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委員會負責農業和漁業事務的委員弗朗茨·菲施勒(Fanz Fischler)，于2004年3月25日到30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這是在短短的十幾天之內，繼歐盟貿易委員拉米、歐盟秘書長索拉納訪華之后，另一個歐盟高級官員訪問中國。隨菲施勒到中國來的，還有一個由25家歐盟企業組成的龐大歐盟企業代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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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的農產品交易在國際貿易中占據著重要地位。2002年，歐盟出口農產品額達610.88億歐元，同時進口了612.74億歐元的農產品。隨著中國成為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農產品貿易也日益成為中歐雙方關注的焦點之一。

　　同時，在WTO多哈談判中，農業補貼一直是談判的最大絆腳石。在2003年的坎昆會談中，發展中國家要求發達國家更大幅度地削減農業補貼，而歐美等國卻對此寸步不讓，最終導致會談破裂。多哈談判也由于這一問題而陷入停滯。

　　雖然困難重重，但是歐盟率先于2003年進行農產品補貼政策的改革，基于此來推進多哈談判。而美國和日本對于農產品補貼政策，依然沒有讓步的跡象。

　　3月25日，菲施勒和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進行了雙邊會晤，并且和農業部、國家質檢總局和商務部的領導進行了會面。雙方討論了中歐農產品貿易以及中國加入WTO以后對于農產品貿易的影響等問題。“他是個非常活躍、開明又聰明的人。”菲施勒如此評價新任商務部長薄熙來。

　　3月26日，《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了菲施勒。

　　中歐合作機會多

　　《21世紀》：在北京和中國有關部門的會談中，您提到了歐盟會考慮給予中國出口農產品更多的機會，具體有哪些呢？

　　菲施勒：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在5月1日以后，新加入歐盟的十個成員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聯系將進一步加強；另外一點是，這十個新加入的成員國也將成為我們歐盟貿易目標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必然要根據這一變化進行一些調整。例如，在蘑菇和大蒜的進口配額方面，我們會提高中國的配額。以前中國和這十個國家農產品貿易將成為未來中歐貿易的一部分。

　　現在，我們正等待中國的有關部門，提供給我們這兩個農產品的貿易數據。只要我們一得到這些數據，我們就可以和中國的有關部門一起得出配額的數量。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會對中國方面施加壓力。如果在5月1日之前，我們不能得出最后關于配額的結論。我們也會繼續開放市場，不會中斷相關的貿易。

　　《21世紀》：你如何看待目前中歐農產品貿易的情況？

　　菲施勒：我想中歐的農產品貿易在向好的方面發展。但是，增長空間仍非常大。尋求更大的貿易空間，也是這次我訪問的目的之一。我曾很明確地表示過，貿易并不是單方的，而是雙邊的。雖然我們知道目前還有一些市場準入的問題需要解決，例如黃油產品等。但我們同意和別的產業一樣，需要建立一種對話機制。

　　《21世紀》：在未來幾年，你認為中歐農產品貿易將有什么樣的進展？

　　菲施勒：具體的數字很難預測。但是我認為中歐農產品的雙邊貿易都會有一個可觀的增長。在歐盟方面，我們有高品質的產品，有很好的品牌，也有具有歐洲特色的產品，這些農產品出口中國的數量將會越來越多，例如魚產品之類。另一方面，典型的中國農產品對歐盟的出口也會增加很多。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歐洲有大約13000家中國餐廳，這些中餐館就每年從中國進口很多農產品，因為他們在別的地方找不到類似的農產品。

　　《21世紀》：你如何評價中國開放農產品市場的政策和措施？

　　菲施勒：我們都知道，中國是經過非常艱難的談判才加入WTO的。為了滿足WTO的要求，中國仍需要進行很多方面的改革。但同時，我們也了解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由此，我們相信在相關的貿易方面，對中國是需要一種特殊的政策來對待的。雖然說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但是中國為此付出的代價應該是合理的。

　　多哈談判歐盟走在前列

　　《21世紀》：去年，歐盟進行了力度非常大的農業產業政策改革，這一改革的影響如何？

　　菲施勒：這一改革取消了農產品產量和補貼之間的聯系，這意味著農民不可能再靠越多種植農產品來獲得越多的錢。另外，這種新的補貼方式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不會產生傷害，特別對于像中國這樣的國家。

　　第二個影響，就是通過這次改革，使得環境保護、產品品質和農業補貼政策聯系起來了。換句話說，就是農民要得到補貼，就要符合環境保護以及產品品質的要求，只有這樣，他們才可能得到補貼。

　　第三，是我們可以把資金從農產品中移出來，投入到更需要的地方。

　　《21世紀》：這一改革對多哈談判的意義何在？

　　菲施勒：這一改革可以使得我們減少大約70%的農業補貼，同時減少出口支持和出口退稅，我們可以開放更多的市場。這會降低扭曲的貿易政策，使得我們的政策更加透明和有效。相信這也是有效推進多哈談判的措施之一。

　　《21世紀》：歐盟有了削減農業補貼的政策，但同樣是發達國家的美國和日本并沒有跟進，這對于多哈談判來說，是不是還存在很多障礙？

　　菲施勒：在國內支持政策上，我們完全可以和美國準備做的一樣；在市場準入上，我們準備和日本做的一樣。但是有一點很清楚，發達國家應該采用同樣的政策。有一種偏見認為歐盟過去對于談判有抵制的傾向，這是不正確的。我們一直以開放的心態進行談判，我們認為談判成功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也同時會恪守我們的承諾。在多哈談判中，如果你一定要說誰將是“贏家”的話，我覺得發展中國家應該是贏家。

　　《21世紀》：但是即使是歐盟進行農業補貼的改革，仍有發展中國家表示了對于這一改革成果的不滿意，歐盟會采取進一步的措施嗎？

　　菲施勒：首先，別忘了我們到底想要什么，是強迫美國進行改革，還是讓別的發達國家進行改革。歐盟是發達國家中唯一進行農產品補貼政策改革的，不管WTO規則進行怎么樣的改變，我們畢竟已經決定了開始改革。我們沒有走回頭路，但是我們看到，我們的伙伴，像美國，就在農業補貼政策上走了回頭路。

　　食品標準不能談判

　　《21世紀》：這次在上海舉辦“歐洲好味道”活動，是不是歐盟為了增加歐洲農產品出口額的工作之一呢？

　　菲施勒：我認為我們不能忘了，進行出口貿易主要是食品制造商、貿易商的職責，而不是政府來做的工作。我們僅僅可以做很小部分的工作，而且我們不可能花錢來做相關的促銷，因為我們關注的是能否逐步減少出口補貼。我甚至聲明過，我們準備和中國討論，哪些產品是中國優先希望看到出口補貼減少的，如果中國提出這些產品的名單，我們很高興對此進行討論。

　　《21世紀》：有中國的農業生產商抱怨歐盟制定了苛刻的安全和品質要求，使得中國農產品出口遭遇了很大障礙，你如何看待？

　　菲施勒：是的，歐盟有一系列標準。在這方面沒有什么可以談判的，因為現在歐盟的消費者對于食物安全非常敏感。關鍵在于，我們的安全標準是對所有國家實施的，舉個例子，歐盟擴張過程中加入的新成員國，如果他們的產品不滿足歐盟的食品安全、質量要求，就不能在歐盟的市場上銷售。這同樣也適用于進口產品。我們可以做的是，我們會給予建議，并和生產商討論，或者給予一些技術支持，使之達到歐盟的標準。但標準方面是不可能談判的。

　　《21世紀》：你這次到中國訪問的收獲在哪里？

　　菲施勒：首先，是此行使得中歐雙方互相之間的了解更多了，互相了解是進行對話的基礎。第二，我們意識到，中國是非常認真對待與歐盟的關系的，并希望和歐盟進行更多的合作。我們發現，在WTO的談判中，我們將有機會進行更緊密的合作。最后，我們此行提高了歐洲食品在中國的影響。

　　本報記者 余明 上海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