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政治戰勝個人隱私 道德不是商業倫理的全部

　　早報記者 王立偉 實習生 陳伊萌

　　波音公司總裁斯通塞弗近日因卷入婚外情事件落馬。一改慣例，波音公司高調聲明此事，讓重新回到公司、帶領波音從前一次道德丑聞中走出來的斯通塞弗丟盡顏面。

　　在素來以尊重個人隱私的西方，波音公司對這個案例的高調處理出乎意料。我們不禁 追問：在這背后，是商業倫理戰勝個人道德，還是公司政治戰勝個人隱私？

　　近數十年中，美國公司對商業道德無比重視。公司高管的個人道德成了公司商業倫理的縮影，意在給企業帶來有形和無形的財富。

　　但是企業倫理和個人隱私之間的悖論一直存在，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

　　公司政治的犧牲品？

　　比較丑聞之下引咎辭職、鬧得滿世界都是風雨的哈里.斯通塞弗，原康柏公司CFP卡拉克要幸運許多。同樣是因為丑聞，卡拉克和女當事人同時辭職，合并后的惠普對此事也低調很多，沒有公之于眾，最終卡拉克得以東山再起，成為冠群公司首席營運官。

　　而波音此次對事件的處理則要高調許多，波音公司在其3月7日發表的聲明中毫不留情地指出CEO斯通塞弗“與公司管理層某高級女執行官存在不正當關系，公司董事會決定要求其辭職”。

　　鋪天蓋地的輿論蜂擁而至。此次事件發生得似乎有些蹊蹺，一名員工截留了斯通塞弗給女當事人的信件，并寫成一封匿名舉報信發給了波音幾位董事會成員以及法律和道德事務負責人。

　　事實上，斯通塞弗再次被波音請出山，就是因為其前任因道德丑聞辭職。斯通塞弗上任后，著力解決公司的道德危機問題。在決策速度上，他也通過一系列的諸如減少執行委員會成員、終止每月長達一天的管理會議等措施使得速度加快；另外，他反對揮霍浪費，為了節約成本，他沒收了諸如直升機和公司噴氣機之類的交通工具，減少了車輛數及使用量。

　　這是否足以使斯通塞弗由于打破某些利益的平衡而受到惡意攻擊？

　　“如果公司高層影響資源分配，很可能遭到惡意舉報。”在商業倫理方面有過相當研究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教授王新超博士分析，“但是否涉及公司政治問題，外人僅僅是從時間本身進行推測，CEO是不是犧牲品則無從考證。”

　　王新超認為，從公司倫理的角度看，任何一個公司，人們都必須調整自己以適應公司制度，這是一種“人事上的舒適”，一旦“舒適”被打破，必然有人要站出來，重新制造“舒適”。

　　上海英友咨詢總經理邱峰也認為，從這一事件上推測出斯通塞弗是公司政治的犧牲品顯然論據不足。“這一事件對商業領域的警示作用，更多的體現在要企業和社會更加關注商業倫理道德上。”邱峰強調。

　　對于波音公司一反業界潛規則，高調處理斯通塞弗事件，邱峰分析說，波音公司在權衡之后，選擇高調處理，原因在于它希望通過表態，維護企業文化，并借此表明公司對商業倫理的關注，樹立形象。

　　另外有輿論認為，波音在CEO的去與留上采取了過于堅決的態度，可能會影響公司決策。

　　從任期時間上，王新超認為，斯通塞弗的任期并不算短，對公司的經營管理的影響居次。“從全球范圍來看，CEO的任職時間越來越短，事實上，斯通塞弗的任職時間已經有15個月，從戰略層面上看不會造成過多影響。”博思艾倫所做的全球調查顯示，1995年CEO的平均任期是9.5年，但2001年時，CEO平均任期降到7.3年，另外一份由紐約的DBM企管顧問公司所做的調查數字更驚人，調查顯示，目前全球CEO的平均任期是3年。

　　而根據韓國LG集團所屬經濟研究院最近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企業CEO任期越來越短，韓國752家上市公司CEO的平均任期只有4.1年，1/4的CEO任職不到一年。

　　此外，邱峰認為，波音公司對斯通塞弗的退休金問題的處理可謂“妙筆”。波音公司有關人士在斯通塞弗辭職后對媒體表示，其可以拿到的退休金將分文不少，“金色降落傘計劃保證了員工的利益，同時也使得公司的決策能夠盡快實施，消除阻力。”

　　波音事件絕不是個案

　　在最近的數十年中，美國公司對商業道德的重視達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境地。“波音事件絕不是個案，而是一種趨勢。”邱峰認為。上個世紀90年代，這種重視集中表現為，許多公司都將正式的道德規范納入公司的人力資源計劃，其中包括各種行為準則的制訂、道德教育培訓，以及對不端行為進行曝光等。

　　“一定要先明確的一個問題是，公司通過這些道德規范的制定，希望達到什么目的。”王新超提醒說，公司倫理不同于社會倫理。原因在于公司倫理無論如何制定，它的終極目的都在于幫助公司創造利潤、創造價值。“公司倫理顯然是一個長期的利潤創造的過程。”

　　“在制定公司道德行為準則的過程中，決策層起到關鍵作用。”王新超認為，所有的道德規范，最終的制定都是要圍繞公司的經營戰略和企業目標的。

　　而對于誰來執行和監督的問題，王新超認為，除了公司內部要通過董事會或者相應的道德委員會以及公關部等的執行和配合以外，最為重要的是外部輿論的監督。

　　“我們常常忽視社會監管的力量。”王新超對此有些遺憾。“從理論上來講，最合適的監督肯定不是出于公司內部。”

　　事實上，波音CEO斯通塞弗的下臺，截留信件并告密的員工起到關鍵作用。“但這本身說明波音公司的管理上不規范，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狀態。”王新超說，“是誰授權這個員工做這件事情的？”波音公司在聲明中并沒有對此做出解釋，在王新超看來，這不是純潔CEO或者高管隊伍的好辦法，“一個公司不能靠這樣的系統來對道德問題進行監督。”

　　從某種角度來看，波音公司的聲明有意或者無意地也觸犯了斯通塞弗以及女當事人的個人隱私。這種觸犯對前者尤為嚴重。

　　在斯通塞弗主持制定的波音公司行為準則條款里規定，公司職員不得從事任何讓公司丟面子的事，破壞公司的誠信、公正和聲譽。斯通塞弗的落馬正是基于此。但波音公司并沒有對保護員工隱私做出特別規定。

　　公司的行為準則條款或者其他條款能在保證員工隱私的情況下公正執行嗎？邱峰認為，很多公司會因為過分強調公司倫理而走入另外一個極端。諸如對員工使用網絡的情況進行監視等等的行為，都很難得到員工的理解。

　　“企業倫理和個人隱私之間的悖論一直存在，也一直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王新超對此有些遺憾，在他看來，企業管理中對人的侵害非常的多，但管理上尊重人、尊重人的權利往往會帶來短期的組織利益損失，很多企業只看到眼前利益，往往忽視個人隱私。

　　“這里就有一個限度的問題，畢竟人力資源是公司道德問題的核心。”邱峰建議說，一切工作都應以尊重員工的隱私權為前提，在公司內部宣揚提倡公司的倫理觀，給員工一個健康向上的企業文化氛圍是強調公司倫理的根本。“當然，在懷疑公司員工利用公司資源從事不利于公司行為的情況下，就要根據公司制定的條款對員工行為加以監控和規范。”

　　CEO道德僅是一環

　　盡管斯通塞弗沒有因為兩人的關系而為女當事人更多謀求利益，沒有影響到公司的正常業務，但波音公司仍然不留情面。波音公司董事會認為，這宗婚外情違反了公司守則，因此斷然要求斯通西弗辭職。

　　波音公司董事長普拉特在新聞發布會上說：“董事會一致認定，這起事件反映了斯通塞弗缺乏有效的判斷力，這無疑會影響他領導波音公司的能力。”普拉特還表示，任何一位首席執行官都必須為自己確立一條不能逾越的職業和個人行為準則，任何人都要為違反這一規則付出代價。

　　CEO個人生活或道德取向越來越受到關注，邱峰認為，這是目前西方商業社會對商業倫理空前重視的表現。“在美國，不正當關系是商業倫理中不可觸犯的天條。”

　　而CEO的個人道德對公司經營管理的道德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公司高管的個人道德首先是公司商業倫理的縮影，恪守商業倫理能夠給企業帶來有形和無形的財富，這點在西方商業社會已經達成共識。正因如此，很多跨國公司的CEO都會選擇像“公司修道士”一樣的處世方式，盡量避免丑聞發生，“因為你一旦犯錯就可能會出局，而不管你曾經為公司做過多大的貢獻。”邱峰說。

　　“毫無疑問，在放大鏡下生活，對CEO來說是不公平的。”王新超說，坐上高位的CEO不得不以犧牲個人生活為代價，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如果一名CEO在個人生活上都無法做到中規中矩，又怎么能奢望他在商業倫理上保持純潔？

　　但對于公司來說，CEO的個人道德絕不是商業倫理的全部。除了CEO自身以外，公司與政府、股東、合作伙伴以及員工、社區之間的關系也顯得尤為重要。商業倫理對財務數據的準確、合同的遵守、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是一個方面，對產品質量、環境影響、知識產權、雇用關系的重視也是一個方面。

　　有關商業倫理的解釋是，關乎個人與組織內在價值的，可以指導企業在法律規范缺失時的決策，此外，商業倫理不僅僅是要避免出錯減少損失，它還對管理者的任務具有導向性。它還包括符合組織的發展戰略，對商業行為方式與目的都有要求。

　　王新超認為，堅持商業倫理是要公司付出長期努力的，對于很多公司來說，在長期和短期之間，它們往往選擇了后者。但事實是，如果一個公司始終堅持商業倫理，那么其員工會有自豪感，從而會激發出更多的熱情與創造性；如果產品始終是可信賴的，最終會獲得客戶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