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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車海剛
“日本經濟將在五年內走出低谷。”久武昌人樂觀而肯定地說。不過，這個預言似乎很難令他的中國朋友們信服。
作為日本《2002年國際貿易白皮書》的主編，久武昌人是一位學者出身的官員，現任
日本通商政策局信息調查課課長。在11月26日由外經貿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和日本貿易振興會北京代表處主辦的一個研討會上，久武昌人長達1個多小時的主題報告吸引了幾十位中方學者和官員。但是當會議進入問答階段后，場上的氣氛一下子變得熱烈起來，甚至能嗅到一點兒火藥味。
中日經濟互補多于競爭
“去年夏天我從京都大學回到東京，驚訝地發現霞關(日本政府機構云集之處——記者注)蔓延著一股‘中國威脅論’。”研討會的主題是“攜手共建中日經濟交流新干線”，久武昌人卻以這樣一個頗有些敏感的話題作為其報告的切入點。而稍早一些作開場發言的日本駐華使館經濟參贊波多野淳彥，也開門見山地提到了“中國威脅論”，并稱這是日本輿論的主流觀點，雖然他和久武對此并不贊同。
與“中國威脅論”相對應的是“日本經濟崩潰論”。在兩位日本客人的印象里，這是中國輿論界的“主流看法”——后來他們被中國朋友告知這個印象可能是錯誤的。
久武昌人的報告正是圍繞對上述兩種論斷的分析和反駁展開的。
由久武主編的《2002年國際貿易白皮書》通過解讀19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發現，后發國家一旦實現工業化，總有一天會趕超發達國家，這是規律——日本自身就是例證。所以，“假如在座的有日本人，不管你如何夸大中國的威脅，中國的發展都是不可能阻止的，你只能自己努力。”
但是，一個崛起的中國是否必然并且已經對日本構成威脅？
“中國威脅論”和“日本崩潰論”有個共同的論據，就是制造業中心由日本向中國轉移導致了日本的產業空心化。久武昌人不否認產業空心化現象的存在，但他認為，由于環保、工資等方面的原因，一些產業由大城市向地方上的小城市遷移甚至遷出國境，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必為此大叫大嚷”。
關鍵在于，“那些仍然集中在東京的產業，在亞洲有沒有競爭對手？”久武對現狀的判斷是：沒有。他說，也許日本一些地方性城市與東南亞(在產業結構上)已經形成了一種競爭關系，但是中國與日本的經濟仍是一種互補關系，“盡管這個結論在日本國內不大可能得到支持”。
日本經濟困境緣于結構轉型
久武昌人認為，日本近年來的經濟困境主要是因為它處于經濟結構的轉型期，“好比一臺完美的機器，要改變它的結構以生產其他產品，也是非常困難的”，但這并非是不可能的。
“前蘇聯和南美一些國家，如果不是社會結構存在問題，原本也是能夠克服經濟困難的；而美、英等國家的經濟也曾遇到過困難，但由于它們擁有一種可以及時實施改革的制度，最終走出了困境。”久武昌人說，“日本也正處在這樣的階段。”
按照日本《2002年國際貿易白皮書》的分析，領先國家要想保持競爭優勢，一靠經濟向大城市大企業等實體聚集，二靠技術創新。久武昌人說，日本在這兩個方面都有優勢，并在繼續創造優勢。在東亞成為世界生產中心的背景下，日本正在朝著研發中心的方向積極發展。
久武非常看重經濟集聚過程中經濟實體的多樣性。“只有鋼鐵、紡織等單一產業的城市，很難有新的發明。”而美國的硅谷、意大利的紡織業之所以能夠保持活力，主要得益于其所在國產業的多樣性。
“多樣性是創新的基礎，日本并不缺少這樣的基礎。”相形之下，久武認為，亞洲其他地區的多樣性呈現出停滯的狀態，專業性、單一性的色彩越來越明顯。
日本的新經濟增長點在哪里
久武對中日經濟關系的分析得到多數中方與會者的認同，但他關于日本經濟前景的樂觀描述卻沒能引起更多共鳴。他們難以相信日本能在短時間內再造奇跡，正如不相信它會陷于崩潰一樣。
中國社科院日本問題專家馮昭奎亮出了“三點論”：“日本的經濟實力仍然強大、形勢比較糟糕、發展受到制約”，制約主要來自于日本的客觀條件，如國土狹小、資源缺乏、人口老齡化等。據此，馮教授得出了日本經濟將長期處于停滯或低增長狀態的結論。
久武昌人卻說，以往國家間的競爭主要是競爭領土，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則有一個“看不見的大陸”，是用技術去爭奪和占領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土、資源等已不是決定性因素。“硅谷并非一片平原，面積也不大，但它照樣成為IT產業的麥加”。
久武的這一觀點引來國家統計局高級統計師李曉超的進一步質疑，在列舉了日本經濟復蘇面臨的內需不足、出口受世界經濟低迷影響等不利因素之后，李將話鋒轉向了久武屢屢談到的技術創新上，“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在科技進步方面的一大亮點是家電，現在美國的IT技術領先世界，日本的新經濟增長點又在哪里呢？”
“信息家電。”久武幾乎不假思索地給出了答案。但他也承認技術創新沒有永久的勝利者，“就像四個人打麻將，有人贏，就有人輸，但每個人總有贏的時候。”
日本崩潰論是自我渲染嗎
一名中國專家關于“誰是‘日本崩潰論’始作俑者”的追問，在會場掀起一個小小的高潮。
這位專家批駁了“日本崩潰論是中國主流觀點”的說法，并指出，這個論斷其實最早是由日本大藏相宮澤喜一提出的，后被日本本國的輿論大力渲染。他還根據自己掌握的情況對日本一些官方數據提出不同意見，例如，從日本厚生省查到的領取失業保險人數遠比政府公布的失業人數少；又如，日本政府提供資金支持銀行消除壞賬，銀行卻并不十分熱衷，因此，日本的銀行壞賬也許并不像對外宣稱的那么大。
久武昌人對此解釋說，在日本的失業制度下，失業保險享受者只是失業人群的一部分。至于銀行對政府給予的輸血不“感冒”，“我想這是銀行業走向自立的一個象征。”他堅稱，日本絕不可能故意編造數據夸大經濟窘況。
但這位據稱剛從日本回來的中國專家仍對日本不良貸款的實際情況持保留態度。他認為，很可能是由于日本在亞洲金融危機后提高了貸款門檻，促使銀行與企業達成默契，將到期的貸款延期低息使用，這些貸款卻被計作了“逾期不還”的壞賬。
雙邊合作是日本貿易政策的重點
有與會者婉轉地批評日本在促進東亞特別是中日韓貿易自由化問題上反應冷淡，并詢問原因。
久武昌人回答說，一般而言，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前提條件是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當然也有經濟發展差距很大而達成協議的例子，最典型的是美國和墨西哥。“在亞洲能不能出現這樣的類型呢？”他用一句反問繞開了這個有些棘手的話題。
久武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批評和對貿易自由化的肯定態度同樣鮮明。他結合自己的研究表示，一項貿易保護措施可能對某個具體產業有利，但總體而言負面影響更大，“日本必須警戒這種現象”。
他還介紹說，日本增強本國競爭力的一項重要舉措就是將加強地區間的合作，特別是推動雙邊貿易協議，但三邊或多邊協議不會成為重點。
各種各樣的質疑沒有動搖久武昌人對于日本經濟二次騰飛的信心。他說，日本現在的確有危機感，但“危機感”和“悲觀”是兩個概念，“日本還有很多可以努力的地方”。他跟中國同行“打賭”，看看2007年時的日本經濟會是怎樣。
不過，中日雙方的與會者至少在一點上達成了共識，那就是：東亞經濟的發展需要中國和日本這兩個“既近又遠”的國家在更大程度上消除分歧、尋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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