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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橋 狄克
韓國的首都迎來了它改名后的第一場國際盛會。
與會的有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前輩，也有剛剛退居國際政治舞臺“二線”的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和印尼前總統梅加瓦蒂，盡管多數國際貴賓的
頭銜前面都要加上一個“前”字，但這并沒有使得本次會議帶有太多的“過去”感覺，這次會議名稱——“亞洲競爭力研討會”(The As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給與會者更多帶來的顯然是振奮和希望。
東道主的“十強宣言”
韓國產業資源部特意在會議前發表的一份報告，更為東道主們增添了一份底氣，這份名為《世界中的韓國經濟地位》報告書預計：2004年韓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由2003年的6052億美元猛增到6674億美元，其經濟規模將由去年的世界第11位首次躋身世界十強的位置。
盡管有人分析，這樣的數字是由于去年韓元對美元的升值，使得以美元計算的名義GDP大幅度增加所至(去年韓元對美元升值超過5%)。但對于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韓國人卻更愿意將其歸功于出口大幅增長的帶動。去年韓國出口為2542億美元，增幅達30.7%，超過了荷蘭、比利時、香港，同樣，首次進入世界前十位，躋身為世界第九大出口國。而有關人士指出，韓國經濟在2004年的最大成功，或許正是在本國貨幣出現升值5%情況下，出口仍然獲得如此巨大增加——這似乎在為某些正受到越來越強的美元貶值壓力，但又擔心本國貨幣升值而影響出口的外匯管制國家提供了某種借鑒和勇氣。
韓國躋身十強同樣具有巨大的象征意義，因為亞洲從此在世界十強中擁有了日、中、韓三個席位，而去年尚在此間添陪末座的墨西哥(預計為6631億美元)被韓國取代后，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席位由此減少到兩位(第一的美國和第八的加拿大)。德、法、英、意則仍然為歐洲經濟共同體依次占據著從3到7個的4把交椅。
本次會議一開始就出現的火藥味，似乎正在體現出了這種微妙的此消彼漲。
馬哈蒂爾和基辛格的唇槍舌劍
會議的第一項活動叫“全球領導人匯聚一堂”，但領袖們只是會聚一趟的而非歡聚一堂。與會者就目前世界政局以及美國的作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首先發出挑戰的是被譽為“針對西方霸權主義的毒舌”的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Mahathir Mohammad)，他表示：“全世界都生活在恐怖之中，強國的國民沉浸在恐怖危機之中，而弱勢國家則對強國施加的經濟制裁或動用武力等壓力感到恐懼。超級大國的領導人過于驕傲自大，而且試圖主宰整個世界的秩序。由于超級大國的領導者采取獨裁政策，伊拉克和敘利亞以及阿富汗等國不斷出現死傷者。”
一向還算給世人以溫和形象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回答是：“不能只怪罪美國，目前的局勢主要是由幾個國家導致的。‘9·11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基辛格的解釋是：“目前，全世界到處都在因思想和信念差異發生類似于中世紀十字軍戰爭的事件，認為美國政府領導者應事先掌握相關情報是荒唐的想法。”他還補充說：“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都希望美國可以理解他們的情緒。我們生活在全球化的環境中，但全球化并不是通過某一個國家的總體化形成的。”
溫和的基辛格試圖從文化和價值觀的角度去為美國尋求理解，而激進的馬哈蒂爾和馬哈蒂爾的激進，卻顯然更有一層經濟上的背景：8年前由于美國人索羅斯的興風作浪和美元升利息引起的資金抽逃等外部原因，引發了東南亞金融危機，成為了馬哈蒂爾政治生命上的滑鐵盧。當時4個重災國中，在災后進行了有效的金融改革的韓國和泰國如今已徹底走出了危機隱影。而當時將本來自由兌換的貨幣實行了固定匯率，至今仍實施了資本進出管制的馬來西亞卻和近鄰印尼一樣，在亞洲范圍內都正被邊緣化。正如UBS(亞洲)董事總經理張化橋所言：“政府跟‘索羅斯’賭氣，似乎贏了一局，但國家和人民付出的代價非可小覷。”如今馬哈蒂爾和基辛格的“賭氣”似乎又贏了一局，最后的得失卻難以預料。
新西蘭的前總理吉姆·博爾格(Jim Bolger)也參加此次“亞美之爭”。自己的祖國在經濟上正跟隨澳大利亞一起“脫歐入亞”的他在會上做了一個“親亞”的發言：“目前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依靠超級強國解決全世界所有問題的傾向。同時，美國也應考慮到美國的政策對全球都會產生影響。”
求同存異？
相對于某些國家間經濟和文化沖突背景下的舌戰，全球一體化和國際合作不斷深化的這一更大背景，對會議產生了更大的作用。會議的另一個議題——海嘯和海嘯重建，則成為與會者求同存異的樞機。
與會政要一致認為，曾席卷南亞的海嘯災難雖然令人痛心，但更是提高國際社會合作水平的契機。東盟秘書長王景榮(Ong Keng Yong)表示：“關鍵是領導力。就像海嘯災難時所體現的那樣，各國領導人應表現出對構筑未來應對體系方面的勇氣和意志。”印度尼西亞前總統梅加瓦蒂(Megawati Setiawati Sukarnoputri)表示：“各國可以在構筑預警體系上進行合作。有些國家能夠提供相關經驗和知識，而有些國家則能夠提供財政方面的幫助。”
就事論事之后，政治家們的話題才轉到了會前預定的“亞洲國家如何提高領導能力、有效加強凝聚力”上來。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提出：“我們應該努力把亞洲大陸國家和海島國家融合在一起，避免發生‘生化分離’現象。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東亞共同體的夢想會得到實現。”針對當前的熱點、焦點課題——中、日、韓三角關系，中曾根的建議是：“應該把民族主義協調到國際主義的范疇內。”有趣的是，這位日本政界元老的認為“韓國應該起到先導作用，促成韓、中、日3國協議體”。
隔著大洋觀局的美國人基辛格卻指出，中國、印度和日本才是影響亞洲未來經濟發展的主角：“目前在亞洲，日本經濟在逐漸恢復，而中國和印度在飛速發展，亞洲面臨著巨大的變化。這一變化帶來的影響將遠勝于德國統一帶來的影響”。
新西蘭前總理吉姆·博爾格對促進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同樣提出了獨到見解：“為了打破國家間的貧富差距，有必要進行貿易革命。要想解決低出生率和老齡化問題，保證勞動力的自由移動是當務之急。”與博爾格的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總理馬哈蒂爾，他認為：“有必要找出能實現世界化的新方案。富國和貧國，強國和弱國間需要真正的理解。” 不過在會議開頭他和基辛格的那番舌戰，倒也正好為建立這種“理解”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做了個最生動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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