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5月份，小泉推進日本經濟改革已滿兩年。日本經濟界對小泉改革總體評價是“不及格”。日本國民對小泉支持率也從組閣時80%降至目前40%。從日本各界反應看，小泉內閣也同90年代歷屆內閣一樣，繼續推進改革面臨嚴峻考驗。

　　造成小泉改革難以順利推進的原因在于日本經濟結構內在深刻的矛盾性。這些矛盾因素相反相左，互相排斥，無法兼顧，使每一屆內閣都無法逃脫這個怪圈。這些矛盾概括起來

主要有四個：

　　加速處理不良債權與治理通縮、擴大內需的矛盾。在泡沫經濟時期，日本銀行向地產大量融資。泡沫經濟崩潰后，地產、股市價格大幅縮水，過剩融資轉變為日本銀行巨額不良資產。銀行體系的脆弱性與股市下跌、通貨緊縮、消費低迷等形成惡性循環，成為制約日本經濟復蘇的痼疾。小泉將處理銀行不良債權作為切斷惡性循環鏈條突破口，嚴格自有資本充足率標準，強化銀行不良債權督察，對于不能保證資本充足率的銀行實行公共資本注入。今年5月份，日本政府對經營困難的利索納銀行首次實行了公共資本注入。

　　日本各大銀行為保證政府所規定的資本充足率，同時又避免注入公共資本后的國有化，紛紛采取壓縮貸款方式，最終導致銀行全行業惜貸。日本企業國內融資主要依靠間接金融，惜貸導致日本企業資本存量不足，設備投資逐年下降，眾多中小企業破產，失業率大幅攀升，國民經濟預期嚴重惡化。不處理不良債權將造成日本經濟增長隱患，處理不良債權又抑制民間消費需求，導致內需減少，通貨緊縮趨勢加劇，這是小泉改革面臨的第一道難題。

　　減少財政支出與保持經濟增長的矛盾。采用凱恩斯理論為基礎的擴張財政政策，在日本具有深刻的政黨政治背景，是戰后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特點之一。政府通過公共支出，改善了日本基礎設施，推動了經濟增長。同時政黨議員通過控制公共支出地域和方向，在各地方形成穩定的政治資源。90年代以來，為喚起景氣復蘇，歷屆內閣相繼采用擴大政府支出手段，導致政府開支逐年增加。這些政策在局部對日本經濟增長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擴張性財政政策并未使日本經濟走上自律性恢復軌道，政府公共支出稍有減少，經濟就陷入停頓。這迫使日本政府不斷擴大公共開支，導致財政赤字急劇擴張。

　　為扭轉財政不平衡狀況，小泉內閣決定自2002財年起，控制國債發行，減少政府赤字。但2001年日本經濟嚴重衰退。在刺激經濟增長和健全財政之間，小泉最終被迫選擇了經濟增長。在這一點上，小泉財政改革兜了一圈，又回到了橋本和小淵內閣的起點。壓縮公共開支，將抑制經濟增長，增加公共開支，又會導致財政赤字進一步增加，這是小泉改革面臨的第二道難題。

　　調整產業結構與失業率上升的矛盾。近10幾年來，日本產業競爭力有所下降。要擺脫經濟困境，必須進行大規模產業結構調整，這在日本政府和民間具有共識。為推動產業重組，小泉內閣采取了一系列行業減免稅收、低息貸款等優惠政策。在政府支持下，日本鋼鐵、汽車、家電、銀行、保險等行業近年進行了大規模產業重組，并取得經濟效果，2002財年上市企業盈利狀況明顯改觀。但這種大規模結構調整是以犧牲國內就業為代價的。2001和2002年，日本失業率持續徘徊在5%以上高位，并多次創戰后最高。失業率居高不下成為日本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障礙，也使小泉改革失去了群眾基礎。不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就不能振興日本經濟，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又會提高日本失業率，這是小泉改革面臨的第三道難題。

　　政府主導與推進市場化的矛盾。日本政府主導型的出口經濟增長路線，在冷戰時期獲得很大成功。這種主導模式的基本結構是由政府掌握預算，在政府周邊成立公益法人和特殊法人等外圍組織，這些組織負責政府支出具體分配和落實。這些政府外圍組織屬于非營利機構，組織經費由國家財政負擔。同時作為外圍組織，也是政府官僚退居二線后的養老之所。日本公益法人和特殊法人最高時達到26000多個，每年享受政府補貼5萬億日元。這種主導模式導致日本經濟結構性效率低下，同時作為既得利益集團，又成為經濟改革的巨大障礙。日本歷屆內閣都意識到日本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已經不適合經濟全球化需要，但龐大的官僚利益團體使改革進展極其緩慢。小泉上臺后，積極推動郵政、道路、醫療等公益法人改革，減少財政投入，實行民營化。國民對此表示歡迎，但由此也招致官僚利益集團內部強烈反對。不改變政府管理模式，難以推進市場化，要改變管理模式，改革將觸及行政官僚自身利益，并有可能危及小泉政權本身，這是小泉改革面臨的第四道難題。

　　從長期條件看，小泉改革所選擇的政策手段是對癥的，如果今后日本各屆政府能將這一思路堅持下去，日本經濟復蘇有望。(劉日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