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一大命題：中印龍象之爭成顯學

　　齊天

　　“巨龍入場，但須留意大象”。巨龍是中國，大象指的是印度。

　　“巨龍入場，但須留意大象”。巨龍是中國，大象是印度。一種觀點是，在經濟發(fā)展等所有標準上，中國都比印度做得好。另一觀點是， 印度現(xiàn)在落后中國，但無法排除未來超 過中國的可能。FT中文網特約撰稿人齊天點評中印“龍象之爭”。

　　近年來，亞洲兩個人口大國——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出現(xiàn)驚人增長。比較中印兩國發(fā)展模式也開始成為時髦的“顯學”。

　　2004年，中國經濟增長率高達9.5％，令世人咋舌。印度最新會計年度的數(shù)據(jù)尚未公布，但2003/04會計年度(2003年4月──2004年3月底)的經濟增長率達到8.2％，也頗為矚目。據(jù)稱，印度歷史上，GDP增速只有三次超過8％。

　　中印對比成“顯學”

　　或許是巧合，最近西方許多著名媒體和智庫都不約而同爭論起中印發(fā)展模式的優(yōu)劣來。

　　“中印兩個亞洲大國的經濟崛起，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一件事。”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家馬丁.沃爾夫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如是說。

　　“巨龍入場，但須留意大象”，這是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篇評論的標題。

　　“巨龍”自然是指中國，“大象”則是過去人們對印度發(fā)展步履蹣跚的貶義詞。不過，你知道嗎？大象也會奔跑，而且速度并不慢。

　　國際著名管理咨詢公司麥肯錫出版的《麥肯錫季刊》在推出一組中印兩國經濟比較的分析時有這樣的引言：“首先是中國：當中國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閃電般的速度起飛、隨后又奠定全球經濟大國的地位之時，其余國家先是難以置信、然后以敬畏的眼神看著中國的發(fā)展……接著是印度：印度的經濟轉型幾乎比中國晚了10年，但是最近，很大程度上由于大量的就業(yè)機會從西方轉移到印度，其經濟發(fā)展也吸引了同樣的國際注意力。”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最近專門刊出一個比較中印經濟的增刊。“比較是難以避免的。”該雜志配發(fā)的一篇社論說，“其它亞洲之‘虎’，如新加坡、臺灣、香港、馬來西亞，甚至包括韓國和泰國，地域相對較小，其經驗可能會被視為不具有示范作用。然而，中國的例子卻證明，地廣人多并非經濟增長活力的障礙。”

　　當然，普通民眾也難以抗拒這種比較的誘惑，尤其是在比較的對象──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家中。

　　在印度，該國的《商業(yè)周刊》網站曾刊登一則來函，作者是一位去過中國上海的印度人。標題是：《中國為什么在各方面領先于印度？》，引起印度網民的熱烈爭論：一些網友為自己的國家辯護，但更多的網友則嚴厲批評印度的缺陷。

　　在中國，各類中文網站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就是中印對比，例如，“搜狐網”有一個名為“印度觀察”的網友專題討論區(qū)，許多討論帖甚至精細到詳細比較中印水泥產量、鋼鐵消費量、發(fā)電量等數(shù)據(jù)的地步；“博客中國”網則隆重推出專題討論《印度與中國──龍象之爭》，廣泛搜集海內外挺中派和擁印派兩大陣營的觀點，引發(fā)了中國網友的激烈爭辯。

　　民主拖了印度經濟的后腿？

　　中國和印度，除了地廣人多這一共同點之外，其余方面差異很大。所以，無論是網民，還是專家、記者或政客，對中印經濟的看法也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沖突。他們大概只在一個問題上存在共識，用《經濟學人》雜志社論中的一句話來概括：“迄今為止，在經濟發(fā)展和減少貧困等幾乎所有衡量標準上，中國都比印度做得好。”

　　但在談到中國經濟表現(xiàn)為何勝過印度的原因時，共識就消失了？

　　一些人把印度目前相對于中國的經濟落后與印度的民主制度聯(lián)系起來。

　　麥肯錫公司的多米尼克.特克認為，印度的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拖住了政府，使其無法刺激經濟增長，舉例來說，民主政府必須更多地注意通貨膨脹和對“強大的游說勢力”作出反應。

　　在中國一個名為“燕南”的學術網站上，一位署名“每月發(fā)工資”的網友發(fā)帖說：“我和一些印度朋友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說，在印度，太多的政治扼殺了效率，例如，修條普通的公路可能要討論4-5年，很多事情明明是對國家有利，但很難達成一致。”

　　即使是現(xiàn)任印度財政部長的奇丹巴拉姆，也在上個月警告說，印度只有繼續(xù)推動始于1991年的經濟改革措施，避免“毫無結果的政治辯論”，才能趕上中國的經濟發(fā)展。

　　但《經濟學人》雜志認為，在民主制度是否有助經濟增長這個問題上，并沒有簡單答案，它完全取決于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就印度來說，雖然民主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經濟決策的效率，卻給印度帶來了穩(wěn)定，并使印度避免了類似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文革那樣的人為災難。

　　的確，如果因為印度一時落后于中國，就得出民主制度不利于經濟發(fā)展的結論，未免草率。因為這種結論沒有考慮兩種可能性：一、印度現(xiàn)在落后于中國，但無法排除未來超過中國的可能性；二、印度并非這個星球上的唯一民主國家，雖然世界上的確有貧窮的民主國家和富裕的非民主國家，但也存在不少經濟發(fā)達的民主國家和經濟落后的非民主國家。

　　其實，印度經濟目前落后于中國，原因很多，其中一些原因可能與政治并沒有關系，而與兩國的文化差異和民族心態(tài)差異有關。

　　《洛杉磯時報》的羅恩.特姆佩斯特曾分別在印度和中國當過駐外記者。他認為，中國盡管個人自由受到限制，但卻更能夠應對變化和引進新觀念；印度的民主讓人印象深刻，但在經濟體制上卻落后于中國。

　　特姆佩斯特引述在新德里與麥肯錫公司合作的一名顧問基托.波爾的話說：“中國是‘封閉的系統(tǒng)，開放的心靈’，印度則往往被稱為‘開放的系統(tǒng)，封閉的心靈’。”

　　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印度曾是英國殖民地，獨立后與西方交往很頻密；而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多次的外風潮，1949年至1976年期間又一直閉關自守，盡管如此，但還是有人認為，如今的中國，其實比印度更西化。

　　許多近年來去中國城市觀光的西方游客，都對中國城市居民、尤其是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在衣食住行、言談舉止、時尚喜好、思想觀念等方面越來越接近西方，留下深刻印象。而談到印度，他們卻更多地談到印度的傳統(tǒng)文化、種姓制度、宗教習俗對印度人、特別是印度精英階層根深蒂固的影響。

　　“世界工廠”與“世界辦公室”

　　如果說人們對中印目前經濟差距的原因莫衷一是，那么，他們對中印經濟前景的預測就更沒有什么共識了。之所以如此，除了因為未來發(fā)展本身的不確定性之外，還由于這兩個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文化傳統(tǒng)、甚至人種方面都有很大差別的國家選擇了不同的經濟發(fā)展模式。

　　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在接受中國發(fā)行量很大的報紙《參考消息》采訪時，這樣描述中印的不同經濟發(fā)展模式：中國的發(fā)展模式是制造業(yè)驅動，伴隨著國內高儲蓄、大規(guī)模基礎設施投資和境外直接投資的流入。印度的發(fā)展模式則缺少上述內容。印度國內的儲蓄水平只有中國的一半，每年流入印度的境外直接投資只有中國的10％，印度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比中國落后大約10至15年。但是，服務業(yè)主導的發(fā)展戰(zhàn)略為印度提供了巨大的機會。與中國不同，印度的優(yōu)勢在于它的人力資本、信息技術知識和英語語言環(huán)境。印度的服務業(yè)占國內生產總值超過50％，而中國只有不到35％。制造業(yè)對中國的重要性就如同服務業(yè)務對印度的重要性一樣。

　　那么，這兩種發(fā)展模式對中印未來的經濟競爭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中國學者于海蓮和杜振華聯(lián)合撰文說，短期內中國的總體競爭實力超過印度，但印度在信息產業(yè)和企業(yè)效率方面的優(yōu)勢有可能在未來趕上甚至超過中國。

　　一位中國網友用形象化的比喻說，長遠來看，“中國制造”比不過“印度服務”，“世界工廠”敵不過“世界辦公室”。

　　但是，深入分析一下印度服務業(yè)的構成，就發(fā)現(xiàn)情況并不那么簡單。

　　盡管如斯蒂芬.羅奇所說，印度的服務業(yè)在其GDP中的比例超過50％，但最新一期《經濟學人》雜志刊登的一篇名為“血汗工廠和技術苦力”的文章分析說，印度的信息技術產業(yè)和像電話服務中心這樣的某些承包外國公司業(yè)務的服務業(yè)，在印度整個服務業(yè)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在印度整個GDP中的比例更小，只占4%，雇用的員工也只有大約100萬人。該文對有關印度能夠跳過工業(yè)化發(fā)展階段、直接進入以信息業(yè)主導的后工業(yè)化經濟的觀點提出了質疑。

　　馬丁.沃爾夫也注意到了印度經濟發(fā)展模式的這種矛盾之處：印度以服務業(yè)為基礎，但顯然未能創(chuàng)造大量就業(yè)機會。儲蓄率和基建投資都遠低于中國。工業(yè)化幾乎尚未開始。精英教育很發(fā)達，但另一方面文盲率卻又很高。他認為，印度趕超中國的可能性要取決于這個南亞大國是否有能力“大幅提高儲蓄和投資，增加外國直接投資流入以及顯著加快工業(yè)化”。

　　另一位中國學者、清華大學世界與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認為，倚重服務業(yè)的印度經驗被過分高估了。他在接受《北京晨報》采訪時說：“作為發(fā)展中的大國，怎么可能繞開制造業(yè)的發(fā)展階段？”在他看來，中國的制造業(yè)現(xiàn)在正大有可為，而印度在基礎設施建設等因素上和中國相差太遠。

　　就連看好印度發(fā)展戰(zhàn)略所提供的“巨大機會”的斯蒂芬.羅奇也認為，“在未來20年內印度趕上或超過中國的可能性不大。”他說：“印度缺少使它迅速趕上中國的國內儲蓄、境外直接投資和基礎設施條件。如果不發(fā)生意外沖擊，中國對印度的領先地位在未來相當一個時期將繼續(xù)保持下去。”

　　印度將會笑在最后？

　　但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丁學良認為，從目前中國和印度兩個國家的發(fā)展來看，中國可以說是“硬件”領先，而印度是“軟件”領先。長期來說，“軟件”大國的發(fā)展后勁會更足，因為“硬件”是來自于“軟件”的。他解釋說，他說所的“軟件”不僅僅包括信息技術，也包括廣義的制度，包括文化。

　　新加坡巴克利證劵中心的杜米尼克.多-福瑞考特也認為：中國自從1979年開始實行市場化改革，通過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實現(xiàn)了經濟繁榮，但要進入下一個經濟增長階段，中國就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目前尚不清楚中國的政治動態(tài)是否會有助于實現(xiàn)這一點。不同于中國，印度產生了大量世界級的極具創(chuàng)新能力的公司，它的政治文化和公民社會有益于科技發(fā)展和培養(yǎng)本國的跨國公司 ，其中實施性強的產權制度和獨立的司法體系是兩個重要支撐因素。

　　世界著名投資銀行高盛在一份題為《邁向2050年》的報告中預測，印度的經濟增長率可在2010年左右超越中國，在未來50年里，它有望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經濟發(fā)展最快的國家。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印度裔教授塔倫.凱納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華裔副教授黃亞生在美國權威的《外交政策》雜志上聯(lián)合撰文說，中印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的不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印度的經濟發(fā)展日益依靠私營公司推動，而中國仍然追求一種自上而下的政府干預模式，此外，中國政府一方面把巨額資金浪費在國有企業(yè)身上，另一方面卻從法律、規(guī)章和資金上限制本土的私營企業(yè)。

　　《印度時報》也引述一位印度學者的話說，印度相對于中國的一個優(yōu)勢是，印度擁有許多競爭力非常強的本土私營企業(yè)，所從事的業(yè)務也不局限于軟件業(yè)，還包括電影業(yè)、絲綢業(yè)、廣告業(yè)、制藥業(yè)等等。

　　塔倫.凱納和黃亞生的文章甚至被中國官方的對外通訊社──中國新聞社的網站轉載。他們在文章結尾這樣寫道：“中國和印度追求著截然不同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印度目前沒有全面超越中國，但它在一些關鍵性領域正在超越中國。這些領域的成功可能促使印度最終趕上甚至超越中國。如果印度經濟超越中國的前景變?yōu)楝F(xiàn)實，就不但顯示出私營企業(yè)對一個國家的長遠經濟發(fā)展所能夠發(fā)揮的重要作用，而且顯示出中國試圖依靠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來實現(xiàn)經濟增長的經濟發(fā)展模式的局限性。”

　　聽起來，挺中派和擁印派都言之成理，頗有點兒“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味道，但中印“龍象之爭”的最終結局究竟是“龍甩象”呢，還是“象超龍”呢？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這樣結束它的那篇題為“巨龍入場，但要留意大象”的評論文章──

　　“長遠來看，誰會領先？多數(shù)分析家看好中國這條龍，但經濟領域中沒有任何東西是確定不變的。別忘了，20年前，日本看上去還像未來的世界頭號經濟強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