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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民應對自然災害，特別是應對地震的工作，不僅已由“人治”發展為了“法治”，而且已經進入“民治”
本報記者 鮑迪克 本報東京特約記者 鮑迪娜
在不少國人印象中，全球人均壽命最長的日本人，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恐懼死亡的民
族。“非典”和禽流感時期，團量下降最快和幅度最大的都是日本游客；伊拉克“斬首”事件一出，以最快速度宣布推遲海外派兵的也是日本政府。
惟獨在地震面前，日本列島的子民們總能表現出一種驚人的從容和沉著。有人回憶說，1976年中國發生唐山大地震時，當歐美客人大都驚慌失措、衣冠不整地逃出飯店時，最后從飯店里走出來的是日本客人，他們中一些人竟在危難中甚至沒有忘記系好領帶。
盡管10月23日發生在新潟的6.8級地震以及此后的余震已先后導致31人死亡，數千人受傷，避難居民超過10萬人，人們仍然能夠感受到日本國民的這種從容。
“人治”丑聞和“法治”效率
10月23日后的幾天內，地震成為了日本的幾乎所有主要媒體的頭版頭條內容，打開電視，從早到晚滿眼都是關于地震的報道。除了具體災情的報道，主要是專家對余震的預測和本次地震的分析，卻幾乎看不到政府官員們慰問災民、視察救災工作的報道。
惟一吸引過部分眼球的“政治新聞”，是關于《日本首相小泉獲知地震消息后仍出席電影節》的報道。但接受《財經時報》采訪的日本公眾大多認為，這則報道更多的是政治上的一種炒作，是日本多黨政治的產物，正如小泉在震后第四天穿著工裝服探訪日本地震災區，同樣被諷刺為政治作秀一樣。
政治家無法成為主角，是因為日本民眾認為，地震和抗震救災純粹屬于社會和科學技術的范疇。作為一個多自然災害、特別是多地震國家，日本有強烈的危機意識，在吸取以往自然災害特別是阪神大地震的經驗和教訓后，其救災機制已相當完善。
以小泉的“電影門事件”為例，報道說：10月23日下午5點56分發生6.8級的地震時，小泉正在東京君悅賓館內準備出席電影節開幕式，致辭完畢后，于6點07分從秘書那里得知發生地震的消息。
6點15分，他乘私家車(不是公家車)前往影院，在得知新干線子彈頭火車因地震出軌后，他決定返回官邸，于7點零8分離開影院，7點27分抵達官邸——此時地震已發生了一個半小時。
我們只需要對比一下首相大人“曠工”時發生的事情，就可以知道為什么公眾對他的“丑聞”會如此寬容了：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新潟地震發生4分鐘后，日本首相官邸便設立了“官邸對策室″(比首相得知地震消息還早了6分鐘)，負責調查災情和收集地震信息。
半個多小時后，陸上自衛隊、海上自衛隊和航空自衛隊的飛機已開始飛往災區(首相此時則在趕往影院)，同樣是在地震發生后的半小時內，在受災嚴重的十日町，市政府全體職員就快速集合到了市政府，并立即開始收集信息，把地震死傷人數、房屋倒塌情況、斷電、斷水和交通中斷等情況都及時向政府匯報。
一個小時后，也就是首相還在看電影時，防衛廳召開了“災害對策會議”——首相不在時，一切仍按照正常軌道有序而高速地進行。
除了中樞機構的垂直救災工作，日本救災制度中的橫向救助體系的特色也在這次地震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據有關人士介紹，日本各縣城市之間都締結了防災互助協定，相互協作的救援體制保證了物資的順利調運。例如，十日町市與東京葛飾區、埼玉縣和光市、富山縣的魚津市都有上述互助協定。
10月24日，關越高速路在地震中已關閉，部分路段還出現斷裂。不過，按照互助協定，來自東京、埼玉縣、富山縣的救援物資都繞道長野縣，比中央政府組織的援助物質同時甚至更早運抵了十日町災區。新華社記者以中國人常用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形容當時的場面，只是在我們國家往往以此贊揚人性的偉大，而在日本，這同樣是一種“法治”的體現。
地震爆發僅兩天后的10月25日，《財經時報》記者就在震災現場看到，傷者和受災百姓已得到大體安置，大部分受災房屋也已基本修復，食品和飲用水等必需品也基本分發到位。
給記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此時市政府大樓供電和通訊系統剛剛修復，當地居民的手機上便已不斷收到有關部門發布的地震及救援的相關信息。其中有一條是：“垃圾收集沒有停止，請各家和平時一樣將垃圾分類為可燃和非可燃”。顯然，日本人民在與大自然進行抗爭的同時，仍沒有忘記善待和保護自然。
在災區最大的感受，則可以用一句在國內報道災區現場最常用的一句話來概括：“災區群眾情緒穩定”——盡管在日本媒體的報道里從來看不到這句話。
“動”“靜”結合的抗震設計
多數國人都有這樣一種印象：在日本，三天兩頭鬧地震，許多在日本生活過的中國人也都回憶說，在日本經常能感到房屋在搖晃。而這次在日本采訪期間，日方的有關專家向記者解釋說，日本固然頻發地震，可也沒有頻發到如此多的有“震感”的地震的程度。
之所以在日本經常能夠感到房屋搖晃，除了因為當時確實發生了地震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現代化建筑基本都采用了“滑動地基”的設計，以緩沖地震時瞬間壓力，以避免“至剛易折”的后果，而這種設計的另一個后果，則是發生輕微地震時，由于地基能夠滑動，“震感”就被大大加強了。
與“活動式”的建筑相映成趣的，是“固定式”的家具。同樣是出于防震的目的，在每個大家具的背后，都有個“L”形的大鉚釘，將它們牢牢地鉚在了墻上。有關專家介紹說，這樣可以防止地震發生時，由于家具倒塌而造成的傷亡。
而東京的一位家庭主婦卻說，這種設計首先減少的是小地震時家具倒塌引起的經濟損失(“滑動式”地基降低了建筑倒塌的系數，卻能明顯增加家具倒塌系數)；而另一個顯然的后果則是，一遇到強地震，日本人都會首先躲到柜子或者桌子底下。
有些人會在柜子底下躲上幾天，卻不愁給養。記者在東京采訪期間，發現在日本的公司和機關單位里，辦公桌底下都有一個白色的小包，和小學生書包大小相當。據介紹，這種包叫“緊急救援包”，里面有壓縮餅干、手電筒、不干膠繃帶等。據日本朋友介紹，他們每家都有，這種包在每個超市里也都能買到，1000日元左右(80多元人民幣)，日本法律規定，公司必須出錢為每個員工的辦公桌配這種“救命包”。
在日本的寫字樓里，都在顯眼的地方張貼著地震逃生示意圖，樓房安全通道還標著通往最近的緊急避難場的路線。而據一些在日本居住過的人回憶：他們在日本租房，去地方政府有關部門辦理登記手續時，有關人員都會向他們提供一份示意圖，告訴住戶發生災害時，如何從住處逃亡避難場。
據了解，這些法定避難場一般都是公園，離單位和住處不會超過5分鐘奔跑的距離，據說這一制度在日本已實施幾十年了，而北京直到去年才規劃建設了第一個法定避難場(元大都遺址公園)。
抗震防震教育從娃娃抓起
在東京滕田小學訪問期間，校方向記者演示了一種很奇特的教學用具：一個透明的小屋，里面裝著各種仿真的家具、電視機、衣柜、桌子等等。房子和仿真家具的大小和真實生活中的一無二致。
學校教師介紹說，這是一種用來訓練小學生們在不同震級地震從發生時逃生和自我保護的能力。訓練方法是：一位學生進入房子后，老師在外面按動按鈕，可以在房子內模擬出不同級別的地震，在不同烈度的“地震”環境中，學生必須做出不同反應，比如鉆桌、鉆到洗手間、奪門而逃等等，其他小學生透過玻璃門觀看屋內學生的動作。這讓原本充滿恐怖的地震逃生，完全成為一種寓教于樂的游戲。
據了解，這種小學生的自然災害特別是地震應對訓練，是日本法律強制規定的必修課。法律也為整體國民規定了不少必修課。例如，日本每年都舉行的各種各樣的防災演習。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在每年9月1日舉行的關東大地震紀念日和防災日。每年這一天，日本全國各地都要舉行各種規模和形式的防災訓練演習，上至內閣總理和各部大臣，下到各級行政長官和平民百姓，都有義務參加防災訓練，每年參加在防災日舉行防災訓練的市民都以百萬人次計。
日本西原環境技術株式會社的高級工程師、中國辦事處主任張堅告訴記者，每逢“9·１”大演習，除了政府主辦的演練外，各公司也都各自組織人員演練撤離，他在東京生活、工作過16年，參加過一次，至于演練費用，均由各公司自己負擔。
當記者問及這種由公司自己出錢進行的演練是否也是國家法律規定時，張堅說并不清楚，但他說無論是公司還是個人，在組織和參加演練的熱情一點都不比那些“官辦”的差 。而記者在采訪期間，許多日本友人和專家在介紹公眾防震抗震措施時，都經常記不清哪些是法律的強制規定。
但這種對法律的淡忘顯然并非壞事，這似乎表明，日本國民應對自然災害，特別是應對地震的工作，不僅已由“人治”發展為了“法治”，而且已經進入“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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