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教授七十壽辰有感

　　盛洪

　　一、我與茅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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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結識茅老師已有近十年了，應該說，是他主動“結識”我的。那是1989年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了茅老師的來信，信中稱贊我的一篇文章“論制度現代化”，并提出要與我交談。等我與他相見后，才發現他的年齡比我預期的大得多。這使我很羞慚，同時感到茅老師的謙躬。他的謙躬不是刻意作出來的，就象和他的本質是一樣的。這種為人風格現在已不多見。比如，我給別人寫信，最后總大模大樣地寫上自己的名字，個別時候給前輩寫信加上“學生”二字，而茅老師無論給誰，如給我這樣的晚輩寫信，最后落款都是“于軾上”。無怪乎，茅老師有那么多的忘年朋友。

　　曾有一段時間，我和茅老師每個禮拜都交談一次，內容是經濟學加上海闊天空，地點就是他的家里。茅老師的淵博學識和敏捷思路，使我經常感到這樣的談話就是一種享受，他平易近人、溫文爾雅的風格又使我非常放松。那是一段我非常愉快的時光。后來與茅老師交往多了，對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誠實、守信用，當然這些字眼似乎很平常，但在今天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實行的。他嚴于自律，風格簡樸，勤奮刻苦，體諒他人。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顆善待他人的心。我經常因學術問題與他爭論，也因工作原因與他意見相左，有時言辭過于激烈，但從不用擔心會被穿上“小鞋”。以這顆善待他人的心，他關心著他人，關心著社會。在山西一個非常貧窮的村子里，他以自己的錢和朋友的錢創辦了一個小額貸款基金，后來又動員更多的朋友開展了投資扶貧的試驗。

　　關于茅老師的經歷，我過去知之不多，最近才知道，他這一生是非常曲折坎坷的。他當過“右派”，文革時被抄了家，家人受虐待，自己被發配到山西。但是我們很難從他的臉上看到這段歷史的陰影。對待這一切，他是那樣平和。每當談到過去時，他總是一笑，說“現在比以前好多了，現在的中國比過去好多了”；“光恨不行，還要想辦法促進社會的進步，使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人很難超越自己，即使是那些宣稱超越了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把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對待轉化為促進社會進步的力量，而茅老師卻一直探索著“以直報怨”的路。

　　我經常想，茅老師的道德風范，除了和他的家風、他所繼承的道德傳統有關，還與他是一個經濟學家有關。我作為經濟學的同道，很能理解他的行為方式。但我同時也覺得，讓我做到象他那樣，又是非常困難的。有些我們明白的東西，做起來卻是很不容易的。然而，如果我們不去身體力行我們宣稱的、從經濟學中發現的道理，我們是否真的相信我們寫在文中、掛在嘴上的理論？如果我們可以說一套，做一套，那么說的這套還有什么價值？

　　二、義者利之和

　　一個把經濟學思考作為自己生活方式的經濟學家，經常會想，“我怎樣的行為是最有效率的”，結論往往是，遵循道德的行為是最有效率的。比如，要不要說慌？據說有一個關于說慌的調查指出，說慌的人比誠實的人的壽命要短。我不知這是否真實，但想起來非常符合經驗。說慌首先要付很高的心理成本，克服羞愧，掩飾慌張，時刻要想著不要敗露，到處要自圓其說。久而久之，還會敗壞自己的聲譽，增加了與別人打交道的外在成本。這樣，說慌的“好處”早已被抵消了，還不如做一個坦坦蕩蕩的君子好。

　　其實，道德就是一個人與他人的關系。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他們的利益又難免互相沖突。道德規范就是經過無數次試錯而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均衡。這樣的均衡，在孔子那里叫作“仁”，“和”，或“中”。形象地說，在兩個人之間有一道無形的線，兩個人的行為都不應越過這道線，否則就構成了對對方的侵害。這也是道德規范的基本含義。遵循道德，就意味著在不損害對方的前提下，盡可能地伸張自己的利益。簡而言之，對一個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就是不損害他人。這也是這種道德規范同時是最有效率的奧秘所在。因為任何打破均衡，損害他人的行為，最終都會招致別人的回應，從而不可能保證自己不受損害。所以，遵循道德的行為，就是最有效率的行為，對個人，也對社會。

　　這是第一層次的境界。達到這一境界也不容易，需要對經濟學有透徹的把握。

　　三、德者，得也

　　知道道德有好處，也不一定知道道德的具體形式。道德規范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兩個人之間的無形的均衡點因時因地因人而異，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但是達到隨時隨地都能發現均衡點的人并不多。我看《論語》時，總覺得孔子的行為看似沒有一定之規，卻時時處處都似乎落到了均衡點上。當然他不同于一般人。即使是他，也只有到了七十以后才“從心所欲而不逾矩”。這也是說，由于將道德的基本精神內化于心，時時處處根據具體情況遵循道德，不覺得有什么約束，反而覺得很自由。

　　在解釋什么是道德時，馮友蘭先生曾說，德者，得也。也就是說，道德是人們對人間之道、社會之道領悟的心得。一個人的道德修養不少是幼時由父母師長教導培養的，但更多的是在與別人打交道的過程中體驗摸索而積累起來的。后面的形式不僅是豐富道德的過程，也是理解道德的過程。一個人對從父母師長那里繼承的道德只知其然，只有自己親身體驗才知其所以然。所以人生就是一個道德化過程，一個不斷有所“得”、不斷發現和理解道德規范的過程。對于一個經濟學家來說，他的“得”，就是在具體情境中不斷求解兩人間的均衡點。更進一步，他還可以尋求和發現更接近道的均衡點。

　　這是第二層次的境界。欲達到這一境界，就要把道德和文章結合起來，就要開始實踐經濟學對道德的理解，就要把符合道德的經濟學精神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四、道德難題

　　上面講的遵循道德之所以如此美好，是假定了打交道的兩個人、或社會中的所有人都遵循道德。但如果對方不守道德，我們將怎么辦？比如道德要求我們不要去損害別人，但是如果我們面對別人對自己的損害又如何去做？這不是一道故意設計的難題，而是我們在現實中經常遇到的情境，但解決這一難題卻少有良策，它不知難倒了多少英雄漢！

　　博弈論給出了很好的對策，叫做一報還一報。你打我我也打你，你偷我我也偷你，你騙我我也騙你。讓對方也嘗嘗受損害的滋味，會使他們思考一下他們損人的策略是否有問題，這樣有助于道德規范的形成。但這是在人們不知道德為何物的時期采取的策略，當文明已形成數千年以后，人們是否還要這樣？況且互相打、互相偷、互相騙的成本是很高的。往往雙方并不勢均力敵，被侵害的一方經常是在侵害手段上處于劣勢的一方。在一個相當大的社會中，想要通過這種方式來達到最終的道德均衡，往往需要很長時間，甚至會履蓋人的一生。更何況，懂得道德的人往往有道德障礙，他們無法心安理得地采用對方的不道德的手段，因為這樣一來，他們會認為自己更輸了：連自己的規范都丟了。

　　如何道德地對待不道德的侵害，這確實非常難�？鬃诱f，以直報怨。茅老師很贊賞這一點。從規范形成的角度看，這種策略比一報還一報的策略好得多，因為它會減少互相仇殺的次數，縮短規范形成的過程，但實行起來卻比后者難。直，就是正直，就是公正，就是道德規范。為親人復仇是比較容易的；怎樣在自己被侵害的情況下保持公正，則是有著很高的要求的。在解這一難題時，很少有人能夠走到“以直報怨”上來，即使知道這樣的策略，克制仇恨，保持公正，又該多難呀！

　　這是第三層次的境界。只有解了道德難題才能達到這一境界。但能否解題，并不在于智慧的高下，而在于能否克服自己因個人恩怨而產生的沖動。

　　五、約束自己

　　還有更難的問題。如果有這樣的情境，不是你受到別人的侵害，而是你有某種資源優勢，使你在與他人的關系中占有上風；換句話說，即使你越界侵害了別人，別人也無力向你報復，你的行為沒有外在的力量約束；在這時，你還會遵循道德嗎？

　　可以有許多具體情境。如在具有外部性的場合，你可以隨手把垃圾扔到風景秀麗的效外，不會有任何人看見并譴責你，你能約束自己不扔垃圾嗎？你可能是一個大公司的總裁，雖然公司有很嚴格的財務制度，但有很大的漏洞，如果你將公司的一部分財產化公為私，不會有任何人知道，你做不做？你是一個身居要職的政府官員，很多人會因為你的職位而求你，他們會低聲下氣，會用各種方法巴結你，甚至會賄賂你，你也許能做到拒絕賄賂(這當然也很不容易)，但你能否做到(由于拒絕了賄賂)在與他們說話時完全沒有傲慢口氣嗎，能夠真正平等地對待求你的人嗎？

　　經濟學告訴我們什么是外部性的場合，也知道每當到了這種場合會普遍存在搭便車的行為，但這種行為會導致整個社會的福利降低。迄今為止，人類沒有什么好辦法來解決這類問題。只有靠精英人物出來說話。這時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他有責任站出來呼吁大家遵守規則，但他首先得自律，才有資格要求別人。這意味著他要忍受自己利益的損失，或放棄能夠獲得巨大利益的“機會”。

　　這是第四層次的境界。這無異于向自己的經濟人本性挑戰！

　　六、立言，立功，立德

　　從第一境界到第四境界，經濟學都發現了的問題的所在和解決的方法。但僅僅發現還不是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一開始我們就說過，光說不練是不行的。然而經濟學家要實踐自己提出的解決方法是異常艱難的，而且最難的地方并不是存在著外在的惡魔，而在自己的內心。只有既發現、又實踐經濟學的道德方案，一個人才是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他身體力行道德規范，甚至不惜遭受損失，他自然也就是一個高尚的人。我想茅老師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胡適先生在晚年回憶說，當他在家鄉的學校讀書時，每天都“可以看見北墻上懸掛的一幅長軸，上面寫有公元八世紀時政治家和大書法家顏真卿的一段書札的印本”，他說，“當我初認草書時，我認出來這張書札開頭引用的就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論。五十年匆匆過去了，但是我第一次發現這些不朽的話的深刻印象卻一直沒有毀滅�！比�不朽論最早出自春秋時期的一個魯國人叔孫豹之口，他說，“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彼�謂不朽，就是一個人的言論、行為與德性對其他人、乃至對社會和文明產生影響，并作為社會和文明的一部分與社會和文明一起存在下去，以至永遠。顯然，這里說的影響，是好的影響，是有益于其他人、社會或文明的影響。而那些壞的影響，是不能永存的。因為社會和文明要改善，就必須從自己的身上除去壞的影響。

　　這種三不朽論，恰與經濟學的基本精神相通。因為經濟學決不是這樣一種學問，即它只給掌握它的人帶來福利，而不管是否對社會、對全人類有沒有好處。經濟學的基本邏輯，它從全局或整體的角度判斷效率水平的特點，決定了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只有在提出為他人、為社會增進福利的方案、并實際參予實施這些方案的前提下，才能考慮增進自己的福利。具體的形式，可以是立言，可以是立功，可以是立德。這三點又是逐級遞進的。立言，就是發現能夠改進人們福利的道理，并把它告訴世人；言功，就是通過自己的行為改變社會現有的狀態，使之能增進大多數人的福利；立德，就是親身實踐自己所發現的道德規范，作為一個楷模影響其他的人，最后改進整個社會的道德秩序。

　　我想，茅老師作為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對這個社會所做的貢獻也可以用三不朽論來表達。在立言方面，茅老師通過他的文字，無論是嚴肅的學術著作(如《擇優分配原理》)，認真的專題討論(如《生活中的經濟學》，《中國人的道德前景》)，還是輕松的雜文隨筆(如《誰妨礙我們致富？》)，起著引導學界后進，啟發社會良知，普及經濟學常識的作用；在立功方面，茅老師作為天則所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經過五年多的漚心瀝血、慘淡經營和艱苦努力，終于使天則所站穩了腳根，并有所發展，走出了一條民間開展學術研究的道路，并對學術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立德方面，茅老師通過自己的行為，證明了在一個道德水準低下的時代也可以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遵循道德規范的人。他使我們發問，既然茅老師能做到，為什么我們做不到？他的道德形象最終會對這個社會的道德秩序的復興產生積極的影響。茅老師的所有這些貢獻，都將融入我們的社會與文明，并將超越生命，與社會和文明一起永存。

　　1999年1月13日于北京郎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