：

　　殼牌中國集團和中海殼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關于《中國經營報》2005年4月4日報道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