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億農民工養老保險應立法

　　一私營企業家出資組織的一次全國性調查，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2.5億農民工養老保險應立法

　　“只有改革目前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讓農民工老有所養，才能發展和諧社會”

　　□本報駐蓉記者 何海寧 程昭國

　　“包括在鄉鎮企業打工的，現在全國有2.5億農民工，該是關注他們養老保險問題的時候了！”

　　發出這個呼吁的馮秀乾，是重慶市綦江縣政協副主席，也是當地的一位私營企業家。他個人出資請人在全國范圍內做了一次歷時半年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問題調查”。馮秀乾說，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一份提案，將由民盟中央遞交到3月份召開的全國政協大會上，“力促為農民工養老保險立法”。

　　“只有改革目前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讓農民工老有所養，才能發展和諧社會。”馮秀乾說。

　　“打開窗戶”

　　中西部地區的農民涌到東部地區打工，早已成為潮流。綦江農婦李群是2003年春節后投入到這個大潮中的。

　　李群先在廣東中山一家燈絲廠干了兩個月，“我沒有買養老保險，廠里所有打工的都沒有買”。

　　李群后來又到廣州番禺一家玻璃廠打工，每月工資約400元。廠里強制要求每個工人每月交70元的養老保險費，但李群嫌多，找管事的老鄉“磨”了個免交。不過，該廠大部分打工者都交了。他們離廠時，廠方把這筆錢又返還給了他們。李群就見過兩個工人分別領走了650元和1000多元。

　　實際上，領走“養老保險”的打工者并沒有享受到這份年老之際的社會保障，他們只是將其簡單地理解為“錢”，領了不久就花得一干二凈。在過了打工的“黃金年齡”后，他們多數又回到農村，重新操起鋤頭耕種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而不愿回鄉的農民工則滯留在城里，成為無固定收入和固定居所的“邊緣人群”，部分人甚至會成為威脅社會治安和生活秩序的“不穩定因素”。

　　李群的打工經歷，其實就是億萬農民工的寫照。

　　據有關部門統計，中國農民工的人數逐年猛增，1994年為6000萬，2000年是8840萬，2003年已達1.14億。馮秀乾則稱，如果加上在鄉鎮企業打工的，農民工的總數應該是2.5億，而這個龐大群體一直在重復著沒有養老保障的打工生活。

　　“我接觸過江蘇、廣州等地的許多廠家，發現它們都沒給農民工買養老保險。農民工一批批地來，又一批批地走，始終沒有一個福利操作框架。”馮秀乾認為，農民工在城鄉之間的這種謀生“輪回”，制約了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致富。

　　為了掌握更全面更準確的情況，馮秀乾出資聘請3名調查人員———綦江縣政協退休干部胡世博、縣委黨校退休干部羅開國和縣寫作學會文員楊陽———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一次關于農民工養老保險問題的調查。

　　從2003年7月開始，調查首先在西南地區的四川、重慶和貴州這3個農民工輸出大省(市)展開，調查人員用了幾個月的時間走村串戶，以問卷和座談等方式調查當地農民外出打工的情況。

　　此后，3名調查員又奔赴東部的浙江、上海、江蘇、廣東和福建等主要的農民工輸入地，重點走訪各類企業了解相關情況。

　　去年12月初，調查組返回綦江，對涉及8省市、20多個區市縣、14731人的近2萬份調查材料進行匯總，最后形成了一份報告———《關于農民工養老保險問題的調查》(下稱《調查》)。

　　馮秀乾把農民工養老保險的問題比喻為“窗戶”，“很多人都看到了這扇窗戶，只是我打開了它”。而這扇窗打開后，窗外的情景卻令人深感憂慮。

　　“窗外”窘境

　　《調查》顯示，雖然目前江蘇、上海、廣東等省市都對企業為農民工購買養老保險提出了要求，然而，這個政策的推行，不僅沒有得到企業主的擁護，也沒有得到廣大農民工的支持：80%的企業主不贊成為農民工購買養老保險；而接受調查的農民工，83.2%不愿意買養老保險，90%以上根本就沒買。

　　企業員工養老保險的繳費方式，按照國家規定應是員工個人自繳一小部分，企業為員工繳一大部分，但《調查》卻顯示，幾乎所有的企業都沒有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費，而員工們也放棄了這個應有的權利；只是在勞動部門的督促下，一些企業才為部分員工繳納了養老保險費。

　　馮秀乾認為，現階段實行的養老保險基金區域統籌政策，與農民工跨省區流動存在著尖銳的矛盾，農民工即使參保也很難享受老有所養的待遇，這是他們消極對待養老保險的主要原因。

　　農民外出打工有兩個特點：短暫性和流動性。接受調查的農民工中，跨省區流動的占72.8%，務工3年換過兩個以上單位的占67.2%，有的1年就換兩三個單位。而國家政策規定：農民工累計繳費15年才能享受養老保險待遇；農民工解除勞動合同后可保留養老保險關系，重新就業時續接，也可將個人繳費部分一次性支付給本人，同時終止養老保險關系。然而，這個政策在很多地區卻執行得“走了樣”，成了“解除勞動合同必須退保”。據馮秀乾介紹，大多數企業在這種情況下會把養老保險個人繳費部分直接發給員工，導致國家建立的強制性養老保障制度形同虛設。

　　另外，對于跨省市流動的農民工來說，一個現實的困難是，調換工作崗位后，往往沒有辦法轉移、保持養老保險關系；即使個別的能成功轉移，也十分費時費錢費精力。

　　《調查》指出，由于農民工很難跨越“累計繳費15年”這道高門檻，無法保證參保的連續性，所以，即使他在務工期間按規定繳費，晚年同樣與養老保險無緣。

　　《調查》還發現，70%以上的農民工月收入在千元以下，還有相當一部分遠遠低于1000元。按現行政策，養老保險繳費是以當地職工年人均工資為基數的。而目前即使在西部一些省市，職工年均工資也大大高于農民工的實際收入。因此，對多數農民工來說，養老保險繳費是難以承受的負擔。

　　《調查》還指出了一個嚴峻的現實：農民工既得不到養老保險制度的惠澤，其過去長期依賴的兩種傳統養老模式也正日益瓦解。

　　調查人員發現，農村許多家庭一對夫婦只有一個孩子，現在已有不少家庭要同時贍養三四個老人，且這種家庭將越來越多；另外，目前農村中有相當多的人沒有承包地，一個家庭有兩人以上沒有承包地的已占被調查農戶的21%。這就使“養兒防老”和“土地養老”的傳統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

　　理想藍圖

　　農民出身的馮秀乾一直堅信，要讓農村走上富裕的道路，必須讓土地相對集中到一些種糧大戶手里，搞產業化、集約化、機械化經營。但《調查》則顯示：“目前，我國農村，特別是川、渝、黔、滇等西部山區農村搞好產業結構調整，建設現代化農業的最大障礙，是土地零星地分屬于成千上萬的農民。”

　　“農民離開土地外出打工，并沒有改變分散的土地經營模式。”馮秀乾說，“農民工害怕老了之后生活沒有保障，不愿意放棄土地承包權，因此雖然在外打工，但一直把土地當成養老的命根子。”

　　調查數據也顯示，78%的農民工表示“年老后只有回家種田”。

　　“正因為多數農民不愿放棄土地承包權，一些種植大戶雖然暫時獲得了土地耕種權，但因承包權不是自己的，所以不愿意投資建設高質量生產基地。”《調查》指出，“只有改革目前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讓進城務工農民沒有后顧之憂，大膽放棄土地承包權，促使土地適度集中，才能保證農村產業結構調整順利進行，才能建設好社會主義現代化農業。”

　　《調查》又稱，按現行區域統籌的養老保險制度，從西部到東部打工的農民若參加養老保險，企業每年要為一個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統籌費3600元左右。由于流動性大，農民工實際無法享受，這筆費用就被滯留在當地的社保部門。例如，綦江縣每年到東部打工的農民在10萬人以上，將被東部發達地區占用社會養老保險統籌基金三四億元。而這些農民結束打工生涯回家后，又會成為西部農村發展的負擔———這顯然不利于縮小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因此，目前的社會養老保險統籌方式“必須改革”。

　　馮秀乾也強烈呼吁盡快實行全國統籌，建立方便合理的社會養老保險跨省區轉移機制，“這樣才能解除農民工和企業‘交了白交’的擔心”。他還算了一筆賬：“如果是全國統籌，按西部比較低的標準，一個農民工每月繳養老保險費180元，全國2.5億農民工，一年就有5000億元，到10年后農民工返鄉高潮時更達5萬億元，加上利息、補貼，國家支付農民工養老保險金沒有問題。”

　　在馮秀乾的理想藍圖中，“社會保險機構應脫離地方，建立像人民銀行那樣全國垂直領導的統一機構，這樣才能減少地方政府的干擾，全國按統一的政策搞社會養老保險。養老保險費也應以國稅的方式全國統籌，由國稅部門統一征收和管理。由于其與地方財政脫鉤，收支不影響地方財政，所以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同時也可以適度調平東西部養老保險費征收的巨大差異，幫助西部貧困地區開展社會養老保險工作”。而對于農民工來說，他不再需要經歷“退保”、“參保”等繁瑣的程序，只需隨身攜帶一張如銀行卡般的保險卡，不論遷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憑卡繳納養老保險費及領取養老保險金。

　　為了實現這個藍圖，馮秀乾他們一直在為農民工養老保險單獨立法鼓與呼。他們希望，新的社會養老保險法在制定的時候能充分考慮億萬農民工的切身利益。

　　當然，上述藍圖，涉及到國家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根本性變革，恐怕短時期內不可能實現。考慮到這一點，《調查》中也提出了一些現實可行的“折衷辦法”，如：目前一些省市允許城鎮居民以個人名義參加養老保險，但農民卻不行，《調查》建議出臺統一政策，允許農民工以個人名義在家鄉參加養老保險，并憑繳費單據在打工企業報銷企業應承擔的部分；《調查》還建議政府部門幫助農村建立規范的轉讓市場，促使土地承包權合理轉讓，并用轉讓費為農民工購買養老保險；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