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丘慧慧

　　特約記者 薛朋

　　深圳報道

黃頁微成本營銷方式 不見不散約會新主張 小戶型主陣容揭曉 多媒體互動學英語

　　世界銀行駐華首席代表陳仕蘋女士透露，2004財年，世行在中國的預算是12億美元，其中70%～80%以上將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而過去這個比例皆在50%上下。

　　“世行近期的貸款政策風向之變，與中、印兩國去年提出的建議有直接關系。”陳仕蘋說。

　　2003年2月，世行中國執董辦(執行董事辦公室)與印度執董辦聯合向世行董事會提交書面發言，直言基礎設施項目對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與減少貧困的作用，并要求世行制定一份行動計劃，加強對借款國基礎設施項目的支持。

　　《世行貸款業務政策情況介紹》稱，中、印兩國執董辦的聯合發言“在世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并掀起了一股‘基礎設施沖擊波’”。

　　5個月之后，世行管理層向世行執行董事會提交了“基礎設施發展行動計劃”，作為今后世行基礎設施發展戰略的“路線圖”。

　　根據該計劃，世行管理層向世行執董會提交了“關于修改世行貸款資金使用政策的建議報告”。該建議已于同年11月19日由世行執董會發展效益委員會先行審議，目前正等待世行董事會討論通過。

　　陳仕蘋說，盡管相關的貸款政策尚未最終獲批，但是根據“建議”中未來對“基礎設施”部分放貸政策的調整，大量新項目已在“準備”當中。

　　來自兩大受貸國的建議

　　的確讓人有些意外。

　　近日在深圳召開的“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貸款備選項目前期工作會議”上，深圳市計劃局財經處處長蔡羽說，“此前，我們的確沒有想到能從世界銀行拿到3億美元貸款”。蔡指的是“深圳水環境綜合整治項目”，蔡是該項目的牽頭者，也是與世界銀行談判此項目的重要負責人。

　　放在以往，對于深圳這樣一個人均GDP接近歐洲中等國家水平的城市，一向以“扶貧”為己任的世行是不太可能提供貸款的。并且，世行的貸款投向有它的嗜好：傾向于落后地區的科教文衛事業，不愿意介入不發達國家的城市基礎建設領域———世行大股東美國方面認為，城市基礎建設應該鼓勵本國的私人資本進入，國際資本不應“爭食”。

　　但是，世行堅持了多年的“原則”在遭到來自中國、印度的質疑后發生了松動。2003年世行第一大受貸國(印度)和第四大受貸國(中國)的聯合聲明，不僅批評了世行過分強調私人資本在基礎設施領域的地位，而且認為世行在將重點轉移到社會部門、政府治理等方面的同時，漠視了基礎設施的重要作用。

　　“世界上尚有10億人缺少全天候道路，12億人缺少清潔飲用水，20億人缺少能源，40億人沒有打過電話，但多年來世行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貸款比例卻在不斷下降。”世行一位人士說。

　　該人士表示，中、印的聲明幾乎獲得了發展中國家一邊倒的支持，態度曾經強硬的美國和日本開始退步。陳仕蘋說，繼2003年7月世行管理層向執董會提交了“基礎設施發展行動計劃”后，世行還將進一步改革放貸的“過度保障政策”。

　　例如，過去世行不愿意擔負諸如“征地拆遷”等項目費用，因此極少投資基建項目。不過，如果“關于修改世行貸款資金使用政策的建議報告”獲得通過，世行將對固定設施項目投資進行了嚴格的程序再造。又如，過去世行對基建項目借款國的資金使用用于支付外匯費用的比例有嚴格規定，未來這個限制將放寬，不僅不再限制資金對本外幣的投向比例，并且諸如“征地拆遷”這樣的項目也可以在允許范圍內。

　　世行一份報告顯示，這種轉變實際已發生在去年對中國的項目管理上。“絕大多數投資性項目的當地費用，都利用了世行貸款資金。2003財年世行支付的資金，有73%是針對項目當地費用的”，而世行從成立以來至1997財年，該比例平均僅為43%。

　　另外，世行也決定在項目“打包”上做一些妥協，尤其在固定設施項目與其社會功能的分解方面。世行一位人士說，“世行原來強調要將項目和附加條件捆綁，但是現在已經逐漸淡化這種觀念，開始更多地注重客觀發展效益。”

　　同行擠壓促世行轉型

　　客觀地說，中、印兩國的建議更多程度上只是一種催化劑。

　　世行下屬的國際金融公司(IFC)經濟學家曾小東說，世行對基建的重新關注，其實是一種勢力對抗的結果。世行如此迅速轉型的另一原因是，該行在亞太等發展中地區日漸勢微。

　　陳仕蘋承認，“近幾年來，世行在硬貸款上角色開始弱化。”

　　統計表明，從2000年起，世行的硬貸款(即有息貸款)的承諾額出現大幅下滑，從1999年的221億美元落到2003年的110億美元，而2004年前兩個季度的硬貸款承諾額比上年同期又下降約15億美元。以中國來說，其貸款承諾額從1998年高峰時期的26億美元下滑至2002年的5.6億美元。1993～1998年，中國連續六年位于世行單年度借款國之首，但此后中國向世行的借款額逐年下降，2002年僅居第8位。

　　陳仕蘋稱，自去年以來，世行開始反省導致該行貸款額逐年下降的主要原因，認為受“過度保障政策”的影響，世行“政策性貸款所占比重已超過傳統的基礎設施項目，教育、衛生、環保等項目比例不斷增加”。盡管世行的業務指南規定，在一般情況下政策性貸款不得超過總額的25%，但自1997財年以來，這一比例一直維持在30%以上。

　　與此同時，1998年以來，世行提高了硬貸款的價格，并對項目征收前置費。有鑒于此，一些中等收入國家在能夠以較好條件從國際資本市場籌資的情況下，決定減少從世行貸款。

　　而在世行角色弱化之際，區域政策性銀行的地位卻不斷上升，比如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對東歐和前蘇聯轉軌國家的借款已經超過世行，而亞洲開發銀行在中國的貸款業務亦呈強勁上升態勢。

　　為何相中深圳水項目？

　　陳仕蘋說，世行2003年在中國的貸款額開始出現實質性回升，其重要原因在于該行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規模大于政策性貸款。

　　世行對這部分基建項目的貸款政策也有鮮明的風格，“我們要求這些項目一定是健康的”。陳仕蘋認為，“健康”是指嚴格的資金管理體制和良好的投資回報。

　　世行首先注重的是給受貸方提供相應的“技術服務”，也就是項目資金管理體制的服務。負責“深圳水環境綜合整治項目”的蔡羽介紹，能夠引入世行資金的最重要原因，是該項目改變了當前的水項目融資體制，同深圳市投融資體制改革合拍。

　　此前，財政直接撥付給類似于水項目這樣的公益性項目，無論是成本控制還是項目程序上都缺乏約束機制。蔡羽戲言，“財政的融資成本為0，如同唐僧肉，大家都樂得花錢大手大腳。所以財政獨力擔負的項目經常超概算、超預算，‘三邊’(即邊設計、邊招標、邊施工)工程嚴重。”

　　但情況在世行介入后發生了變化。

　　“世行有一套完整的評估機制，我們必須拿出一個完整的方案，他們才可能最終投錢。”蔡羽解釋，水項目將被分解成若干個子項目，世行在總額度內自行決定對每個子項目的評估，并決定對其投多少錢，然后在每個子項目完成后對績效進行評估，如不符合要求，可能在下一個子項目的實施中進行“資金限制懲罰”。

　　“我們比其他地區項目更能打動世行的還有一點，就是我們在借錢的同時就開始想到了還錢，”蔡羽說。

　　陳仕蘋也認同這一說法，“盡管世行是一個全球的公益性組織，但是如果世行的項目既能帶來社會示范效應，又能讓貸款穩健地悉數歸還，有商業運作效應，那么世行將非常贊賞這樣的項目運作。”

　　據深圳計劃局人士介紹，償還世行貸款是通過建立某種“償債基金”的方式。“償債基金”有個專門的賬戶來負責撥付，其來源分三部分：深圳市財政，擬征收的“防洪工程修建維護費”，以及深圳市每年劃撥到賬的1億元水利基金。

　　此外，世行還要求深圳水項目鼓勵私人資本進入，所以該項目也將進行分解，讓某些部分“商業化”。目前，深圳市向世行提出兩種備選方案，一種是BOT(“建設-經營-轉讓”方式)，另外一種是TOT(“移交-經營-移交”方式)。

　　陳仕蘋表示，世行非常欣賞引入民營資本進入水項目的做法，“深圳水項目的融資‘體制性’突破行為是打動世行的一個重要原因”。而類似的操作，在上海、杭州等地已有不少項目在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