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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萬盛
今年是美國大選年，世人翹首以待，11月選票定時，布什和克里，誰輸誰贏，成王敗寇，關乎美國未來走向，當然是好看大戲。可是，筆者有另一種觀察角度，這四年一次的大選，與其是在選總統，不如說是對價值方向和生活質量的重新檢討。對普羅大眾而言，生活富庶還是貧困，精神快樂還是憂愁，前景無望還是充滿信心，畢竟是每時每刻都不得不面
對的。選一個什么樣的總統，就意味著對以往的生活有什么樣的不滿，對未來的生活有什么樣的期待。因此，雖說是選總統，但根本上卻是對過往四年的思想精神和生活狀況的盤點結賬。而今天的美國，最耐人觀賞、品味的就是這場清賬結算中的沸沸揚揚、紛紛蕓蕓。
四年前，布什在一場有爭議的大選中，登基美國總統。縱觀四年政績，最為醒目的是兩件事：第一是反恐，這件事關系到美國的外交政策和美國在國際關系中的自我定位；第二是減稅，涉及能否振興國內經濟的基本決策。這兩件事對美國的撞擊和影響非常深遠，不可低估。
布什上臺伊始的外交理念很像是孤立主義立場，他甚至幾次宣稱美國沒有必要卷入以色列和中東的沖突，這與美國無關。但“9·１1”給了他機會，讓他的以美國為中心、美國說了算的單邊主義立場昭然天下。“9·１1”襲擊激怒的美國老百姓的仇天恨海，強有力地支持了布什的“單邊主義”，他挾著90%以上的民調支持突擊了阿富汗，爾后，立即揮兵伊拉克，把聯合國踢到一邊，完全無視國際社會眾多的反對聲音，我行我素，因為他的身后有70%以上的民意支持。“反恐”一度成為布什可以連莊白宮的最大資本。但現在看來，這個資本已經變成了債務。隨著伊拉克的動亂有增無減，美國士兵死傷越來越多，老百姓對布什的伊拉克政策從支持到懷疑，從懷疑到反感，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支持率幾次都在半數以下。
這兩個星期，紀錄片“華氏9·１1”在美國紙貴洛陽、雷動天下，筆者在哈佛廣場的電影院看這部片子時，譏諷的嘲笑和欣賞的掌聲此起彼伏、全場不斷，反響極其熱烈。影片的導演麥克·莫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明確表示，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布什趕下臺，這個“偷”來的總統已經嚴重傷害了美國精神。麥克·莫爾決不是孤軍奮戰。金融大鱷索羅斯也持同樣立場，他宣稱愿拿出上億美元打敗布什，粉碎他的連任美夢。當然，事情不會這么簡單，這只代表了一個方面。迪斯尼影片公司馬上要推出一部相反立場的紀錄片“美國的精神”，為布什的反恐歌功頌德。在美國南方，仍然有為數眾多的布什支持者。
但是，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立場，如此尖銳對立，在近幾十年的美國歷史中從未有過。這反映了美國社會內部價值觀念的沖突非常緊張。前幾天，與哈佛的幾位教授交談，大家普遍認為，伊拉克戰爭使美國國內的基本價值觀出現了嚴重分歧，所謂思緒亂如麻。現在的情景很像越戰后期的美國，雖然程度還沒有那么嚴重，那時也是因為戰爭導致美國精神世界的分崩離析，政治意識形態群體嚴重分化，經過相當長時間的反思，美國社會才得以重新整合。希望這次的伊拉克戰爭也能引起美國的深刻反思，調整美國的價值觀念，凝聚美國人的信心，使其成為全球化的新世界的健康力量。
我相信有這樣幾個基本問題是美國人必須嚴肅對待的。
第一，美國的認同危機。美國人應當如何自我定位美國的角色？冷戰之后，美國突然變得一己獨大，成為不可置疑的第一強國。可是，成為第一強國到底是意味著威權變大了，還是對世界應負的責任變得更大了？因為你的強大，使比你弱小的國家感到你的威脅和恐懼；還是因為你的強大，讓弱小國家受到你的關心幫助，覺得你是絕對可以信賴的朋友，世界因為你的存在變得更加安全、更加美好？從美國目前的所作所為來看，這方面的反思顯然是遠遠不夠的。美國習慣了在國際事務中惟我獨尊、順昌逆亡。麻省理工學院的著名哲學家喬姆斯基在《9·１1》一書中，歷數美國近年在世界各地有違公道的胡作非為，在美國國內有很大影響。
第二，美國有沒有必要從“教導文明”轉向“學習文明”？美國曾經是一個善于學習他人長處的年輕的朝氣蓬勃的文明國家。但是，美國政客的倨傲狂妄事實上也影響了美國的民間社會，使得美國的意識形態對于不同的文化、宗教、族群、國家缺乏必要的尊重。反恐使得那種我稱之為“美國價值的原教旨主義”在一部分人中日益膨脹起來。目前，這種心態已經影響到很多方面。9·１1之后，因為安全的理由，美國大規模地限制外國留學生進入美國，已使很多名牌大學發生了招生危機，流失了很多優秀才俊，就連哈佛也不例外。前幾天，更有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聯合其他幾所大學校長呼吁政府迅速改變現行的留學生政策。其實，在美國的高科技領域本來就有很多外國學者參與美國的科學研究和創造，移民和移民的文化是為美國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的，美國應當不會忘記這一點。
第三，如何修復對政府的信任危機，增加政治的公開化和透明度？伊拉克戰爭的決策過程的合法性；關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的不確實；布什決定伊拉克戰爭的可疑的個人和家族原因；政府高級官員在伊拉克戰后重建中的特殊利益；高階指揮官在虐待俘虜問題上不可推卸的責任等等，這些大有爭議的問題已經嚴重損害了布什政府的信譽，同時也使民主政治的決策過程如何公眾化再度成為基本問題。
第四，如何處理公共安全和個人自由的關系？9·１1后，以“反恐”的名義，美國加強了對全國的監控，其繁瑣和細密的程度，已經遠遠突破了傳統的個人隱私的概念。個人的通訊、資金的流動越來越缺少隱秘，政府和警察的權力越來越大，但同時失去個人的一部分自由卻并沒有換來更大的集體安全。前幾天，馬薩諸塞州的電視上就在辯論，是否給予警察“致命的權力”(DeadlyPower)。一向自信的美國人不會容忍天天生活在惶恐不安中，一向自由松散的美國人也同樣不會容忍生活在毫無隱私的顯微鏡下。我的一位美國朋友在飛機場被莫名其妙地剝個凈光，渾身只剩一條褲衩，氣得七竅冒煙、四肢發抖，他原本是個共和黨，一怒之下成了民主黨。可是，公共安全和個人自由的緊張實在不是換一個黨那么簡單就可以解決的。那是價值向度的對立。
美國大選年，真的是意緒紛爭亂如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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