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周刊》：哪一種民主更能解救窮人

　　本報記者 趙憶寧

　　民主的制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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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所有地方的馬路上跑的一種小三輪車叫“斯古特”，就是中國的“嘣嘣車”，2000年印度政府決心淘汰這種污染嚴重的車型。但是，淘汰令頒布三天之后，印度政府在游行和罷工的壓力下不得不收回決定。四年過去之后，我們依然看到“斯古特”跑在大街小巷。這讓記者想起前不久武漢作了同樣禁止三輪車的事情，短短的十幾天內三輪車從城區完全消失。印度同行者睜大了眼睛說：“在印度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在印度，有三件與中國相關的事情，讓印度的知識精英刻骨銘心。

　　首先是1962年10月“中印戰爭”：中國人民解放軍不遠萬里來到西藏，并且打贏了這場戰爭，取決于中國的高度集中制度。相反，印度已經失敗了，議會仍然在吵架，無法決定和集中任何事情。40年過去了，當分析戰爭失敗的原因時，他們歸結于印度議會對戰爭的失敗負有最大的責任。張文木博士總結說：“中印之爭實際上是制度之爭。”

　　其次是“計劃生育”政策。2000年印度人口達到10億，目前國內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550萬，按照這個速度，到2045年時印度人口將超過中國而居世界首位。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實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國家，早在1951年印度就起草了“全國計劃生育規劃”，然而，為什么到目前印度人口仍然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印度生育控制不力的原因是什么？

　　印度專家們告知，1976年，當時的總理英迪拉.甘地曾發起一場控制人口增長的運動，結果遭到廣大選民的強烈反對，在第二年的大選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慘敗，黯然下臺。之后，以壓倒多數獲勝的人民黨執掌了在新德里的權杖。他們對甘地夫人的生育節育計劃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項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圖是明確的，即它是以自愿為原則的。在今年的競選中，除了副總理阿德瓦尼曾在一次集會上喊了幾句“每個家庭只生兩個好”的口號外，沒有任何政治家在競選時提過關于“人口控制”的字眼。由于印度缺乏連貫的政策來控制人口激增，盡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辦法多次出臺，但始終難以得到認真的貫徹落實，最后總是不了了之。

　　最后是經濟特區問題。一位留美博士，現為印度計劃委員會高級顧問的著名經濟學家曾袒露心扉：印度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就開始搞“經濟特區”，最后不了了之。而中國到1980年代才開始搞，結果一鳴驚人，帶動了經濟的發展。

　　曾經擔任克林頓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助理，現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布魯金斯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對印度和中國情況非常熟悉，5月上旬他來中國訪問。當問到印度的“制度成本”時他說：“印度政府從來都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但只是‘Paper Plan’(紙面上的計劃)，從來沒有變成‘Real Plan’(真實的計劃)。一項基礎設施必須要與不同的利益集團討價還價，談項目要好幾年，干項目又要好幾年�！�

　　一位駐華的印度大使在中國工作了三年，三年后回國，發現地里三年前就動工的一座立交橋還沒有修完。而北京在三年之內修了很多立交橋。他感嘆中國人的只爭朝夕，中國人會挑燈夜戰。

　　印度為什么效率如此之低？他們面臨著三方面的挑戰：首先，因為印度宗教和民主很多，建一條高速公路要經過無數次辯論才能做出決策，任何一個決議都要經過曠日持久的辯論，達成民主決策非常不易。第二，印度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要修一條路，有可能延綿數百公里，由于土地的私有制，政府要與多少個地主“一對一”地談判，沒有人說得清楚。第三，印度政府計劃大幅增加基礎設施新項目的支出，但由于私人部門管理人員聲稱印度政府正計劃“不正當地密謀國有化”，這些計劃頻頻遭遇阻力。

　　“印度社會是靠清晰的產權搭建的社會，于是印度走了混合經濟的道路，但事實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有產權才有民主，但是產權的交換是要付成本的。在基礎的建設階段是需要快速打通一些關鍵的環節，比如基礎設施。如果產權過于細密必然加大成本，在細碎的產權條件下，是難以做到‘多快好省’地建設現代化和實現城市化。”張文木博士說。

　　印度人說，印度要超過中國有幾個“Big If”(重大假設)，其中一個“If”是進行土改。王紹光說：“二戰后有一個規律，凡是經過土改的地方，經濟增長都比較快，如韓國、日本、中國內地和中國臺灣等，沒有經過土改的，到現在都是大問題，如印度和拉美一些國家�！�

　　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說，1979年之前的毛澤東領導的社會改革無意中為1979年中國商品和市場經濟改革啟動以來的經濟高速增長鋪平了道路。“毛澤東的土地改革、普及識字、擴大公共醫療保健等等政策，對改革后的經濟增長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國受益于改革前的中國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應該得到更多的承認。”王紹光認為，印度在現有的民主制度下進行土改的可能性比較小。

　　印度經濟學家也不明白為何當今有如此之多的人如此推崇印度的民主制度。他們一言以蔽之：印度民主制度具有雙面性，其中包含個性自由的發展，代價是什么都干不了。

　　拉迪普是一名IT行業的老板，他抱怨說：“這個國家有著太多的承諾，但是，50年過去了，我們什么也沒有做，這是一種極大的浪費。我們還是那么貧窮，還在受苦。印度會向何處去呢？我感到丟臉，我真不知這怪誰，政治家、經濟學家、工業界人士還是普通人？我禁不住懷疑我們社會的基礎。我們真的是民主嗎？所謂的‘印度了不起’只是一句瞎話，是讓我們忘記每天的現實�？纯粗車�吧，沒有什么是正確的，真的什么都沒有。我希望能盡早采取政治改革�！�

　　一位叫伽茲博的印度人說：“印度每個人都要發言，民主制度保證了這一點。但卻阻礙了印度的進步�！庇《日�策研究中心主任帕南迪卡在評論印度的政治制度時指出：“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它都不是最有效率的，然而它具有內在的穩定性�！比〉霉沧R的是，如果沒有民主制度，像印度這樣一個多人口、多語言、多宗教沖突、貧窮而龐大的國家，結局只能更糟，正是民主制度使印度幸存、發展，并改正自己政策的失誤。

　　“大口袋”與“逮總統”

　　齋普爾城，為拉賈斯坦邦的首府，建于1727年，至今已有200多年的歷史。根據記載，古代愛好藝術的國王杰耶.辛哈為使城市更加美麗，下令將全城房屋建筑涂成淺紅色，“玫瑰城”的名稱便由此而來。

　　4月30日，我們到達齋普爾的第二天，趕上下大雨。雨停之后，往上看，公路兩旁重樓疊閣，廟宇林立，四周環以高大的城墻，窺見其雄偉氣勢。但是往腳下一看，整個城市街道上積水半尺深，駱駝、牛、馬、羊的糞便漂浮在雨水上面，真是慘不忍睹。所有的行人、汽車、摩托、牛都在半尺深的臟水中行走。盡管印度有很多有錢的人，他們也要在這種環境中走路、買東西、生活。據說其中有一些人搬到開發區居住，那里的條件好一些。但是，我們在齋普爾開發區所看到的是，那里私人投資建設了大樓，里面非�，F代化，只要一出門，情況依然如此。

　　在印度負責接待我們的扎胡說：“1727年城市設計就是如此，一直到現在沒有任何改變�！�

　　記者：“獨立之后，政府為什么沒有提供城市的公共基礎設施的供給？”

　　扎胡：“雖然政府收了很多的稅，但是政府并沒有在基礎設施方面做任何事情。”

　　記者：“為什么？他們不需要政績嗎？”

　　扎胡：“原因很簡單，比如修建一條公路立項100元錢，經過層層貪污腐敗，最后只剩下5元錢，修不成了就不修了。正如你看到的選舉，競選者會講他們做了什么樣的事情，一旦執政之后，前兩年在干些事情，之后就開始忙著為自己掙錢，因為政府官員們都有很大的‘Big Pocket’(大口袋)。在印度50年以來，很少懲治政府官員的腐敗。雖然總理也可以到法院聽證，看起來非常的民主。但事實是，小偷偷了1000美元會被馬上處置，但是有權力的政府官員，拿了100萬是不能夠受到處置的，因為印度的司法系統也是非常腐敗的。所以出現像齋普爾城這樣的旅游城市基礎設想相當的不足�！�

　　記者：“天呀！中國的修路官員們首先還是要用95元來修路的，他們貪污的是那5元�！�

　　與我同行的一位來自美國的男士插話說：“這可真是讓小巫見了大巫。”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中國正在治理中�？偛吭O在柏林的透明國際組織日前發表聲明，高度評價中國有關部門在工程建設領域開展把行賄犯罪單位或個人列入“黑名單”的做法。聲明說，“在招標和項目管理過程中，中國在引進國際反腐敗先進經驗方面開創了一個很好的先例”。聲明還援引透明國際公共采購項目主任歐萊雅的話說：“中國政府禁止腐敗的建筑業者承攬工程是一個積極的步驟，表明了政府打擊和制約腐敗的決心。此舉為其他國家和一些國際組織樹立了很好的榜樣，他們也應該采取更加有效、透明的‘黑名單’制度�！�

　　依我理解，民主國家應該是一個法制健全的社會，有完善的監督體系，為什么民主制度會如此失效？為什么腐敗已經成為社會的系統腐敗？制度優勢體現在哪里？當我們聽完另一個印度司法腐敗的“故事”，更是令人瞠目結舌。

　　在印度，商人們為了相互報復，經常賄賂法官或律師，擾亂司法程序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前不久，在一名記者的4萬盧比?約850美元? 的“金錢賄賂”下，古吉拉特邦的一名法官竟然開出了四張逮捕令，捉拿包括總統卡拉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克雷、最高法院法官辛格和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前主席簡恩的4名政界要人。不過，由于逮捕令是通過“設局”簽發的，而且罪名也是莫須有的，所以逮捕令最終不可能得到執行。但是，這一“金錢換逮捕令”的案件可謂印度獨立以來司法界的一大丑聞，使司法界顏面盡失�？死自谥鞒终匍_的一次司法界高層會議上憤怒地指責說：“連法院的受賄現象都這么嚴重，其他部門的腐敗情況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一些司法人員為什么執法犯法？一位通訊業內人士說：“被人買通是因為經濟不好，所以制度的優勢沒有體現出來。”在印度有錢是可以辦成任何事情的。雖然這是一條潛規則，但是在印度表現得如此直白、如此淋漓盡致，還是難以令人置信。

　　在齋普爾機場，同行者看到一個非常漂亮的印度女孩喜愛無比。扎胡告訴記者說：“只要有錢，這個孩子就是你的，甚至所有的法律文件都能證明這個孩子是你生的，這就是印度”；在新德里的自由市場中，當問到賣水果的小商販是否交稅時，回答：“當然交稅，但不是交給稅務部門，而是交給警察”；“在印度沒有駕駛執照也可開車，當警察盤問時，100盧比就可以OK”。一位叫大雷(Da lee)的印度朋友介紹他的經驗。

　　優勢的民主體制、悠久的法律傳統，健全的法律體系，他們在哪里？王紹光認為，討論印度能否追上中國，邏輯上是完全可能的。出于對中國進一步改革發展給一點激勵，這樣說也不是壞事。但要說印度因為民主、法制這些原因能夠趕上中國，我覺得沒有說服力。我不知道說印度法制優勢的人到底想要說什么，印度有法制，但它的法院和警察其實非常Corrupt(腐敗)。菲律賓也有民主、法制，也說英文，50年前是僅次于日本的亞洲第二富國，當時所有人都看好它的“軟件”——美式民主制度。然而它在過去50年的表現如何？現在有誰會說菲律賓是下一個中國？

　　請別拿印度的民主說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