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授權《銀行家》雜志在中國大陸獨家發表，譯者：劉林)

　　我絕對贊成推翻薩達姆政權，我個人認為薩達姆是比米洛舍維奇更危險的獨裁者，因為他手中握有生化武器。我也樂意在其他許多類似的地方看到政權的更迭。

　　然而，我強烈反對布什政府的政策，而且不僅僅是在伊拉克問題上。我對布什政府的

意見要比對克林頓政府大得多，我堅信布什政府正在把美國和世界引向歧途。過去，我的捐助主要致力于幫助前蘇聯國家由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現在，恕我直言，即使在美國，人們也需要為建立全球開放社會而斗爭。

　　所以我非常高興能有機會來闡明我的立場并盡量使大家相信：美國應在世界上扮演一個與他今日所作所為大不相同的角色。

　　因為開放社會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我在闡述這一概念時，將從抽象和籠統開始然后在逐步具體化和細節化。“開放社會”的概念是由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在其1944年出版的著作中首次提出的。在這本著作中，他提出集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例如法西斯主義——是對開放社會的威脅，因為這些意識形態都聲稱自己找到了最終的解決途徑。但是終極真理是超出人們的能力的，聲稱擁有終極真理的人只是在說謊，他們只能通過高壓政治和壓迫來強制推行他們所謂的真理。所以，波普爾基于人類認知的可證偽性來闡述自由和民主的原則——也是布什總統在上周對伊拉克問題的講話中聲稱要捍衛的原則。

　　這將我們帶到了問題的核心。布什總統決不容許“可證偽性”這種可能性的存在，他也不能容忍反對意見。他認為“如果你不同意我們那就是同我們作對”。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斥責在伊拉克問題上與他有分歧的歐洲盟友，并對國際合作有著本能的反感，不管是和北約還是和聯合國在阿富汗的維和人員，約翰·阿什克羅夫特則譴責《愛國者法案》的反對者是在給敵人以援助和安慰。這些都是極端主義者的看法，開放社會的贊同者不會這樣。也許是由于我的背景的緣故，我對所有這一切都覺得不太舒服。令我感到驚訝和奇怪的是，絕大部分公眾對此都沒有什么反應。當然，這跟“9.11”事件有很大關系。

　　但是問題正在變得更為嚴重。這不僅僅是布什政府的政策或許錯了，而是他們確實錯了——我進一步說，他們注定是錯的，因為他們是基于一種錯誤的觀念上。布什政府中的主導派們認為國際關系即權力之間的關系，既然我們是毋庸置疑的最強有力者，那么理所當然地我們就具有將自身的意志強加于他國的權力。這種態度蘊藏在布什主義之中，最先體現在2002年7月西點軍校的總統演講中，然后在2002年9月被注入國家安全戰略。

　　布什主義建立在兩個支柱上：第一，美國將會動用一切力量來保證其自身的軍事霸權；第二，美國擁有采取行動的先發制人權力。這兩大支柱結合到一塊將支持兩類統治權：美國凌駕于國際條約和責任之上的統治權；對臣服于布什主義的國家的統治權。這就像是喬治·奧威爾在《動物莊園》中所描述的：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為平等。

　　當然，布什主義沒說得這么露骨，它的主旨隱藏在奧威爾式的欺人之談中。做欺人之談是必要的，因為布什政府自由、民主的概念和開放社會的原則之間存在著矛盾。在開放社會中，人們對自由和民主都有著自己的理解，但是布什政府卻聲稱我們已經找到了終極真理。最近的國家安全戰略開篇第一句話這樣寫道：“20世紀自由與集權主義的偉大斗爭以自由力量的決定性勝利而告終，并向人們顯示了一個國家成功的惟一可延續的模式：自由、民主與自由企業。”這段話有兩個錯誤之處。首先，并不存在著國家成功的惟一的可延續的模式；第二，我們成功的模式并不適用于他國，因為我們的成功極大地依賴于我們在國際資本體系中的支配性地位，而其他國家并不具備這種地位。

　　據現在主導著布什政府的極右派理論家們的看法，美國模式的成功來源于經濟上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與國際關系中對軍事霸權的追求這兩者的結合。這兩個目標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并融于一個一致的觀念中——這一觀念的內部一致卻與現實或開放社會的原則不甚協調。這是一種原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強者基于競爭求得生存而不是基于合作。在經濟上，這種競爭存在于公司之間；在國際關系上，這種競爭存在于國家之間。合作則顯得沒有必要，因為假設中的那只無形的手在起作用：在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社會的共同利益也達到了。這種觀念是錯誤的，即使只局限于經濟層面也是如此。我很遺憾地指出，金融市場若只靠自身機制運轉，并不會實現資源最優分配的均衡，有效市場和理性預期的理論是經不起嚴格檢驗的。但是現在這些理論存在并被廣泛接受。

　　沒有相似的理論可以被用來合理解釋國際關系方面的問題。被人們廣為熟知的地緣政治學認為國家只有利益而沒有原則，但是沒有人可以否認超越國家利益的共同利益的存在。

　　我們生活在一個日益相互依賴的社會。由于技術的進步，我們控制自然的力量有了飛躍的增長。我們必須明智地使用這種力量，否則將面臨環境與文明俱焚的危險境地。這并不是空話，恐怖主義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蔓延，預示著我們面前潛伏的危險。人們對一個更合理的世界秩序的訴求在“9.11”事件之前就已存在，現在恐怖主義的威脅使國際間的合作變得更加重要了。

　　而布什政府卻不是這樣看待世界的。他們的視角并不是完全錯誤，但是卻只強調了現實的某一個方面而置其它方面于不顧。他們所強調的只是力量特別是軍事力量，但是軍事力量并不是惟一的力量；沒有一個帝國能夠只靠軍事力量而實現統一。約瑟夫·奈在他最近的書中提到了“軟權力”這一概念，并將其引入了國內的討論。［注］

　　請容我作進一步說明，將力量的概念引入人類事務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在物理學領域，力控制著物體的運動；而對人類事務來說這卻是兩回事。人們有自己的意志，他們或許會被軍事力量或其他壓迫力量嚇倒，但這決不能作為一個社會組織合理的原則。力量并不意味著真理。

　　然而“力量即真理”卻是指引布什政府行動的向導。以色列總理沙龍顯然也持有這種信仰，看看那兒的情況吧。“力量即真理”是與開放社會的理念不相容的，所以才有了奧威爾式的欺人之談。

　　解除薩達姆的武裝是一個正確的目標，但是我不能茍同美國政府采取的方式，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世界上反對的聲音如此之多以及在國內與日俱增的反戰傾向。這也是為什么我反對布什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做法，即使這樣能夠成功地如我所愿地解除薩達姆的武裝。

　　我想基于開放社會的概念提出一個關于美國在世界上應扮演的角色的設想。

　　我認為當今的世界秩序是國際開放社會一個扭曲的形式。之所以是一種扭曲的形式，是因為我們有全球市場卻沒有全球政治機構。結果，我們在提供私人物品方面比在照料諸如維護和平、保護環境、確保經濟穩定、進步和社會公正等所有公共方面更富有效率。這并不是偶然現象。

　　全球化——我所指的是金融市場的全球化——是一項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工程，而美國則是這項工程的總建筑師。我們也是主要的受益者，我們是今日世界毫無疑問的主導力量。我們的主導地位不僅體現在經濟和金融上，也體現在軍事和科技上，沒有哪個國家堪與我們匹敵。

　　這也將我們推到了具有特殊責任的地位上。其他國家需要響應美國的政策，而美國則處在挑選這些政策的地位上，我們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具有更大的自主權來決定采取哪些將會改變世界面貌的措施。因此，美國僅保持對其他國家的統治權是不夠的，它必須在考慮自身利害得失的同時考量整個世界的良性發展。早在“9·11”事件之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就存在嚴重的緊張局勢，從那以后，這種情況愈演愈烈。我們必須努力消除這種緊張局勢，保持這種體系的穩定和公正，這樣，我們才能在其中保持我們的領導地位。

　　這是我們尚未承擔起來的責任，更糟的是，布什政府甚至不承認我們擔負著這樣的責任，他把我們的支配地位歸因于美國模式在同其他國家進行公平競爭時取得的成功，但這是自欺欺人。

　　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信條相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并沒有提供一個公平的游戲場所，在經濟和金融方面，經濟中心地帶和邊緣地區所處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至于軍事方面，由于歐盟(不同于其成員國)甚至不謀求成為一個軍事存在，世界其他地區和美國也不處在同一個量級上。不平等充斥著我們的世界，而我們缺少減弱這種不平等的機制。因此，我們需要加強我們的國際政治機構以適應日益全球化的市場。只有美國才能領導這一事業，因為缺少美國的參與，國際合作是不會有多大建樹的。

　　正如我前面所說的，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有著全球化的市場，而我們的政治機構卻是建立在國家主權的基礎之上的。當世界變得日益相互依賴時，建立在一國主權之上的世界秩序就不利于維護人類的共同利益。那些惡劣的政府——壓迫、腐敗的政權和失敗的國家，是當今世界貧窮和悲劇的主要來源。而在國際事務中干預這些國家的事務是困難的，因為有主權原則做他們的擋箭牌。

　　解決問題的一個途徑是為其提供積極誘導，使這些國家轉變為開放社會，這也正是當今世界秩序所缺乏的因素。我們有著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貿易制裁到軍事干預等一系列對不良行為的懲罰措施，對良好的行為卻缺乏足夠的激勵因素和增強措施。全球開放社會可以通過提供援助來幫助人們達到其標準，而那些違反了標準的人則將受到被驅逐出開放社會的懲罰——獎勵和懲罰之間將能建立起一個更加平衡的機制。在全球開放社會下，每一個國家都將因為置身其中而受益，發展中國家能夠通過WTO更好地與市場接軌；邊緣國家，例如巴西，只要他們采取合理的政策就能從IMF得到足夠的信貸。這個世界也將真正朝著聯合國的千禧年目標前進。

　　僅僅提供誘導并不足以創造全球開放社會。不是所有國家的政府都喜歡開放社會，薩達姆之類的流氓政權的存在對世界構成了威脅，全球開放社會必須有能力捍衛自身。但是不到最后一步，就不要訴諸武力。美國不能只靠自身就建立起全球開放社會，沒有一個國家能充當起世界警察或全球恩人的角色。但是，世界也離不開美國的領導，這意味著美國必須加入到世界合作中。它必須愿意遵守自己想要其他國家遵守的規則，承擔起自己的那一份負擔，更重要的，是接納與自己持有不同意見的國家，接受其他國家的自我利益捍衛權。這是開放社會的原則所要求的，也不會構成對美國主權的侵害，尤其是當美國由于其自身的實力和重要性總會擁有否決權時。

　　這是對美國在世界上應扮演的角色的另一種設想，它設想著美國把世界引向開放社會。這種設想之所以極其必要，因為我們當前沒有其它路可走。在“9.11”事件之后布什總統已經試圖向我們這個國家灌輸了這樣一種思想：不同意他的看法就是不愛國。

　　需要強調的是，這兩種設想——美國霸權和美國作為開放社會的領導者——并不是涇渭分明的。事實上，它們之間聯系如此緊密，以致于我擔心一旦美國謀求霸權失敗(這也是注定會失敗的)，追求國際開放社會的努力也會被放棄。所以明確區分兩者至關重要。

　　這兩種設想都承認美國的主導地位；兩者都同意美國應在國際事務中起積極的領導作用，兩者都支持先發制人的行動。那么，兩者的區別之處在哪里呢？在于美國應采取什么形式的先發制人行動。全球開放社會要求在全球范圍內開展正面的行動，而布什的方式卻局限于懲罰性的行動。在開放社會的設想中，人們無法作到對危機的足夠早的防范，也無法預測哪兒的不滿和抱怨情緒會最終發展成流血事件——當我們知道時為時已晚，所以避免沖突的最好的方法是培育建立開放社會。

　　布什政府聲稱進攻伊拉克也是出于培育民主的需要，但是民主是不能從外部強加的。我知道我現在在說些什么，因為通過我的基金會我已致力于在不少國家建立開放社會。就我的經驗而言，我決不會選擇伊拉克來建設開放社會。

　　軍事占領本身并不費勁，隨后而來的才是真正的問題。我們仍能像在阿富汗一樣被作為解放者而受到歡迎，但是伊拉克內部的緊張局勢和與其鄰國土耳其、伊朗之間的緊張關系，會使得在那里建立一個民主政權極其困難，而建立一個類似麥克阿瑟將軍當年在日本的軍事政權則將招致災難性的后果。

　　在阿富汗取得勝利無疑要容易得多，因為無論是塔利班還是基地組織都是這個國家外來的壓迫者。而在軍事上取得了徹底勝利之后，我們依舊沒能完成一個國家的建立。拉姆斯菲爾德部長反對聯合國在喀布爾以外的地區進行維和，結果在首都之外，法律和秩序仍然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卡爾扎伊總統仍需要美國保鏢，他的政府推進緩慢，而借解放的動力重建社會的歷史性機遇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對伊拉克作戰，對于在其他國家建立開放社會也沒有什么幫助。在我們忙于拉攏盟友和在聯合國拉投票之際，我們卻忽略了那些國家的內部情況。俄羅斯、巴基斯坦和所有中亞的那些共和國情況都差不多，更不用提非洲的安哥拉和喀麥隆。聲稱我們進攻伊拉克是為了民主只是一個幌子，世界上其他人也看到這一點了。我們的北大西洋盟友在嚴重分裂，北約和歐盟也處于渙散之中。

　　解除伊拉克的武裝是一個正確的目標，但提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伊拉克并不是今日的頭號敵人。相形之下，朝鮮顯得更為危險，而且可以這樣說，正是布什總統加劇了當前的危機。在此之前，朝鮮的核計劃或多或少還是控制在1994年克林頓政府達成的“框架協議”的范圍之內。同時，韓國總統金大中推行的“陽光政策”已經開始有所成效。兩國在掃除邊境地雷方面取得不少進展，同時南北鐵路直通也在實現之際。朝鮮的領導者們看來他已日益意識到進行經濟改革的必要性。

　　韓國總統來到華盛頓——他也是第一位會見布什總統的外國首腦——以謀取布什總統對“陽光政策”的支持。他獲得了科林·鮑威爾的支持，而布什總統卻以相當粗暴和公開的方式駁斥了他。布什認為“陽光政策”只是對朝鮮的綏靖，他急于在政策制定上顯示出他與克林頓政府的不同。同時他也需要通過凍結朝鮮來為其實現美國霸權戰略中關鍵的一步——國家導彈防御系統(NMD)的第一階段找到理由，之后就有了“邪惡軸心”一說。然后當朝鮮出人意料地承認了正在進行鈾濃縮項目時(嚴格的說，這并未違反“框架協議”，協議中只對钚做出了限定)，布什總統切斷了對朝鮮的燃油供應，朝鮮對此報之以各種各樣的挑釁行為。

　　依現在的形勢，朝鮮將會在一個月的時間之內開始制造核彈。他們急于同美國進行雙邊談判，而美國則拒絕在核威脅前做出讓步。更糟的是，現在韓國同美國之間的關系有了裂痕，他們把美國看成是和朝鮮一樣的侵略者，這使我們的處境尤為艱難。

　　我們可以看出布什政府的政策帶了許多我們不愿看到的不利后果。確實，在過去兩三年間，政治、經濟狀況惡化的速度歷史上鮮有。

　　但是游戲尚未結束。一場在伊拉克的沒有多少人員傷亡的快速勝利，將給整個局勢帶來劇烈的轉變。油價可能下跌，股市會受到激勵，消費者克服了他們對未來的焦慮，消費會隨之增長，商業也會隨著資本投入的增加而活躍起來。美國可以不再依賴沙特阿拉伯，巴以和談也會變得不那么棘手，在不是非常丟面子的情況下還可以開始同朝鮮的談判。這些就是布什政府的如意算盤。

　　但是無論伊拉克戰爭的結局如何，我敢預言布什的方式最終會失敗，因為他們都是建立在錯誤的前提之上的。而我的預言，則是建立在我的反射理論和我對金融市場的盛衰過程或者說是泡沫的研究之上的。

　　泡沫不是從虛無中產生的，它們扎根于現實，但是現實常常會被人們判斷出現偏差所扭曲。就目前的情況而言，美國的支配地位是現實，對美國霸權的追逐則是判斷的偏差。在一段時間之內，判斷的偏差可能反被現實加強，但最終必走向破滅。在自我加強的階段，這種偏差似乎是無法抗拒的，但是除非它能被盡早更正，否則，劇烈的逆轉將是不可避免的，這種逆轉發生的越晚，帶來的后果越嚴重。事件的進程看來具有不可動搖的規律，當然，盛衰的過程在任何一個階段也都有可能中斷。許多股票市場的繁榮在牛市遠未達到頂點之時就已中斷了，其實這情形發生得越早越好。我對布什主義就是這樣看的。

　　我始終堅信布什總統正將美國和世界領入歧途。恐怖分子的襲擊使得這個國家毫不懷疑地追隨著他們的總統，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悲劇。布什政府的執政方針是建立在市場原教旨主義和美國霸權相結合的無根據和最終無法延續的意識形態之上的。在“9.11”事件之前，因為缺乏一個清晰的指令和明確定義的敵人，這種思想不會有什么市場。“9.11”事件改變了這一切，恐怖主義的襲擊給這一思想掃清了道路。

　　將恐怖主義視為敵人的理想之處在于它是無形的，所以永遠不會消失。樹立一個能造成實實在在的和被廣泛感受到威脅的敵人形象，是有利于將整個國家團結在一起的。當主流意識建立在恬不知恥的追求自利的基礎上時，這一方法尤其奏效。通過對恐怖主義宣戰，布什總統獲得了他原本正缺乏的用于實現其目標的授權。布什政府在刻意地制造恐慌，因為這將使整個國家都緊緊地追隨在總統身后。羅斯福總統曾說過“惟一值得我們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顯然現在我們已經走過頭了。

　　對恐怖主義的戰爭——包括對伊戰爭——不能作為我們外交政策的引導原則。如果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決定了世界日程的那個國家——只著眼于自我保護的話，這個世界將變成什么樣？如果人類要取得進步，美國就必須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作為全球開放社會的領導者并不能保護美國免受恐怖主義的襲擊。但是承擔起一個建設性的角色將會使我們受到世界的尊重和支持，這將使打擊恐怖主義的任務變得簡單。

　　布什關于美國霸權的設想不僅是無根據和難于存續的，而且也是同美國的價值觀相抵觸的。我們是開放社會，開放社會的原則體現在獨立宣言之中。我們的民主機構受到憲法的保護。我們的行政部門中存在著極右思想的事實并不會將我們轉變成集權主義的獨裁國家。我們的制度中存在著各種約束和均衡機制，總統必須獲得人民的支持。我寄希望于我們的人民。但是最后必須指出，開放社會的存續有賴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堅信開放社會的理念。

　　(本文是索羅斯先生2003年3月7日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奈茲高等國際研究學院所做的演講。作者授權本刊在中國大陸地區獨家發表。)

　　譯者注：約瑟夫·奈，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曾擔任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軟權力”是指一個國家在國際事務中通過吸引而非強制就能達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即“羅致行為能力”，是約瑟夫·奈在《注定領導：美國力量變化了的特性》一書中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