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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每一個存在著華人社團的城市上都標上一面小紅旗，那么地圖就會變成一張紅紙。
★內地未來跨國企業的候選人，一定是充分利用了內地廉價的資源和廣闊的市場；但未來真正成為跨國企業的內地公司，肯定是要利用海外的資源和市場。
★第一代華商的輝煌主要是由出走東南亞的華裔所創造；第二代華商的商業奇跡則是由香港、臺灣等地華人所創造；而當今正在崛起的第三代華商則將由內地企業家構成其主體，并將伴隨著內地經濟的快速發展而騰飛。
★當今，海外的資本與技術經由華人這一媒介，正在與中國龐大的市場相結合，從而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一個以華人為主體的巨大的商業網絡和商業循環。這一商業循環不但會催生出一大批新一代全球運營的華商，同時，由于其巨大的規模與成長的高速，勢必會對全球經濟的發展與未來產生巨大的沖擊和影響。
@本刊記者 陳慧明 梁海麗
“華商，首先是有中國血統，是華人；其次是經商辦企業。具體指華裔、華僑、港、澳、臺以及大陸地區的商人。”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保育鈞在第六屆世界華商大會上對華商這一歷史有之現在依然活躍的特殊群體進行了新的闡釋。
這一定義延續了華商發展的脈絡，華商，這個以血緣關系和職業作為共同背景的群體，一直在整個中國經濟發展中起著穿針引線橫貫始終的作用。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一條清晰的軌跡展現了華商的發展道路。當國內剛剛嘗試市場開放之時，內地還沒有什么人可以稱得上是華商，華商幾乎泛指海外商人。恰恰是那個現今被稱為引進來的年代，這些被特指為海外商人的華商，給內地企業帶來了資金和管理。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加強，內地企業具備了一定的規模，內地市場競爭開始激烈，他們急需拓展海外市場以維系自身的繼續成長，于是他們想到了走出去，華商這一群體有了新的轉變，他們不再特指海外華商，而是內地商人和海外商人的合稱。
中國入世，給更多的中國企業帶來了福音，更加靈活自由的國際貿易規則，將會使我們的企業快速長大并能屹立于世界強手之林，那時，我們內地企業將會最終消泯國界的限制而成為跨國企業。企業模式將是兩頭在外的組織架構——就是資金人才以及市場在全球范圍內整合，僅僅是注冊地在中國。那時的華商概念將真正無海外還是內地之分，而是華裔血統商人的總稱。
誠然，華商群體概念的擴展，意味著整個群體實力的增加；第六屆世界華商大會在中國的召開，意味著中國商人在世界經濟舞臺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是，這一切都離不開華人社團這一特殊的團體。
約翰·奈斯比特在《亞洲大趨勢》里曾經說過：“華人社團是宗族和同鄉組成的公司和企業網，各企業之間層層連接，規模不斷擴大，直至覆蓋全球，用個形象的比喻，它就像當今的互聯式電腦網絡。”
而每個終端就是遍布世界各地的華商精英們，借助各地華人社團的力量，他們活躍在世界經濟的每個角落。
“飛利浦的CDMA部門中，有過半數的人為華人”，浙江華立集團2001年9月份成功收購飛利浦CDMA移動通信部門，使汪力成成功登陸美國市場，這次成功的資本運作無疑是借助了華商的力量。
全球化可能是每一個中國企業的最終理想，借力華商應該是一條便捷之路，借助遍布世界的華人與華人社團，中國企業將會更快地融入到世界經濟的大發展中。
第一部 新華商三部曲
華商的變遷簡單來說，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引進來、走出去和兩頭在外。這分別代表了三個不同階段華商的特點，引進的是資金、管理、技術和人才；走出去是為了尋找更寬闊的世界市場；而兩頭在外則是更高境界的中國企業運作模式，揚長避短，市場在外，資金、技術和人才也從外邊引進，而只有生產在國內，那時中國“大制造工廠”的帽子將會有更深層的含義。
拜師學藝
在這些促進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外資中，其實在更大程度上可以認為是引進海外華人的資金。從1979年到2000年，在引進的外資中，海外華人資金占到了65.7%。
其實，除了引進資金之外，管理的引進同樣催生了內地企業的發展，甚至可以說是這些海外華人帶來了全球市場經濟規則。
1985年，日本筑波的一個高科技產品展上中國科技館內，不小的空間布滿了本應在輕工業產品展中出現的服裝、日化產品，惟有中間的位置上擺放著兩樣貨真價實的高科技產品：長征火箭和一臺Apple II。
“那兩樣東西一下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前不久剛剛接任方正控股董事局主席的張旋龍說道，當時他是從香港赴日本旅行結婚的。長征火箭帶來的或許是作為海外華人的自豪，但那臺Apple II內安裝的漢字處理系統卻成就了張旋龍的今天，那就是方正排版系統的前身。
如果沒有張旋龍的出現，方正或許就不會有今天。當時，國內高科技企業面對發展的大好時機，卻苦于資金制肘，引進海外資金成為包括聯想、四通以及方正在內的眾多企業突圍的主要手段。1994年，聯想、四通順利跨越羅湖關口，站在了香港資本市場之上。在那個資本稀缺的年代，資本上的落后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往往是超越技術和市場的殘缺的，當時擔任方正新技術有限公司總裁的張玉峰深諳其中道理。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的規定，企業只有連續3年以上的經營記錄，并且贏利才可以上市。
于是，1992年底，張玉峰找到了張旋龍，希望和張旋龍的香港金山公司合資成立香港方正，以便利用香港金山的連續經營記錄盡快在香港資本市場募集資金。其實自日本旅行結婚回來后，張旋龍就已經在找王選談合作，但王選始終未對這個沒有上過大學的香港商人表現出什么興趣，僅僅是讓張旋龍幫助方正做一些海外的工作。這次是方正主動找上門來談合作，但條件實在是令張旋龍感到彷徨，因為僅有3000萬人民幣的方正一定要占注冊資金8000萬港幣的香港方正50%的股份，并且使張旋龍父親創辦的香港金山從此消失。張旋龍是在排除了家族的重重阻力后才最終說服自己的兄弟姐妹的。
“張玉峰這招實在精明，要不是這樣的話，方正在1995上不了香港聯合交易所。”張旋龍說道。
通過上市，募集3.2億多港幣的方正，將自己的名字由過去的方正新技術有限公司更改為方正集團，開始從急行轉入奔跑。而張旋龍又在1999年，當方正面臨管理困境之時，在香港一家小茶館中邀請到了當時擔任惠普大中華區副總裁的李漢生，并力勸其出任方正電子的總裁。盡管就在幾天前，傳出為方正拼殺了3年的李漢生，“黯然離去”的消息，但其歷史性的作用卻不容質疑，張旋龍事實上力求從管理上提升方正的競爭能力。
這一切對方正的發展，毋庸置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張玉峰在回憶整個方正的歷程時說道：“方正能有今天，除了王選之外，居首功的就是張旋龍了。”確實，方正成就了張旋龍的今天，但也是張旋龍作為海外華商的著力斡旋，為方正引進了當時國內企業稀缺的資金和管理，如果不能說成就了方正的話，至少也是推動了方正。海外華商和內地企業之間的這種生息關系在過去連綿了20多年。引進不是目的，關鍵是要他們能夠物有所值。
商海砥礪
2001年9月17日，第六屆世界華商大會在南京舉行，距離中國加入WTO僅僅3個月之遙，這并非巧合，而是一種意味深長的必然。中國加入WTO，使得長期以來在理論界存在爭議的華商概念從根本上得以理清。
在大會的開幕致辭上，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保育鈞說道：“華商，首先是有中國血統，是華人；其次是經商辦企業。具體指華裔、華僑、港、澳、臺以及大陸地區的商人。”這就將過去有些人將華商默指為海外華裔商人的概念進行了正式調整。
而這正是因為中國加入WTO，以及內地商人的崛起而在全球范圍內華人圈中所發生的變化。這次變化就是真正地將華商變成了海外華商和內地華商的總和，伴隨產生的，則是過去華商對內地經濟所起的作用從過去引進資金和管理的時代，轉變到向海外輸出產品和資金甚至管理與引進資金和管理并存的年代。
張旋龍就是較快轉變這種角色的海外華商之一。2000年，日本軟銀投給日本方正1000萬美元。當時，日本方正的估值高達7000萬美元；2002年4月，馬來西亞方正在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募集資金877萬馬幣，從而成為內地企業在馬來西亞上市的第一家公司。
在這個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不斷聽到海外某集團挺進內地的消息的年代，這兩起事件或許沒有特別的轟動，但這恰恰是張旋龍開始帶給方正的新的禮物——走出去，并謀求方正新的發展契機。而在這兩起有意義的事件之中，同樣是除了張旋龍之外的其他海外華人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就是現任馬來西亞方正總經理的鄭云誠和日本方正的總裁管祥紅。
鄭云城是馬來西亞著名的華裔詩人，并且是優秀的社會活動家，1995年，為了拓展海外市場，張旋龍來到馬來西亞，希望這家代理公司能夠成為方正馬來西亞分公司。但該公司30多個股東的背景導致意見很難統一，最終不了了之。但是，張旋龍卻看中了鄭云城，提出由他出來創辦馬來西亞方正，前提條件是不再從事馬來西亞的政治活動。結果，150萬港元的投資促成了馬來西亞方正的順利誕生。
而1996年為方正集團創辦日本方正的管祥紅，則是王選和張旋龍訪問日本時的隨身翻譯，一個在日本留學的前北大學生。當問及張旋龍為何選擇海外華人之時，張旋龍說到：“我在日本考察時，向一個日本朋友提起中關村，他說他知道,那是吃涮羊肉的地方，只有海外華人才既了解當地市場又熟悉中國文化。”誠如其言，當東來順在阿聯酋開辦分店時，其投資的160萬人民幣就在短短的半年里血本無歸，原因就是因為當時雇傭的店主是一個本地阿拉伯人。東來順的總經理胡沛立回憶道：“看上去經營還不錯，但一結賬就是賠錢，最后只好不做了。”
現在，方正控股海外分公司的營業額已經占到了公司總營業額的百分之十幾。“但我們的漢字排版系統還是有局限性，只能應用于華人出版業。”張旋龍說。于是，方正一種脫離漢字拘囿的文字處理器Rips應運而生，張旋龍的目標是希望它能夠占領全球80%的文字處理市場。
東來順之所以失敗，而日本方正和馬來西亞方正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為傳統產業與高科技的產業有什么不同，而是雙方在選擇走出去的時候，所采取的策略不同。本地化并不是一句口號，當張旋龍在日本一條街道又一條街道地奔走，為方正選擇一個好居所的時候，胡沛立又在哪里呢？
全球運營
相比于方正海外分支機構的建立，也有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尋求更快的海外拓展模式。2001年8月29日，萬向集團收購美國NASDAQ上市公司從事汽車零部件生產和制造的UAI，其目的就是為了拓展自己的海外市場。其實很早以前，萬向就設立了自己的美國分公司，業務的發展也中規中矩，但通過收購的方式，一下就使得萬向的品牌在美國得以快速樹立，并且獲得了每年不低于2000萬美元的汽車零部件定單。
這些舉措無疑是目前國內企業海外拓展的重要手段，但僅僅向海外市場拓展，離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的真正的跨國企業還是存在著很大距離。于是，一些華商開始籌劃著如何為未來的中國打造一批真正的跨國企業。
美商中經合集團董事長、美國最著名的華人社團“百人會”成員之一的劉宇環就是這一理念的堅定倡導者，他力求在全球范圍內有效整合優勢資源，并由此建立其新一代的跨國企業。在過去IT產業的熱浪中，劉宇環認定：“內地并不具備頂尖的技術，也缺乏資金，但具備廣闊的市場，那么我們就從美國引進資金和技術，然后占領這塊市場。”于是，美商中經合作為一個注冊在美國的企業集團，利用美國發達的資本市場募集資金，并在美國尋求優秀的人才，然后在大陸建立自己的企業。
在今年上半年風險投資領域的一起重要投資項目中，彩練(北京)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獲得了聯想投資、美商中經合和軟庫等多家投資商1000萬美元的投資。而這家公司恰恰是美商中經合在投資了美國彩練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之后，將其引進到內地的產物。迄今為止，這家公司的總部仍設在美國，但卻快速突進了到內地IT市場。
早在數年前，首鋼NEC，就是首鋼集團和日本NEC公司合資的產物，并曾經一度作為內地芯片業的巨頭而存在。首鋼NEC的資金和技術可以說是來自日本NEC，但其市場卻是以全球為目標，在首鋼NEC生產的芯片產品中，有80%出口海外。在這個過程中，首鋼NEC利用的是內地廉價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源。一位業內人士曾經說道：“內地未來跨國企業的候選人，一定是充分利用了內地廉價的資源和廣闊的市場；但未來真正成為跨國企業的內地公司，肯定是要利用海外的資源和市場。”
無論是方正的遍地開花，還是萬向集團開創鄉鎮企業收購海外公司的先河，都充分地向世界展示了華商的力量。
“現在浙江很多企業在準備開拓海外市場之前，都先到當地聯系華人，借助他們的關系網，很多事情會變得簡單”，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華商研究中心主任康榮平說道。
第二部 全球華商精英譜
華商精英的成長歷程頗有意思，他是一個從外圍逐漸滲透內部的發展過程：第一代華商的輝煌主要是由出走東南亞的華裔創造；第二代華商的商業奇跡則是由香港、臺灣等地華人所創造；而當今正在崛起的第三代華商則將由內地企業家為主體，并將伴隨著內地經濟的快速發展而騰飛。
紅頂商人胡雪巖幾乎成為華人中家喻戶曉的人物，因為其利用當時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環境，創造了屬于自己的商業帝國。但華裔商人同樣能夠在海外擔當紅頂商人的角色，甚至取得了遠遠超過胡雪巖的成就，那我們又當如何看待呢？這就是馬來西亞華裔商人林紹良曾經創造的輝煌。
林紹良，191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1938年移居印度尼西亞，早先作為學徒和店員隨叔父經營油糧及土特產品。印度尼西亞獨立戰爭為其帶來了機會，林紹良此時已經和友人一起經營食品和醫藥。印度尼西亞國民軍駐中爪哇三寶壟的部隊是其主要的客戶之一，而該部隊的負責人就是后來印度尼西亞的總統蘇哈托。在不尋常歲月里的合作關系使林紹良和蘇哈托、胡瑪爾達尼建立了良好的關系。
1952年，林紹良遷居首都雅加達，從經營糧油和醫藥轉而開設肥皂廠、紡織廠，又于1956年合資組建中央亞細亞銀行。但在此期間，林紹良的企業發展緩慢。1967年，蘇哈托執政，林紹良的公司空前發展，其經營范圍拓展到銀行、保險、證券、租賃以及貿易等國民經濟核心領域。1973年，林紹良成立三林集團。
1995年集團的總資產高達184億美元，營業總額約200億美元，所屬公司640家。
林紹良演繹的印度尼西亞版紅頂商人僅僅是海外華商創造商業輝煌中的一例，如果追溯華商歷史，最早打造跨國商業帝國的第一人，則當屬永安集團；另一個準紅頂商人，則是有亞洲糖王之稱的馬來西亞郭氏兄弟集團。但他們都屬于第一代華裔商人，他們是在市場經濟并不發達的大陸出走海外，并創建起自己的商業帝國。
這一代華商堅苦卓絕的努力并創造的奇跡著實令人欽佩，因此而被泰國國王稱為“東方猶太人”。
相比于第一代華商，第二代華商的命運則有了明顯的突破，他們主要是香港、臺灣以及澳門等大中華區概念中的外圍區域，諸如長江實業的李嘉誠、臺塑集團的王永慶等等，這些人的傳奇幾乎成為了華人眾所周知的故事。他們是伴隨60～70年代東南亞經濟騰飛而崛起的商業精英。他們創業初試之際，已經是第一代華商跨國企業初具規模之時。同時，恰恰是這第一代華商陸續將自己的資金和管理逐步投向臺灣和香港等地，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為第二代華商的成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華商發展實現真正的突破正發生在日新月異的中國大陸。經過20多年市場經濟的滋養，大批內地華商已經開始浮出水面，并層出不窮地走向前臺。加上自1999年開始的內地新經濟浪潮，更是造就了一批新經濟華商。
“內地華商的首要代表應推張瑞敏，而新經濟的代表則肯定是王志東——如果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話。”康榮平說道。但應當看到的卻是，在這個傳統內地華商剛剛長大，而以知識武裝起來的新經濟華商崛起的年代將很快來臨的今天，無論傳統還是新經濟代表的華商事實上都被歷史捆綁在了一起。海爾集團涉足電腦生產，華立集團也收購了飛利浦的研發中心，凡此種種都意味著無論傳統還是新經濟所誕生的內地華商，都可以統稱為第三代新華商。曾經撰寫了《新華商之路》的作者王輝耀將之稱為新華商時代：“他們是一群受過良好教育，并且擁有國際化視角的新一代華商。”
和第二代華商的崛起背景相同，第三代華商同樣是在第二代華商已經成熟并且開始將他們的資金和管理轉移到內地的時代。
但另外一個現象必須關注，那就是伴隨著第三代華商的崛起，遠在北美洲的世界經濟心臟的美國同時活躍起來一批華商，他們在美國新經濟的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王安的作用不可忽略，因為他的經歷告訴美國華裔，他們同樣能夠在世界經濟的心臟創造新經濟的傳奇。”康榮平說道。確實，在王安之后，CA的王嘉廉、雅虎的楊致遠以及最近剛剛登上美國中間件巨頭BEA公司CEO寶座的莊思浩等等，他們都在昭示著華裔在美國的成功。
而最近《財富》雜志連續發表的關于中國內地在生物技術和半導體產業所取得的成功，也似乎在預示著一個龐大的第三代華商僅僅是剛剛形成，等到他們成熟的時候，或許就是中國經濟真正輝煌的時點。
第三部 全球華人商圈
北京三里屯的某個酒吧，每月最后一個星期五，少則幾十個多則上百人總會出現在那里，他們穿著休閑裝，互相很熟識地打著招呼，然后在音樂和燈光中穿梭，很快地三五成群地扎在一起。“現在行業趨勢如何？”“哪里需要職業經理人？”“我們之間有什么合作機會？”在一片看似嘈雜又井然有序之間完成著信息的快速傳遞。這是一個被人們俗稱為“海歸俱樂部”的松散機構。而遠在南斯拉夫，位于多瑙河一艘大船上的中國大酒店里，也總會聚集著大量在南斯拉夫經商的華人，他們一起探討著各自的生意，并尋求資源整合的可能。
事實上，早在1988年，現任中西集團董事長兼總裁的周晉峰就在組織著這樣的活動。他清楚地記得，當時北京海外留學生的第一次活動是在北京飯店謝照華律師事務所的辦公室內舉行的，當時到會的還只有十幾個人。然而，當互聯網的潮水在1999年后載著批量海歸們不斷地歸國之后，這些松散的組織形式已經不能滿足交流、互助的要求。于是，在2001年北京展覽館舉辦的民營企業與留學人員創業研討會上，周晉峰發出了成立留學生創業協會的號召。
僅僅2個月后，也就是2001年9月4日，北京留學生創業協會在北京成立，現擁有500余名會員。
留學生創業協會會長周晉峰總結道：“華人社團的組織背景基本上包括三類，那就是地域、行業以及會員的共同背景，其中留學生創業協會就是以會員的共同背景作為組織基礎的。”
其實留學生創業協會在華人社團中僅僅是滄海之一粟，早在這些留學生團體之前，各種各樣的社團機構早就誕生。以紐約地區學生學者聯誼總會為例，該組織的會員人數就已經超過萬人。更何況還有不少半官方色彩的華人組織，如新加坡華人總商會，是以新加坡這一地域作為軸心而成立，并且在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倡導下，由于舉辦了第一界華商大會而在華人商圈中占據了顯要位置。而類似新加坡華人總商會的機構并不鮮見，幾乎每一個以國家為區域概念的地方都存在著華人社團，甚至有人更為偏激地指出：“如果在每一個存在著華人社團的城市上都標上一面小紅旗，那么地圖就會變成一張紅紙。”
如同前面奈斯比特指出的那樣，華人社團就像互聯網一般正在以其松散但相互連接的方式不斷擴展，各種各樣的機構像一個又一個的站點在整個網絡中不斷延伸。2002年6月18日，注冊于香港的中華創業投資協會在北京宣布成立，這是風險投資行業在大陸僅僅發展了幾年后的產物。自2002年3月12日，華平創投(亞洲)董事總經理孫強在“《數字財富》2002風險投資論壇”上發布成立中華創業投資協會的倡議，到6月18日，就有包括華平、華登、軟銀以及摩根等50多家國際大型投資基金參與其中，而其會員都是這些基金中的華人高級管理者。
借力華商組織
華人社團的蓬勃發展，奈斯比特曾經在《亞洲大趨勢》中追溯其原因：華人多年來文化中積淀的宗族概念，以及由宗族衍生出來的一系列組織觀念是現今華人社團的基礎。在古老的宗族文化中，維護組織秩序、形成互助同盟并促成相關聯誼是宗族的主要目的。
周晉峰創辦了留學生創業協會后的首次重要商務活動，是在2002年5月17～19日組織了一個濰坊投資考察會，當時參加這個活動的共有100多人，號稱百人團。那次活動取得了簽署合作投資金額過億元的成績。其后，諸如WTO研討會、臺海信息產業發展研討會等活動基本上都在按部就班地進行。
但周晉峰將前者歸納為實際具體的功能，他似乎更認同協會的交流功能，因為他希望留學生創業協會就是一個留學生活動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自然而然地衍生出各種功能。“在我們開會的時候，下邊的人幾乎都在談生意。”周晉峰說這話時嘴角掛著笑容，因為他覺得會員們感情經驗的交流，特別是互相結識并成為好朋友是協會活力的基礎。
其實并不是所有華人團體都這么看待問題，中華創業投資協會作為一個以行業為背景的團體，他們更加注重的是生意上的合作。現任中華創業投資協會主席的孫強在闡述該協會成立的目的時說道：“我們要有一個對等的機構進行交流，同時為在內地營建良好的投資環境進行努力。”
2002年8月16日，華潤大廈頂層的美洲俱樂部內，以中華創業投資協會理事長孫強為首的十幾個代表和來自外經貿部外商投資司副司長鄧湛以及科技部、國家稅務總局等的相關代表就內地創投的相關政策進行了探討。其中大家交流的核心問題就是政府對創業投資稅收的征管問題。在中華創業投資協會會員看來，當投資商投資于某個企業時，同時向企業和創投征收所得稅是一項不合理的規定。盡管雙方并沒有就相關問題達成協議，但會后卻在融洽的環境中達成了定期會晤的協議。
更為重要的是，對于創投這一領域而言，在具體投資項目上的合作，是促成投資成功的關鍵所在，于是，現在會員間三五成群地一起看項目，已經成為中華創業投資協會的最日常的活動之一。
但華商群體在資訊不斷發達、貿易范圍日益拓展的今天，似乎開始謀求更高層面的互動。世界華商大會開始脫離會員間互助聯誼的基礎目標，并將自己的眼光放在了在全球范圍或者說至少是華人商圈中整合資源、營造良性商業環境之上。而全球性的大型華人商會也開始屢見不鮮，世界華人工商互助聯合總會，簡稱華人商會就是一個典型例證。
2000年10月26日，以有意到大陸從事商業活動的海外華人為主體，聯合海內外幾十家工商協會組成的互助聯合總會，由美籍華人朱伯舜發起成立。華人商會現擁有會員80余萬人，已經先后向大陸投資了上百億人民幣。
當然，華人社團的成立除了促進成員之間的交流之外，更重要的是使各地華商的力量得到了加強，不再是勢單力孤的個人，而是結成了一個群體，由此，可以使內地企業在走進海外市場的時候，得到更加全面的幫助。
華商社團成長
“在我的印象中華商大會確實很有影響力，而其他的則知之甚少。”多年從事華商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華商研究中心主任康榮平說到。康榮平如此感觸的事實是華人商圈存在著和互聯網一樣的問題，那就是在一群松散的服務器之間，難以尋找到忠誠，就如同迄今為止，網絡新聞讀者相比于紙媒介的讀者，其忠誠度往往偏差一樣。
留學生創業協會，只需每年交納200元的會費，并且具備一張海外文憑，就可以加入其中。而像紐約海外華人學者聯誼會等機構，則連會費都不用支付，只需提出一個申請。另外，在眾多華人社團中，會員并沒有受到過多約束，幾乎大量的活動都是自發參與。這種組織形式在過去信息化和全球化并不顯著的時候，促成了眾多華裔商人的誕生。
但華人商會，這個作為全球性華商組織的機構顯然不再滿足現狀。于是，華人商會成立了世界華人工商互助聯合總會中國投資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就是由華人商會的主要會員共同出資，由華商總會的總干事長負責管理的一支投資于內地的基金，該基金現在的規模為30億港元。“這是為了增強會員之間的凝聚力，并力求使我們的組織在商業活動中更為有組織地體現規模效應。”華商總會的總干事長蔡宏藝說道。
或許，華商總會在嘗試，力求在新的環境中對過去華人社團的組織形式進行完善，從而讓其更能夠吻合當前經濟的整體發展趨勢；或許，華人商會本身多年來積淀的組織結構，其本身就體現著一些潛在的規律，使得他本身的生命力將依然旺盛。
世界華商大會的定期召開，將會使華人社團這個歷史上就比較松散的組織結構逐漸走向軌道化，增強華商的凝聚力。當然，無論結構緊湊與否，這些組織在華商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卻是在日益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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