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外包”:失業率成為美國經濟的轉型之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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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3月21日 11:03 中國經濟時報 | ||||||||||
編者按:美國公司近來出現一個幾乎是不可逆轉的“外包”潮流,不光是如制造業這樣傳統的藍領工作機會,還有越來越多的如計算機網絡維護方面的白領工作,正流向印度和中國等勞動力成本較低的亞洲國家。專家們指出,這些工作機會一旦流向海外,絕難再重回美國。目前美國失業率仍然很高,普通民眾對“外包”反應強烈。在今年美國大選的影響下,“外包”正成為一個交織著政治和經濟雙重因素的敏感話題。
本報記者 孫超 美國工業空心化現象開始顯露 中國經濟時報原來很多專家都認為,流失的工作只會是那些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低的低端工作,而高技術、高附加值的工作將成為美國的比較優勢而繼續留在美國。但最近兩年來,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這類所謂白領工作也抵擋不住外遷浪頭的沖擊,工作機會主要流向印度、俄羅斯和中國,現在有一種言論,認為這種工作機會外流對美國程序設計等項工作損害嚴重。 鄧琨:在美國面臨2000年蟲的問題的時候,印度的一家公司為美國解決這個問題。美國人突然發現印度人能干很多事情,印度人聰明、能干、英文又講得很好。印度有三個技術學院,相當于中國的清華大學,產生了最優秀的畢業生。同時印度人的工資水平又非常低,差不多是美國人的1/10。印度這一低成本、高智商并且能說英語的腦力勞動者的輸出國對美國產生的深遠影響可能會比中國更大。作為中國強項的制造業僅占美國產出的14%以及就業機會的11%。印度的優勢是服務業,而服務業占到美國經濟的60%并雇用其2/3的勞動力。印度的知識型勞動力正在新經濟食物鏈中開拓自己的道路,承擔那些需要分析能力、營銷頭腦和創造能力的工作。這就意味著印度正滲入美國經濟的核心。盡管這個過程很緩慢,而且外包過程中有很混亂的地方,比如不了解美國消費者的需求但是這些問題是容易克服的。 外包方面,很有意思的是,印度承攬了服務業方面的外包,中國則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中心。墨西哥是北美的外包中心;東歐是歐洲的外包中心;亞洲則是印度和中國。但是我相信,隨著發展,中國會成為制造業和服務業的中心。大概在一年前我就計劃著成立一個外包基金,原因是外包企業可以創造很多的財富。 楊林IT工作外包已經存在了較長一段時間了近年來引起了各界的緊張的主要原因是許多大公司紛紛加入其列而且規模較大。比如IBM在2004年就計劃外包4730份工作。其他大公司還有google、oracle、venzon。 就短期效益而言,外包公司可節省20%-40%的運營成本。但大范圍地在軟件、IT行業進行外包,終將對軟件及相關服務的價格造成影響,從而降低效益。然而從長遠看,外包未必就會造成嚴重的工作損害。低廉成本可使產品價格降低,激烈的價格戰可使產品使用者廣泛受益。使原先無力使用高級軟件或更新新軟件的使用者更廣泛這些原本不可及的產品。軟件業雖在單價上獲利少了,但由于量大了,總體的效益大大加強了。就如個人電腦軟件一樣,以前電腦硬件價格貴,隨著外包,硬件價格降低,電腦進入了千家萬戶。誰又曾說電腦硬件外包嚴重沖擊了這方面的市場呢?從長遠對整個經濟乃至就業的促進是正面的,使企業更高效、更具競爭力,但從短期看,損失是存在的,尤其是這行業的多余勞動力不能迅速的轉向其他相應的高增長行業。實際的總體情況并不像眼前那么糟。關鍵在于引導公眾力量向幫助剩余勞動力迅速轉行方面,讓受損的工人在最短的時間內,再培訓上新的崗位。比如醫療和教育行業,就大量需要技能員工,許多公司必須使用外籍員工。這些行業是外籍工作簽證H1B的主要申請單位。 趨勢制造業及服務業就業流入低成本國家 沙石現在有一種趨勢特別是在IT產業,即白領工作藍領化。IT從業人員的過剩,技術的不斷更新,人員可替代性強,加上近年科技項目外包,造成美國IT行業失業增加,收入水平大幅下降。有朋友說IT這一行就像不忠的情人,喜新厭舊。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制造業及服務業包括IT就業流入低成本國家將成為不可阻擋趨勢。美國就業市場的結構調整將會加快。 車耳:外包對中國企業并不陌生,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一些來自國外的訂購、分包、合作生產、來料加工和一些原料來自國外、產品也銷到國外的那些兩頭在外的合作項目均屬于這類性質。 外包近來成為敏感性話題是因為:首先這種國際貿易形式的規模擴大了,從原來的一些手工制品擴展到紡織品、輕工和化工產品,從發達國家轉至發展中國家的數量也在增多;其次這種外包商品從簡單的體力勞動、重復工作轉向高知識結構和高技術含量的商品,包括汽車零部件、飛機的零部件、民航飛機的艙門、尾翼等工業制成品;更重要的是這種國際貿易形勢帶動了整個行業的轉移,是全方位的,也是最令人擔心的。 以美國為例,轉至發展中國家的工作機會,開始是制造業,后來伴隨著技術轉移,然后是軟件設計的轉移,現在連售后服務都轉至發展中國家了。美國工業的空心化現象開始顯露。如果市場上買的東西都是中國產品,還讓消費者不太介意的話,在美國本土像往常一樣打個電話咨詢,接聽者竟然一下子變成了遠在萬里的印度人,當然會引起社會恐慌。比如,美國人開始把這種電話支援中心移出境外,放到印度等國家,從而大大降低成本。那里的人可以三班倒,24小時運轉,讓美國消費者打的電話,無論何時都有人接聽。對于美國企業來說,資本追逐利潤如同游牧民族追逐水草肥美的地方而居一樣,是天經地義的事。 即使將國際長途的成本算進去,在印度設立電話支援中心的成本也會低于美國。如果不是美國勞動力的成本太高,或者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工資成本低廉,以至于美國企業有巨大的利潤空間的話,他們能做這樣的重大轉移嗎? 但是,直接產生的問題是這些印度人說話帶著濃厚的當地口音,既沒有美國男人說得那么標準,又沒有美國女人說得那么輕柔。我就碰見這樣的情況,對方接聽的女咨詢人員說話外國口音的比我還重,偶爾有聽不懂的地方還得請她重復說,最后忍不住問她:你究竟是在美國還是在印度?她們往往借口公司規定不能告訴這類問題。 實際上,美國人這種外包行式已經持續好多年了。在九十年代初期,法國的美國花旗銀行就將它的銀行清算中心集中在荷蘭,無論法國、德國還是盧森堡的客戶資料都在那里有備份,銀行賬單也統一從那里寄出。我當時收到這樣的賬單就琢磨了半天:荷蘭要么就是公司稅低,要么就是勞動力便宜,要么兩者皆之。而花旗銀行這樣做法,就像是工業生產中的集約式經營,肯定是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益,才在荷蘭處理西歐各分行所有的清算。其中從荷蘭寄往巴黎國際郵件的成本已經可以忽略不計了。但是在二十一世紀初,再次見到這家銀行巴黎分行的負責人時,她跟我說,花旗的總部已經決定把在荷蘭的處理中心再次移至印度,好幾百人的工作機會就流失了。她說此話時一臉無奈的神情,至今讓我印象深刻。 外包會引發新的美中貿易戰嗎﹖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國內以及國外的經濟推動力正在促使大量的外包項目從美國流入中國。外包是否會引起美中之間一場新的不可避免的經貿商戰? 鄧琨:表面上工作如果從美國流失到中國來,好像是對美國不利。但是對美國的消費者來說,卻帶來了利益。我現在覺得美國什么東西都挺便宜的,就是因為很多商品都非在美國本土制造。所以外包是對中國美國都有利的。盡管美國黨派之爭會制造一些噪音,但是美國主流是持贊成的態度,因為它對美國消費者有好處,為美國人創造了巨大的就業機會,也為未來的中美發展提供更多的機會。 楊林因為貿易戰涉及因素太多,并不只限于外包,暫不談美國是中國外包最大的受益者。外包利潤使中國政府投資美國債券,緩解了美國赤字危機。 沙石跨國融資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服務業的外包,對一國就業有重要影響。中國得益于外國直接投資,美國得益于大量亞洲中央銀行購買的美國國債,使其得以彌補財政赤字,保持低利率,刺激經濟增長及就業。 車耳:如果美國經濟發展良好,社會上就業的機會就會增加。美國的教育體制又不能立即培養出相應的人員,美國人就會多發工作簽證,將中國人和印度人吸引到美國工作。在華爾街各大銀行的程序設計師中許多來自印度和中國,而在西部的硅谷來自這兩個國家的工程師甚至超過了半數。 如果美國經濟不好,這些人也是最先失業的。美國企業就會增大它的外包力度,將工作機會移至國外。這不是國際經貿戰所能解決的問題,而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結果。這種全球化正是由美國推動的。事實上,國際間的經貿戰針對的一直是商品,而不是勞務本身。 在中國生產同類產品銷往美國,比在美國生產會對雙方都有比較利益,是一個對貿易雙方都有好處的事情。美國人得到了實惠,他們用同樣的價格買到了更多的東西或者是用較少的錢買到了質量相同的產品。大量物美價廉中國制造的產品流入美國,緩解了美國通貨膨脹的壓力。中國人賺到了錢,又反過來將他們的外匯美元投入美國市場,購買美國的債券,又使美國的利率保持一個較低的水平。所以這種貿易的結果既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繁榮,又加快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中國經濟時報:由于美國對就業損失的異常敏感,軟件工作外包引發一場政治問題可能已在所難免。美國國內的勞工組織和工會開始進行一系列的抵制活動。目前美國一些州政府考慮到外包對本地勞工就業的影響,正在采取嚴格的限制性行動。目前美國國內是一種怎么樣的情況﹖ 楊林雖然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一再強調自由貿易的好處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危害,但美國國內各種反對外包的聲音仍然是非常強烈。民主黨候選人克里就將反對外包作為其政治綱領中就業部分的主題。美國國會的50多名眾議院議員也計劃提交法案對外包項目的美國公司不與政府融資支持和貸款擔保。該法案將要求申請公司在貸款申請中提交國內及海外員工人數變化,如果美國公司本土員工降低大于海外員工增加,貸款申請將不予批準。 摩托羅拉和美國通用電器都被點名,指其分別獲得出口銀行1.9億美金和25億美金貸款建立中國業務,卻各自分別解雇了42900名及26000名美國員工。在布什總統1月份也簽署了限制某些領域的政府項目外包給外國公司的條款。許多媒體也紛紛公布IT行業的失業數據,專家學者也列出了外包的許多不利因素。比如戴爾公司因為使用外包服務而出現服務質量問題被主流報紙大幅曝光。 而知名人力資源咨詢公司Hewitt Associates就發布調查結果顯示許多公司只看到低廉勞動力成本的優勢,但沒有充分考慮其他許多影響成本的因素。如被調查的500家公司中少于50%的公司對外包國家的稅收環境做了調研,只有34%考慮了關閉美國現有工廠的成本,所以外包并非像原先分析師預計得那樣大幅度降低成本。當然作為資本市場為主導的經濟,支持外包的也大有人在,華爾街的總體基調是非常支持的,外包事務因為是大選年而顯得尤為敏感。 沙石另外,服務技術項目的外包可視為傳統的國際貿易的延伸,但目前,除行政措施以外,尚無有效的類似有形產品關稅的系統監管手段。很難想象以自由經濟和貿易標榜的美國會以直接和間接地干預企業的經營行為。美國聯邦及州政府提出的限制辦法僅限于削減那些美國公司國內的失業率高于海外的公司的政府基金。加州政府立法院提出限制將與金融及醫療記錄有關的項目外包。 車耳:美國人有失有得。工作機會的喪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國人擴大了市場,這也是貿易的目標之一。就像可口可樂公司一樣,它在中國造就了無數的消費者,但仍然保持美國的形象,它在美國的總部在擴大,它在全球的利潤也在擴大。而且,它至今仍然保持著可口可樂的獨特的配方,不為人知,其他人無法模仿。美國人會繼續保持它創新的勢頭,就像它創造了互聯網一樣,通過它獲得了很大的利益但同時又遭到它的威脅。但是美國會繼續創造類似互聯網的新式產品。這是這個民族的優勢。 就像美國稅務機關不能阻止安然公司做假賬一樣。如果是關于生死存亡的問題,企業是不會拘泥于政府的行政規定的。實際上在美國政府的行政規定要比歐洲少的多,企業是遵循市場的規律,資本追逐著利潤,政府更多的扮演著一個服務者的而不是參與者的角色。美國的勞工組織力量也比西歐人弱勢。 而且美國人轉向快。在美國有一句諺語:如果不能打敗他們,就加入他們的行列。現實生活中,許多美國企業在抵擋不住來自中國產品的競爭之后,轉而加入了中國產品的行列,成了他們的美國代理。 格林斯潘“這一變化不可逆轉” 中國經濟時報:格林斯潘指出美國經濟和美國工人都是技術進步和貿易開放的受益者。美國工人的工資水平將隨著他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而不斷增長。他表示“我們的經濟性質正逐漸地改變,這一變化不可逆轉,因而有不斷地學習新技術的必要性。”盡管美國大學畢業生日漸增加,但是“每年畢業的有充分勞動技能的工人還是太少,不足以解決對這些工人的需求和供給之間的矛盾。”對那些已經失去工作或擔心失去工作的美國人,格林斯潘給了他們這樣的忠告:重回學校。這是否是能從本質上解決美國高失業率的問題呢? 鄧琨:要解決失業率的問題,需要創造一個環境,通過提供勞動保護、通過提供失業救濟。在美國的社會,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機會就越來越少。相反的,受過教育的人就會有更多的機會。美國鼓勵提高人的素質,提高生產率和生產質量。我們來分析一下什么樣的人才會移民呢?一般都是比較吃苦耐勞、比較積極向上、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有拼搏精神的人才會想到移民。另外,移民可以把一個國家最優秀的人引進來是一個吐故納新的過程。美國最幸運的也在于此。美國的經濟可以不斷更新,也就這是道理。拒絕自由貿易,拒絕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民族一定會成為落后的民族。 楊林格林斯潘指的“重回學校”不能單純理解為重回到高等院校進行學位教育,而應理解為重新接受新的教育、技能培訓,以便更好的適應新興工作行業的需要。只有迅速地將失業的多余勞動力再培訓才能從本質上解決失業率的問題。雖然說,學歷高低的大體上與失業率有很大聯系。比如總體人群中,碩士畢業比本科畢業人員的失業率低,本科失業人員平均失業率比高中畢業人員的失業率低。但就個體或個別行業來看卻不盡然。與市場需求不對口的高學歷并不能保障就業。有的領域還出現越是高學歷越容易失業。其關鍵還在于能否學有所成,專業對口。雖然美國的學位教育有很明顯的市場導向,但學位教育并非專業技能教育,與市場的聯系還不是很直接,尤其是現在市場,科技變化飛快,學位教育與現時的市場需求還是有一定脫節。但美國大學的應變能力也還是很快的,比如麻省理工學院的工商管理學碩士課程中就及時地加入了有關外包項目的課程.美國也有許多專門的私營或政府提供的技術培訓學校許多大學也對社會提供非學位學分制的培訓課程和在職教育。這些課程與市場需求聯系較為緊密,但科技市場瞬息萬變,如何使教育趕上市場速度,仍是美國需解決的問題。更快更好地對剩余勞動力進行再培訓是當務之急,也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當然,員工也需居安思危,并最快速度調整心情,學習新知識,以求更快速度進入新興行業也是至關重要的。 車耳:美國的職業教育和再就業教育是相當發達的,但是這都需要錢,首先失業者得有相當的積蓄。在儲蓄率只有4%的國度,并不是人人都有再教育的機會的。讓失業者重回學校,固然能增強這些人的技能和知識,從而增強他們適應新工作的能力,但是卻改變不了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國工作繼續工作流失的趨勢。 不過,應該講,美國的失業率還是受到比較好的控制,它在近幾年來一直維持在6%左右,比起歐洲大國9%、以至于前幾年兩位數以上的失業率,美國人的表現好多了。 鄧琨,現任拉扎爾資產管理公司董事、注冊金融分析師。拉扎爾資產管理公司屬于拉扎爾公司——全球最大的一家獨立投資銀行。2003年,他被英國《金融時報》評選為2000-2003年度全球10位最佳基金經理之一。畢業于北京大學英語系,后到紐約大學攻讀比較文學博士學位,曾一度在紐約大學和長島的Hoftra大學任教。后獲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金融碩士學位。 楊林,現任職世界最大的對沖基金考斯特集團高級基金經理,公司管理超過100億美金的資產。之前還曾就職于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摩根大通集團、雷曼兄弟銀行及一家知名英國能源公司。他還曾擔任華爾街亞洲資本協會(中國資本市場研究、投資政策咨詢)主席。畢業于清華大學,后留學美國波士頓大學。 沙石,現任荷蘭銀行新興市場研究部董事、資深策略師。北京大學碩士畢業后在國家計委任職。1995年紐約州立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 車耳,現任中信集團高級研究員。北京大學經濟系經濟學碩士畢業后加入中信集團,1986年常駐法國,后任首席代表,高級經濟師。1999年常駐美國,后任總代表。參加過“中國大百科”經濟史的編寫工作;入選“中國當代經濟科學學者辭典”;著有《投資西方》、《第三條道路》、《如此美國》、《如此法國》、《如此西歐》等書多部;海內外已發表的關于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文章百余篇,曾獲中國科學技術論文獎。 采訪花絮:當記者考慮做這次特別報道的時候就希望能采訪到在美國華爾街工作的人,因為他們是對美國經濟和社會問題最有發言權的人。借助現代通訊手段——電話和EMAIL好不容易才采訪到了人在紐約的沙石先生和楊林先生。由于時差的關系,很多時候都是美國時間早上8點左右他們剛剛起來準備去工作之前打來電話,和在北京已經是晚上九十點鐘的我進行溝通。而對鄧琨先生的采訪就更費波折,當得知他來到中國的消息,記者的電話就跟蹤著他的行程,從東莞到深圳,再從上海最后到了北京。終于在16日晚上7點,南銀大廈采訪到了他。車耳先生也對這次采訪提供了很大幫助。在這里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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