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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東亞經濟相互依賴程度的逐漸加深，東亞經濟合作的步伐加快，東亞變化著的經濟、政治和安全趨勢使人們越來越希望東亞能夠走出后冷戰時代的“冷戰”狀況，建立新的政治與安全結構，甚至呼喚建立東亞安全共同體。在這些樂觀主義的背后，人們往往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什么是東亞？事實上，目前的東亞經濟地區主義，體現的是一種沒有身份認同的重商主義合作方式。
地理身份泛化是東亞地區身份模糊的首要體現。傳統地理學中，東亞是指中國、朝鮮、蒙古和日本四國，但近十多年來，在傳統地理學科之外的其他學科，所指涉的東亞還包括了東南亞地區。而且，東亞這種地理身份泛化的現狀又由于地緣經濟與政治等因素而深化。
首先是由于亞洲特別是東亞戰后獨特的歷史背景。東亞許多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都是西方國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這些國家在二戰后雖然擺脫了先前的宗主國獲得獨立，但戰后亞洲的冷戰格局使得許多新成立的國家依附于美國，東亞的政治地理身份泛化。
此外，戰后日本經濟的發展以及隨后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以及中國和東盟的崛起，導致東亞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但這種經濟飛速增長的背后是東亞的出口導向型經濟與美國的市場緊密相聯，導致東亞地緣經濟身份的內涵不足。
在地區主義建構中，地區主義共同體越深化，排除在共同體之外的代價就越高。這種被排除在外的威脅使得其他國家尋求共同體的成員身份。東亞之外的好幾個國家(如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希望在該地區的地區安排中尋求成員身份，以便為它們之間的傳統貿易關系提供保障。如泛亞洲地區主義的亞太經合組織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首先由澳大利亞提出的。這種地區主義合作中地理的泛化使得東亞地理十分模糊。
東亞地區身份模糊同時表現在地區對外身份難以建構上。自1945年以來，東亞地區并沒有形成共同的外部威脅觀念。對單個國家來說，嚴重威脅更多的是來自地區內部。東亞地區內部的這些威脅觀念在短時間內難以消除，使東亞身份難以在東亞各國扎根，各國都囿于民族主義的藩籬。
從東亞結構方面講，東亞從沒有形成像歐洲北約和華沙條約組織這樣涇渭分明的兩極結構，冷戰時期東亞的兩極是建立在不完全的雙邊聯盟基礎上，同時共產主義在東亞的不和使兩極結構在東亞表現并不充分，而朝鮮戰爭的遺產又使聯系正常化變得復雜。
其次，歷史遺留問題也困擾該地區，特別是日本侵略的歷史問題。日本對歷史問題不進行清算，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和韓國、朝鮮對日本的疑懼很難消除。此外，東亞的現實的熱點問題很多，如南中國海問題、朝鮮分裂問題、中國統一問題。在這些問題的背后，都可以發現大國的影子，使東亞大國關系復雜，不存在多邊主義的框架。
東亞地區身份模糊還表現在地區內部身份沒有樹立上。首先，東亞地區的文化多樣性特點強化了安全領域的復雜性。東亞地區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等差異性很大。在次地區，如東北亞國家雖然存在所謂的儒家文化，但由于文化傳統的變遷和政治發展的不同，使東北亞缺少凝聚力。東南亞國家的差異性更大，該地區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并存。
其次，政治關系脆弱和各國國內政治問題。東亞國家政治制度多樣，各國政治關系脆弱，很多時候領導人的私人友誼在國家關系中占據重要地位，這種現象在東盟的發展歷程中體現得很明顯。有的國家政治領導人更迭頻繁(如日本)也影響政策或計劃的延續性。各國國內因素與其他因素相結合，使得很少有亞洲人像歐洲夢想著歐洲合眾國一樣，希望建立一個亞洲合眾國。
再次，東亞國家缺少多邊主義合作的經驗，地區觀念薄弱。戰后東亞對峙是全球冷戰的一部分，美國的安全安排都是雙邊主義。中國一直沒有明確的亞洲政策，外交以雙邊外交為主，沒有多邊主義的政策與實踐。
此外，東亞缺少主導國，而在相當長時間內，東亞國家由于本身經濟的成功，也使它們對地區層次的獲益興趣不大，缺少經濟動因。同時，各國還固守自己政府主導型經濟結構，不像20世紀50至70 年代的拉美國家，一體化是與現代化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一體化不僅是為了經濟發展，而且更是為了經濟結構轉型。而到了80年代，一體化則更是為了挽救經濟自由化帶來的困境。
所有的上述因素結合在一起，使東亞的身份認同比較缺乏，導致東亞現有的經濟地區主義在一種沒有明晰身份內涵的情況下發展。東亞現有的經濟地區主義正是由于這種身份內涵的缺乏而難以實現跨越式的進步，而安全共同體的構架則更是遙遙無期。(肖歡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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