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界種種法規的出臺與改革，幾乎都是某種被動式的反作用結果，即為環境變化所迫

　　盧菁 駱寧/文

　　當我們試圖去理解美國金融界幾十年來法規條例的重大修改與改革時，首先要從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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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開始。自從1970年代以來，一直蘊藏在銀行業轉型之下的巨大動力可以大概劃分為三大因素：

　　●技術創新；

　　●國際化競爭環境；

　　●宏觀經濟和社會大環境的動蕩變遷。

　　技術創新

　　新技術革新是驅動金融市場發生重大轉變的一個中心驅動力。新技術大大降低了金融數據采集、信息處理與傳輸的費用；同時，技術創新也有效地拓展了金融服務領域，使得一些曾經因為過于昂貴或太復雜而無從實現的服務得以實施。例如，利用金融衍生物或定量分析技術推行風險管理等。與此同時，技術革新也令政策制定者感到了巨大的壓力，他們必須盡快跟上新科技發展并及時修改與之相適應的監管政策與法規。1994年出臺的《里格-尼爾州際銀行與分行效率法》，1996年制定的《巴塞爾修正協議I》以及2004年即將推出的“巴塞爾協議II”，都堪稱是對金融監管體制實施有效改革的例證。

　　技術創新不僅直接改變了銀行本身的傳統運營方式，更重要的是通過非銀行金融業“入侵”銀行傳統業務領域的迂回方式，使銀行及其監管體系不得不被迫改制變法。計算機技術和通訊技術的發展使證券市場的效率大大提高，真正開始成為可以直接為大眾服務的產業。大眾服務業的關鍵是薄利多銷，而這沒有技術進步帶來的數據處理能力和通訊渠道的發展是不可能的。

　　1975年，SEC在影響力日增的機構投資者的強大壓力下，廢除了華爾街自始以來的老規矩——固定經紀手續費。證券業本來受到的監管就比銀行業少，這樣一來更是如虎添翼。其實，在開發面對消費者的產品服務上，例如MMMF、個人投資等等，技術創新給銀行業和非銀行業都開辟了新商機。但改革在前的證券業，能更充分地利用技術創新帶來的變革力量，在侵蝕傳統銀行業務領域方面占足了先機。由此而給銀行業和銀行監管帶來的巨大壓力，是迫使銀行業和銀行監管當局下決心改制變法的關鍵因素之一。

　　降低信息成本與減少制造壁壘，使得銀行與非銀行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很多非銀行機構開始進入傳統的曾經為銀行獨霸的領域，如銀行債務活動上的收取存款，或銀行資產增值活動中的發放貸款等。

　　在儲蓄存款方面，銀行開始面臨來自貨幣市場上的共同基金、經紀人保證金存款、現金管理賬戶等其它金融機構日益增加的產品競爭威脅。貨幣市場共同基金可以提供同樣的流動性以及方便的接入，特別是它的回報率相比銀行的利率更具有競爭性，對于銀行的儲蓄賬戶來說，這些新增的投資選擇無疑為他們開辟了更具吸引力的投資之路。同時，證券經紀人的現金管理賬戶還具有支票賬戶的作用，可以為用戶提供開寫支票及其它相關業務服務。

　　再從銀行資產角度來看，銀行開始面對來自商業票據、資產證券化以及全國性信用卡吸引銀行客戶的強力威脅。日趨激烈的競爭，使得銀行界感到了巨大的壓力，為了提高自身的效益，銀行企業不惜花大力開展科技創新，全力拓展具有潛質的服務，包括交易、風險管理，以及投資銀行活動等等。

　　銀行與非銀行之間的界限日趨模糊，也向政府的職能部門提出了挑戰。管理者與立法者必須從多種混濁的形式中辨別確切的金融體系，并且明確知道應該對誰實施何種必要的限制與監控管理。

　　國際競爭

　　促使美國銀行企業加快轉型的另一大重要驅動力是來自國際競爭的壓力。

　　受到先進的通信與信息技術的助推以及日趨激烈的國內競爭，使得大型本土銀行企業大力向外擴張延伸，以拓展新的發展空間。1990年冷戰結束之后，全球化綜合經濟的進程大大加快，但是由于國際上不同地區的銀行受制于不同區域或國家的法規限制，從而使美國銀行感到現有的法律與條例大大地束縛了其手腳，致使本地銀行無法面對并抗衡外來者的競爭威脅。

　　比如，當美國銀行界正在受制于本地銀行不得參與外州銀行業務的隔離限制，同時也被禁止實施債券業務時，那些新登陸美國的外國銀行企業，比如德國或日本的銀行，卻不受此限制，從而快速站穩了腳跟并奪取了本地銀行的業務地盤。美國銀行企業認為，這些限制甚至剝奪了美國本土銀行加快多元化與獲取競爭優勢的機會。因此，業界呼吁美國政府迅速為企業松綁，并因此引發了對若干法規條例的修改與重新制定，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以辨別政策改革的優劣。

　　國際競爭也在召喚著國際化的金融法規，設立國際化金融領域游戲規則與標準，同時保護跨國法規的仲裁。近些年制定的巴塞爾協議，就是為建立起國際化銀行交易準則而作。

　　宏觀經濟和社會大環境變遷

　　大多數行業對于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很敏感。銀行也不例外，而且更為敏感。自1970年以來，兩方面因素可以說極大地影響了美國銀行業的改革與轉型：

　　●首先是發源于不斷升級的越南戰爭、導致美國在全球的實力下降，并在1970年代末達到頂點的那場財政與貨幣大危機。

　　當時高達20%的通貨膨脹，對于一個拉丁美洲的人來說也許是溫和的，但對于自從二戰之后只習慣于低通脹及相對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的一代美國人來說，這樣的高額通脹率深深傷害了此前他們對經濟前景一向持有的樂觀和信心。加上美國總統卡特弱勢領導班子高喊與大通脹作戰的口號而未能實施任何有效的治理良策，迫使美國公眾終于在冷汗中警醒，不得不面對一個無情的現實，即只有依靠自己去尋找能保住他們一生儲蓄的價值的避難所。

　　高額通脹首先是大大降低了人們到銀行存款的積極性，因為美國銀行的利率值受到“Q條款”的封頂限制。所謂的“Q條款”來自于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銀行法案》，其目的在于“限制銀行間的競爭，并強化銀行功能”。然而，低存款利息額的限制，讓高通脹侵蝕了許多存款人的個人回報，因而迫使大量的資金持有者開始尋找其它的投資媒介，比如貨幣市場共同基金。

　　前景難以預測的高額通貨膨脹的現實，也凸顯了股票等資產凈值投資對于長期家庭財務投資組合計劃的好處。更多的人將投資眼光轉向穩定的新凈值控股媒介，比如養老金與共同基金等。

　　盡管到了1980年代初，這場惡性的通脹乃至滯脹終于在美聯儲嚴厲控制貨幣投放和不惜采用高達兩位數的利率這兩手嚴打之下被煞住，但它已經在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理財觀念中留下了永遠的烙印。正如大蕭條曾在二戰一代人的心理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心理創傷，大通脹的恐慌則定型了嬰兒潮一代人的心靈。他們轉變甚至拋棄了傳統的理財觀念，積極主動地尋找各種投資工具，來最有效地保住并增加其所持貨幣與投資價值，從而也加劇了銀行與其它金融機構的競爭。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弗蘭克林·埃德伍德指出，1980年代對于金融市場變遷就像二戰對于勞動力市場的影響。二戰及二戰后的勞動力緊缺，使得婦女成了主要勞力，從而觸發了一系列不可逆轉的社會轉型，并使得整個社會經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雖然“大通脹”過去了，但是它喚醒并教育了人們，其教訓與影響持久地留在人們的記憶中無法抹去，形成了一個自那時以來各種金融市場及其監管體制演變的新思維模式。

　　●促成金融新范式的另一個更為漸進卻也更為經久持續的要素是宏觀人口結構的轉變——人口組成日趨老齡化。

　　事實上，人口老齡化是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和地區近30年來所共同面臨的最大的宏觀經濟社會問題。對于美國特定的國情來說，人口老齡化使1930年代“新政”時期建立的社會安全系統(Social Security System)的“邊付邊用”(pay as you go)體系越來越入不敷出。社會安全系統牽涉到的各種利益，使它的根本改革幾乎成為不可能。于是，國會四處尋找新的解決辦法，比如個人退休賬戶，個人養老金基金計劃(比如401K)，政府實行稅收激勵計劃，鼓勵公眾依靠個人能力實現自我保障未來。

　　政府通過稅制獎勵投資養老的措施非常奏效，結果是越來越多的個人開始在退休基金與教育基金上投資，通過共同基金或其它的投資方式正在逐步取代銀行的儲蓄，并成為許多家庭目前的主要投資目標。

　　退休基金近30年來的快速增長，導致了機構投資者在證券市場上的份量和影響力大大增加，是推動1975年證券傭金開放等一系列改革的重要動力。改革搞活了證券市場，并對銀行市場形成滲透、圍攻之勢，又成為銀行變法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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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布雷頓森林體系

　　1944年7月，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開了有44個國家參加的聯合國與聯盟國家國際貨幣金融會議，通過了以“懷特計劃”為基礎的“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的最后決議書”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兩個附件，總稱為“布雷頓森林協定”。

　　布雷頓森林體系實際上是一種國際金融匯兌本位制，又稱美元-黃金本位制。它使美元在戰后國際貨幣體系中處于中心地位，美元成了黃金的“等價物”，各國貨幣只有通過美元才能與黃金發生關系。從此，美元就成了國際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國的主要儲備貨幣。

　　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使國際貨幣金融關系又有了統一的標準和基礎，結束了戰前貨幣金融領域里的混亂局面，并在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擴大了世界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