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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宏斌／文
布雷頓森林體系于1970年代初期崩潰后，大部分工業國家便開始實行浮動匯率。1973年，日本也加入了浮動匯率制國家的行列。然而，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仍然選擇了將本幣與美元或一攬子貨幣掛鉤。
港幣、新加坡元和馬來西亞元初時都是和英鎊進行掛鉤。1971年，英鎊地區清算后，這些地區的貨幣便轉而釘住了美元。港幣后來采用了有調控的浮動制，但到了1983年又恢復了與美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制”，因為當時中英兩國就這個城市的未來進行的談判遭遇到了困難，給香港金融市場增加了不確定性。此后，香港特別行政區將港幣固定在了7.8元兌換1美元的匯率上。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香港金融管理局采用了一些新的措施，如兌換保證(Convertibility Undertaking)，允許銀行在金管局開設的結算賬戶中的港幣結余按照固定匯率兌換成美元，以鞏固其聯系匯率制。
新加坡元釘住美元的政策只持續了很短時間。1973年，新加坡政府將對美元單一貨幣的掛鉤改成了對一攬子貨幣的掛鉤，但是這一攬子貨幣中各幣種的權重卻并不對外公布。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這種一攬子貨幣盯住匯率制保證了新加坡實質匯率的穩定和競爭優勢，促進了當期出口的增長。1985年，新加坡開始逐漸采用更靈活的匯率制，但是政府仍然控制著其掛鉤的一攬子貨幣的配重，同時根據經濟的基本面對新元的浮動范圍和中心平價匯率進行控制，但這個浮動范圍仍然是不對外公布的。有經濟學家認為，新加坡的這種匯率制度既增加了浮動性，又很好地保證了國內物價穩定和出口競爭力。
和新加坡一樣，馬來西亞也迅速從釘住美元單一貨幣轉向了與主要貿易伙伴國的一攬子貨幣進行掛鉤。該匯率制一直實行到1997年和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抨擊外國金融投機商破壞了該國的金融體系，決定開始實施資本調控，將馬幣釘在了1美元兌3.8林吉特的匯率上。
1960年代初，韓國、泰國和中國臺灣省也實行外匯控制政策，將其本幣和美元掛鉤。隨著經濟發展和貿易盈余遞增，這幾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開始逐步推進浮動匯率。舉例而言，韓國在1980年開始從釘住美元轉為釘住一攬子貨幣。九年后，韓元開始實現在基本匯率范圍內的浮動。1990年3月，韓國允許由市場力量和銀行間外匯市場決定韓元價格，但是仍然限制韓元每日對美元的匯率只能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浮動。后來，這個范圍開始逐漸變大。
泰國也于1978年從美元單一貨幣掛鉤，變為釘住一攬子貨幣。該制度也一直持續到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從1997年6月2日起，泰國開始實行可控的浮動匯率制，由市場力量對泰銖定價，泰國中央銀行只有在必要時才會干預市場，以避免匯率波動過大給預期的經濟政策造成影響。
臺灣當局同樣是在1978年實現從和美元掛鉤向可管理的浮動制轉變。在新制度下，決定外匯匯率的不是中央銀行，而是外匯交易中心。每日匯率只能在前一日匯率±２.25%的范圍內浮動，以避免出現劇烈波動。1989年，可管理的匯率制被浮動匯率制取代。
亞洲匯率制度的歷史表明，在上世紀70和80年代，亞洲所有的新興工業經濟體(NIE)都曾經讓本幣釘住美元或一攬子貨幣，這些國家和地區正是在這段時期內實現了經濟騰飛。貿易額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被視為它們迅速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當然，這類以出口為主導的增長模式的成功還有許多其他原因，但是，保持穩定的、有競爭力的貨幣匯率在促進外貿增長和外資進入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實上，對過去這些經驗的研究結果也表明，固定匯率制通過降低公司的金融風險和交易成本，促進了對外貿易和外國投資。
自然，從來就沒有一種完美的匯率制度。在一個資本完全實現了自由流動的世界里，固定匯率制可以減少對貨幣政策的依賴性，固定匯率制也有可能使得本國企業積極從外國爭取資金，一旦本幣價值發生變化，過度的對外借貸就會嚴重損害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因此，在討論應該采用何種匯率制度時，需要看到每種匯率制度各有其優劣。正如哈佛大學教授杰弗里.弗蘭克爾所說，“沒有哪一種單一的匯率制度適用于任何國家或者任何時代。”
選擇何種匯率制度成為了近來熱門的話題。但是我認為，不應該過度強調匯率問題，還有很多問題比這更重要、更緊迫，亟待新興經濟體去解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米斯金在其最新研究中總結道：“對于創造新興市場國家的宏觀經濟而言，匯率制度的選擇在重要性上可能不及好的財政、金融和貨幣體系。”這就是說，我們不應該把注意力放在浮動匯率制和固定匯率制哪個更好的籠統問題上，而應更多地放在制度安排上。對制度改革——而非匯率制——的重視，會讓新興的市場國家更健康、更能避免近幾年危機的重現。
(作者為匯豐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 黃繼新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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