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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吳銘 北京報道
克里還是布什？11月2日，“兩個美國的決戰”將分出勝負。這將是未來四年或更長時間里的世界話題。
此次，美國人對總統大選的公正性的擔憂程度，足以顯示現任總統布什與民主黨候
選人克里之間競選的激烈達到了何等程度。英國《經濟學人》雜志近日引用的調查結果稱，十個美國人有六個懷疑大選能否有個清白的結果。四年前，布什總統就是憑借極具爭議和極其微弱的優勢戰勝民主黨候選人戈爾當選的。從目前眾多民意測驗的結果來看，此次大選兩位候選人之間的差距可能與四年前相差不大。
“全球大選”
美國總統選舉的全球性意義，還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明顯。美國之外的眾多媒體對美國大選結果連篇累牘的預測，以及一些歐洲媒體鮮明表達支持或者反對布什連任的立場，更像在說明當今美國在全球的關鍵地位和此次選舉對未來的微妙意義。選擇布什，還是選擇克里，不僅是美國人民的事，全球諸多國家從元首到平民也都有不進票箱的表態“投票”。比如，法國總統希拉克明確表態支持克里；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和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則支持布什；而英國《衛報》最近更組織民間力量游說美國國內的騎墻選民選擇克里。
這種美國大選演變成“全球大選”、而且全球分歧與美國國內分歧一般巨大的架勢，生動地說明布什與克里之間陣線分明；也說明美國國內面對布什路線和克里路線存在勢均力敵的分歧之外，國際社會對布什路線和克里路線的觀感同樣存在意見分裂。
目前在加拿大一所著名大學擔任客座研究員的華人學者于時語接受記者采訪時，批評那些“民主、共和兩黨的思想意識、治國方針都是大同小異”之類的教條式斷言乃無稽之談。他認為，當前的布什班子代表美國近代史上黨派和意識形態色彩最強烈的政府，因而造成了恐怕是美國內戰以來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最大分歧，以及兩黨社會基礎的嚴重兩極分化。留美學者薛涌此前在《書城》雜志上的評論亦認為，此次選戰是“兩個美國的決戰”。
9·１1事件之后美國民眾愛國主義情緒空前高漲的一段時間里，民主黨曾經在反恐問題上不得不跟隨于共和黨之后以保證“政治正確”，在政策方針上無法與共和黨有效區別；而到伊拉克戰爭之后，兩黨之間的政策區別便強烈地凸現出來。
按于時語的歸納，國際社會更關注美國兩黨外交政策的重大區別，特別是布什集團在新保守主義推動下的單邊強權主義與東北部精英克里重視國際合作和傳統大西洋主義的對立。從美國內政角度看，今年的大選是競爭至上的“硬美國”政治哲學和注重平等福利的“軟美國”政治哲學的較量，也是“宗教美國”和“世俗美國”的決戰。
布什如果成功連任，上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后民主黨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引進的一系列“劫富濟貧”經濟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將會面臨名存實亡之虞。而按照美國最高法院現任九位大法官的年齡情況，新總統在未來四年中預計會獲得提名三到四名大法官的機會。如果布什連任，最高法院將會被共和黨保守派徹底控制。由于大法官是終身職，這意味著三權分立的美國的釋法權將長久落在共和黨手中，美國立國兩百多年來的政教分離原則將可能遭到嚴重挑戰，基督教保守派的政治影響也會大幅度上升。
據此，于時語認為，不妨說今年美國大選是一場決定美國和世界前途的兩條路線的尖銳斗爭。從國際角度看，大選結果將決定未來世界局勢究竟將是伊斯蘭教世界與基督教世界尖銳對立的固化，還是逐漸回歸到多邊世界中的文明對話和共存？大西洋兩岸的歐美離異將不斷加速還是會有所緩解？華盛頓在解決國際沖突時是繼續依靠武力震懾，還是“攻城”和“攻心”兼重？
不過，接受記者采訪的中國國內學者大多認為，布什與克里在國際戰略上表現出來的分歧只是方式方法上的不同，兩人在戰略上的分歧不大。如果克里上臺，美國的國際戰略更多的是手段的調整，變得比布什政府溫和一些；美國的國家戰略仍然會有相當大的連續性，大體上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研究員袁鵬就認為，布什和克里都支持反恐和打伊拉克，目的一致，只是前者主張軍事和單邊手段，后者主張非軍事和多邊手段；兩人在朝核問題上的戰略則是，前者不愿進行雙邊對話，后者主張在不排除六邊會談的前提下雙邊對話；在臺海問題上，不希望炒熱，雙方都對臺獨的本質認識得越來越清楚，都希望對華接觸。如果布什連任，也不太可能如一些學者所預測那樣越來越猛，越走越偏。他的保守立場不會變，畢竟他的主要支持者是保守立場的美國民眾；但是國內差不多一半人反對他、國際社會對他的不滿這些政治現實，將推動他在期待有所作為的第二任上相對收斂一些，做幾件青史留名的事情。
對同樣的分歧，于時語等在北美的觀察者認為是戰略上的大差異，而袁鵬等在中國國內的觀察者認為只是手段的不同，其實折射了西方世界內部和西方世界之外的觀念差異。在西方世界之外看來，美國這個新帝國要打擊誰，又要拉攏誰，這才是戰略的要害所在；而在西方世界之內看來，即使在決定打擊誰不存異議的情況下，打擊方式不同，就已經是戰略的差異了，因為這已經體現了西方世界內部和美國國內的文化沖突和社會集團的矛盾。而這兩種理解方式的差異，意義不在于誰對誰錯，而在于它正體現了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對全球政治矛盾的體驗的一個基本差異。西方世界內部的矛盾，在非西方世界看來，經常不覺得那有多重要。
選局不會改變美國亞太戰略
相對于布什政府對老歐洲的政策主要體現在伊拉克問題上備受克里攻擊，美國與亞洲關系包括美中關系，在選戰中既不是熱點，也沒有表現出大的歧異。以至于美國《新聞周刊》國際版主編Fareed Zakaria近日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批評，美國大選辯論除了伊拉克問題之外，就沒有外交政策的辯論了；美國政治家顯然忽視了亞洲特別是中國和印度崛起的重要性，對此缺乏足夠的研究。Fareed Zakaria是印度出生的(世俗派)穆斯林，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政治趨向保守，有人曾認為他可能成為美國第一個穆斯林國務卿。他的批評代表了美國部分戰略家的看法，即顯然看到美國政府現在以及將來一段時間的外交力量很受伊斯蘭世界牽制，在亞洲投入的力量有所欠缺；特別是如果“反恐”真搞得像冷戰一樣長，美國的世界霸權就會受到亞洲崛起的嚴重威脅。
不過Fareed Zakaria提出的只是注意力是否足夠的問題，美國的戰略重心在逐漸向亞太地區傾斜，卻是明顯的趨勢。而且，布什和克里在東亞問題上并無多大爭論，是否意味著美國兩黨政治家在亞洲戰略方面事實上有著相當的默契而根本無需爭辯？袁鵬指出，往年美國總統競選在對華問題上，都是挑戰者把前任的政策推翻，所以成功的挑戰者上任后會從競選時走得過偏的地方走回來。但這次競選與往年大不一樣，體現出很強的延續性，雙方在重大方向上沒有出現大的分歧。這與布什政府本屆后半程積極推動中美交流不無關系。
在這個背景下，美國大選日前十來天時間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旋風訪問日中韓三國便耐人尋味。鮑威爾在北京接受訪問時稱，“臺灣不享受作為一個國家擁有的主權”。于時語認為，華盛頓大選前在朝鮮半島只是一個“拖”字訣，就是因為布什因為“反恐”焦頭爛額，必須暫時保持朝鮮半島和臺海不出亂子，不排除讓鮑卿給阿扁一點顏色的可能。袁鵬也認為，鮑威爾在大選之前來亞洲，目的有二：一與大選有關。布什希望穩住和顯示其任內對外關系比較有成就的一個區域(中美關系、日美關系搞得好，而美歐關系比較差)，防止朝鮮、臺灣在關鍵時候出亂子；二顯示美國不會因為大選而放松對熱點地區的關注，顯示美國作為全球領導者的責任，這是超越兩黨的考慮。
中國國際關系研究所傅小強研究員接受本報采訪時則認為，相對而言，美國在亞洲西部的戰略推進更快一些，在鞏固阿富汗戰爭成果的基礎上，美國在中亞和南亞都收獲頗豐，加上在格魯吉亞等國的戰略擴張，俄羅斯等國的多邊外交受到較大沖擊；在東亞則盡管活動不見得更少，但現狀基本維持穩定。
由于美國、中國、日本的相互作用，以及朝鮮半島問題和臺灣問題等地區熱點的存在，使得東亞地區的局勢顯得比較復雜。從美國積極支持日本修改和平憲法以及擔任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等行動來看，它希望日本在東亞多邊外交中發揮積極作用，在東南亞亦積極滲透。日本神戶大學法學部季衛東教授對記者指出，由于中國在亞洲的多邊外交很成功，特別是中印關系改善為歷史上空前的變局，歐亞大陸整合戰略也隱約可見，使得日本在深感威脅之余不得不在中國羽翼未豐之際采取對策。例如圍繞石油資源的爭奪戰以及美國的帝國體制構想使日本判斷21世紀將是單極世界，向美國一邊倒更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重新軍備化勢在必行。同時中日兩國也存在和解契機，只要善于創造機會，亦可為東亞多邊關系的平衡發展提供條件。
香港中文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甘陽日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則指出，今年美國大選結束后，不管是克里上臺，還是布什連任，都會力圖修復美國和西歐的關系；而要修復這種關系，最可行的途徑就是訴諸美國和西歐的共同價值觀和共同利益，特別是突出雙方共同的潛在敵人。如果美國在結束伊拉克戰爭后把戰略重點轉回東亞，則至少美國和西歐的矛盾就不那么突出。所以，或許可以說，21世紀世界政治的中心在亞太，在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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