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覃里雯 捷克布拉格報道

　　《經濟觀察報》：經過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的金融體制改革，今天，捷克國家銀行與捷克財政部的關系是什么？它在捷克經濟和金融體系中起到什么作用？

　　圖馬：捷克國家銀行是一個獨立的機構，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生活于真空之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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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經濟和金融體系的一部分。它的工作目標非常單一，就是保證物價穩定，而政府部門則需要負責廣泛的領域。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必須經常與政府，尤其是財政部溝通。我們為政府提供一些銀行服務，并為財政部提供任何財政問題方面的建議，比如國內債券發行。

　　我還有權作為顧問參加與國家銀行或者捷克的金融體系相關的政府會議，財政部長也可以參加與金融體系相關的國家銀行董事會議，但是他不能參與決策投票。

　　這樣的合作是非常正確的。國家銀行在捷克的銀行體系中的作用，一個就是監督所有捷克境內的銀行。我們可以要求任何一家捷克境內的銀行提供任何該銀行的資料和信息，可以懲罰那些不遵紀守法的銀行。

　　捷克的金融體制改革，包括銀行體制改革，乃是捷克其他領域改革政策的折射，而不是直接與銀行領域相關。比如，最開始的時候政府決定不要將銀行私有化，而是選擇個別企業進行私有化，這就會使銀行體系的問題復雜化。

　　捷克和波蘭的銀行體制改革付出了不少代價，就像工業領域的失敗會帶來高失業率、收入減少等等。我們在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的改革是相當順利平和的，但是銀行負擔了政府的財政赤字，因此受損頗深。90年代后半期我們致力于解決這個問題，將銀行私有化，現在，銀行體系正常按照市場規律運作。我們的轉型已經完成，銀行體制已經可與歐洲聯盟各國的銀行體制并駕齊驅。

　　《經濟觀察報》：這是否意味著加入歐盟對捷克的銀行體系來說毫無直接影響？

　　圖馬：毫無直接影響。也許只有一些小影響，比如捷克國家銀行不再能夠壟斷本國的銀行許可證發放。(有人指責捷克國家銀行在發放許可證方面的規定過于僵死，限制了捷克銀行業的生機——編者注)

　　讓我這么說，當我說加入歐盟對捷克的銀行體系毫無直接影響，我指的是在競爭體制和銀行領域方面沒有根本影響。

　　當然，在銀行法規方面會有一些改動，其中就包括你提到的這個“單一護照”問題。也就是說，一家銀行可以在奧地利獲得銀行經營許可證，然后拿著這個許可證來捷克開銀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一家銀行在捷克申請到我們批發的經營許可證，它也可以在其他歐盟國家開銀行。這不是小改變，但是不會導致多大的變化結果。因為銀行領域的結構、此地的生意狀況和已有的激烈競爭已經不容其他銀行輕易參與游戲。許可證發放并不是問題的關鍵。

　　《經濟觀察報》：加入歐盟是否會迫使捷克國家銀行改變某些作用和角色？

　　圖馬：如果讓我帶點挑釁的口氣說話，那么我會說，加入歐盟不會帶來捷克國家銀行的任何改變。這是因為歐洲一體化，尤其是經濟一體化，是一個持續的過程，5月1日加入歐盟的儀式只不過是個政治里程碑，但是在經濟上我們已是歐盟的一部分——捷克70%的出口貿易去往歐盟，捷克80%的投資來自歐盟。

　　最大的直接影響不是來自歐盟成員國的身份，國家銀行仍然執行它負責物價穩定和監督銀行的職責。不過，我們根據國際標準制定了新的銀行監督規則，這大概是往后5年內最大的挑戰。

　　另一個5年挑戰就是接受歐元。但這主要是國內經濟政策的挑戰，而非僅僅對金融政策的挑戰。有時我覺得歐盟成員國身份和單一貨幣的作用被夸大了，它們并不是經濟生活的萬靈藥。首先，一個國家必須有經濟政策，人民必須在經濟上獲得成功，國家才能有競爭力。加入歐盟可能對法律體制有所助益，對經濟增長有一點作用，但這(增長)并不是加入歐盟理所當然的結果。

　　《經濟觀察報》：過去10來年內的銀行體制改革遵循的是什么理念？當時是否有可模仿的模式？

　　圖馬：哦，當時根本沒有模式，這就是部分問題所在。(笑)

　　今天回顧起來，那是個復雜的過程。很明顯，最初的主流意見是銀行應該為轉型提供資助，不管風險有多大。其結果，在我看來，銀行監督和管理的問題被低估了，造成了整個銀行領域的問題。這就是當時的理念，是錯誤的理念。

　　這是個邊做邊學的過程，而不是坐下來把戰略寫在紙上予以執行的過程。決策者、專家學者、意見領袖都參與了……我們學到了一些教訓，比如，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前提，就是不能控制價格；其次，不能限制外資的進入——有人曾經擔心有錢的外國人會在收購中大占便宜。這是個很好的經歷，我們看到，要經營一家銀行或者金融機構，你不能沒有資本。我們還缺乏足夠的銀行專家和相關人才，最后，80%到90%的銀行現在在外國公司手里。改革經驗證明，我們不得不走這條路，我們為此付出了一些代價。今天，50%的GDP是外資主導的公司創造的。這很好地營造了商業機會和就業機會，我并不在乎是誰創造的，捷克的還是荷蘭的。

　　另一個教訓是，我們不能低估風險。因此從一開始我們就應該著重為市場經濟立法和建立機構框架，但是我們在這方面落后了。所以，健全的機制、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放開價格管制、私有化、支付體系自由化，這些是我們總結到的經驗，但這是事后諸葛亮的經驗。(笑)

　　《經濟觀察報》：外資大量涌入銀行業是否曾被認為是可能的風險，是應該避免的？

　　圖馬：我剛才說了，我不在乎是捷克人還是外國人，只要他們是私人資本，都會一樣辦事。捷克人要是不能在捷克賺錢，他們也會把錢投到國外去。

　　《經濟觀察報》：有學者將捷克轉型之后的財政政策分為兩個階段，1993年到1998年，財政政策致力于減弱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并且實現國家財政收支平衡；1998年之后反過來，變成加強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這是為什么？

　　圖馬：我不敢肯定，這是一種可能的分界方式，但是事實也許并非如此涇渭分明。直到1997年和1998年，政府確實曾經遵守這樣的原則：財政應當更為平衡，應當保持低赤字，政府通過財政支出重新分配產出的作用應當被限制。但是，轉型過程造成了一些損失，有些金融機構的損失應當由政府部分負責，但是卻沒有包括在財政支出中。也就是說，一些隱形的損失并沒有體現在政府財政支出里。

　　1998年發生了兩件事。首先，即使去除掉經濟周期的影響和轉型損耗，我們仍發現財政赤字狀況開始惡化。這導致了政府在經濟生活作用的擴張，更多的強制性支出(包括社會福利保障系統、失業保險等等)；其次，政府決定將公共支出領域透明化，這就使一些轉型過程中的隱形損失顯露出來。結果就造成了我們看到的政府作用加大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