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駐德國記者江建國

　　去年11月中旬，就在新政府提出以增稅、舉債為中心內容的新預算的同時，“五賢人委員會”(經濟專家顧問組)也向政府提交了其經濟報告。五位知名經濟學家在這個報告中對政府的經濟政策提出強烈批評，認為德國經濟增長乏力完全是自己造成的，“目前缺少能重建消費者的信任的明確前景”。他們提出20點促進增長和就業的綱領，要求進行深刻的以減 稅、減少國家干預、實行更靈活的就業政策為核心內容的結構改革。這些主張并不新鮮，諸如經合組織、歐盟、經濟研究所等多年來就要求德國進行這些改革。德國報刊指出，結構改革叫了多少年，不是認識不到癥結所在，問題在于由于種種原因而難以真正落實。

　　德國號稱市場經濟國家，但實際上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控制程度甚深。從就業保護、工資水平直至商店的營業時間和冬春商品換季減價的時間，都有繁多的法律規定。政府以種種方式直接控制著社會每年創造財富的將近一半，而為了使用這筆財產，又維持了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和官僚隊伍。政府的雇員達到150萬人，比30年前多60萬人。一個突出的例子是每10萬居民擁有的職業法官是英國的6倍。這部龐大的國家機器的任務就是不斷地制造著各種各樣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分發著各式各樣的補貼。“等、靠、要”的依賴思想在社會各階層中廣泛存在。

　　德國社會的另一大特點是強調決策要取得“廣泛共識”。而這種特點的直接后果就是決策過程繁多，議而不決是家常便飯。前總統羅曼·赫爾佐克就曾批評德國社會在“共識”的借口下裹足不前的弊病。許多有價值的改革倡議即因此而遲遲不能化為行動。聯邦制往往也成為一些政治勢力阻撓改革的工具，許多法律需要各州的同意才能生效，而各州則出于黨派斗爭和地方利益而設置障礙。戰后時期，聯邦一級的法律中約有10%需要取得各州的同意，而如今上升到60%，其困難程度可想而知。

　　政治指導思想的變化和利益集團的影響是另一個制約改革的重大因素。施羅德是在1998年憑借“新中間”，即德國版的“第三條道路”上臺的。而“第三條道路”的實質在于擺脫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主張，強調市場的力量而不是片面的保護工薪階層的福利。但是，近來的形勢發展表明，施羅德放棄了其“新中間”的政策主張，越來越屈從于社民黨的基本社會力量———工會的壓力。據此間媒體統計，在新一屆聯邦議院的議員之中，曾在各級工會擔任過領導職務的就達190人，超過全部議員總數的1/3。新政府成員中，尤其是經濟勞動部和社會福利部增加了來自工會的官員。

　　新政府上臺兩個多月出臺的政策十分鮮明地體現出工會的影響。例如在貫徹哈爾茨委員會提出的克服失業的建議時，恰恰在核心問題之一的臨時工工資和待遇問題上推翻了哈爾茨委員會的建議，強調臨時工要得到同等工資，以致于哈爾茨本人不承認這是他當時的建議。又如醫療改革提高了參加法定醫療保險者的收入標準，也就是強迫較高收入的階層拿出錢來去填補法定醫療保險的虧空。一個特別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關于零售商業營業時間的法律規定。上世紀50年代，正是在工會的推動下，制定了限制營業時間的法律，理由是保護員工的健康。將近半個世紀以來，不知多少人呼吁過放寬限制以擴大就業促進經濟，但至今仍未完全放開。爭論了半個世紀之久，最近才剛剛提出星期六可以全天營業的方案。一些工會領導人的言論表明，工會仍然是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的信奉者。一位評論家指出，工會已成為德國政治利益集團中“最保守”的組織。

　　艾哈德曾經說過，經濟一半是個心理問題，也就是說有無對前景的信心。德國經濟當前的問題正在于公眾對前景感到憂心忡忡。人口不斷老化，如何確保養老金的支付？醫療保險該如何改革才能改變虧損狀態？高額國債怎樣才能降下來？此間輿論一致認為，德國多年以來過的是超出自己實際能力的日子，現在要面對現實了。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留給德國的時間并不很多。增強經濟活力、提高國際競爭力、提升國際經濟地位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緊迫。(全文完)

　　(本報柏林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