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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彩虹(福州)
我從不崇尚美國，但我不知道，選擇人民幣對于其它貨幣價值的盯住聯系或是對于一攬子貨幣價值的聯系，來取代對于美元的盯住聯系，究竟能夠帶來什么樣的好處，解決什么樣的問題。在人民幣對美元實質盯住的聯系選擇上，我們現在也沒有別的選擇。
“特里芬悖論”
從1971年美國政府宣布美元與黃金固定價格脫鉤的“尼克松震蕩”開始，國際貨幣體系的市場化時代也就到來了。在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支持下，美元既作為國別性貨幣又作為國際性貨幣，書寫了一段讓世界他國既恨又愛極為矛盾的國際貨幣歷史。
對于其它國家來說，美元作為國際性貨幣是依靠美國的經濟實力來支撐的，各國在使用美元特別是象儲備黃金一樣來儲備美元時，總是希望美國的經濟更為強大、穩定，以保證美元價值的穩定；而美元作為國際性貨幣使用越是頻繁，他國儲備美元數量越大，美國對外的負債或“赤字”也就越大，美國經濟的穩定性也就會越差，受債務所困的危機就可能性越大，美元也就難以保證價值穩定。這是一個明顯不過的矛盾：美元作為國際貨幣，他國愿意多保留它，希望它價值穩定；美元大量被他國保留，美國的負債很大，美元價值又難以穩定。這就是上個世紀由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教授發現并提出來的“特里芬悖論”：美元價值要穩定，它就不能作為國際貨幣；美元要作為國際貨幣，它的價值就難以穩定。
當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成為一種歷史的選擇且至今無法改變時，使用并保留美元儲備的大量國家也就無可奈何地被綁到了美國經濟的戰車上，要保住手中美元的價值，就必須全力支持美國經濟的繁榮；保留的美元越多，支持的力量也就必須越大。正是由于美元這樣的特殊地位，各國對于美元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其升值或貶值只要超過某種水平或程度，就會帶來種種緊張甚至恐慌，相應的對策選擇，也就大多無可奈何地加入到了支持美國經濟的陣營中來。有些國家甚至直接將自己的貨幣與美元掛鉤，升貶同步操作，以求本幣價值穩定，并試圖由此產生一份穩定美元的力量，在支持美國經濟中穩定本國的經濟。
舉例說，當美國經常項目下的赤字很大時，大量美元流出形成了他國的更多的外匯儲備，許多國家通常將這種儲備再投資到美國，以彌補美國經常項目下的虧空，支持美國經濟增長。一般來說，美國人大量進口國外的商品和服務，造成經常項目下的赤字，也有美元強勢的原因，美國人愿意買國外的便宜貨(相對于美元價值而言)，外國人愿意保留價值穩定而高企的美元。這時，外國人將美元儲備投資到美國也有經濟上的合算性，因為強勢貨幣下利率收益水平相對較高，投資有利可圖。因此，國外美元儲備多的國家，也樂意美元的強勢，也必定會支持美元的強勢。正是由于這樣的特殊關聯性，甚至有美國人認為，美國對外經常項目下的虧空是不值得一談的，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問題。
頭痛的是別人
然而，如此美好的關聯性是寄托于美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礎之上的，當美國人更多地從國外購買商品和服務，本國經濟增長乏力時，經濟增長的弱化就必定導引出美元貶值。相應地，降低利率的貨幣政策就必定走上美聯儲的決策議案，進一步加大美元貶值度，并迫使國外投資撤退，這就可能導致美國經濟的另一面。這時，國外美元儲備量大者，雖然不愿意投資到美國，卻又擔心美元貶值帶來更大的經濟損失，不得不再祭起投資美國或干預匯市的對策，支持美元價值的穩定。所謂他國對于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既恨又愛的情緒，在此體現得極為充分。
近期美元的連續貶值，帶來了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從1996年開始，美元一直處于強勢貨幣地位，它與美國的經濟增長相得益彰。經濟實力強大的國別貨幣，強勢是天然合理的結果。但是，受“特里芬悖論”的作用，強勢貨幣更容易帶來世界他國對于美元儲備的增長，在美國大量進口導致貿易差額不斷增加的格局下，美國對外的“負債”(主要是經常項目)急劇增大，對美元價值的穩定產生了沖擊。以中國的外匯儲備為例，今年頭六個月，外匯儲備增加了306億美元，總額已達2428億美元，僅次于日本而排列世界第二位。這種因素顯然加大了美元貶值的壓力，因為這是由美國大量進口國外商品和服務造成的，本國經濟并未有足夠大的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對于貨幣價值的支持力量弱化。加上美國再度受恐怖襲擊的心理影響，金融風險的增大以及經濟結構極不均衡的一些問題，雖然一季度經濟增長形勢不錯，卻無法改變人們對于美元價值波動，尤其是對于美元價值高估的共識。
一般而言，當美元的價值高估成為主流性的判斷時，美元的貶值通常就會發生。就在這次貶值之前，一些專家分析認為，美元的價值被高估約在15-20%之間，當然也有人認為在20-40%之間的。對于價值高估認識在數量上的差別，只是說明美元貶值的程度和對未來影響大小的判別不同，這次美元貶值必定到來，則是無可避免的。要知道，專家們從美國經濟運行的現實里，度量出了美元價值的真實水平。
美元貶值帶給他國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選擇，總是一道令人頭痛的難題。日本經濟整體上作為外需拉動型的經濟，美元的貶值將增加日本出口的困難，加大經濟復蘇的難度；加上日本的外匯儲備規模為世界最大，美元儲備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美元貶值對日本外匯儲備也有價值損失的影響。因此，日本人是最敏感并最積極做出反應的，日本中央銀行在5月22日和23日份拋售了10000億日元(價值80億美元左右)，吸納美元來支撐美元價位，但現在看來是無功而返。新加坡、韓國等亞洲國家也都有意入市干預美元匯率，因為美元貶值造成了亞洲各國貨幣普遍大幅度升值，出口形勢嚴峻起來，經濟復蘇或增長陡增難度。儲備額最大的亞洲害怕美元貶值過大帶來儲備損失，干預匯率、阻止美元進一步下跌，就成了亞洲外匯儲備大國經濟理性的選擇。
但是，“特里芬悖論”作用下的亞洲，有著干預市場更為深層的憂慮，干預是以吸進并保存更大量的美元為代價的，如果干預效果不佳，美元更大幅度地繼續下滑，保有更大量的美元，也就將遭受更大的貶值損失。每每在這個時候，各國的中央銀行總是猶豫再三，進退維谷。令人深感不安的是，這次美元貶值似乎并未盡興，日本央行乃至于其它亞洲國家的中央銀行，很可能會在下一輪美元再大跌時，大加干預，并力促美國方面采取合適政策，止住美元貶值過大的勢頭既然美元作為國別性貨幣又作為國際性貨幣已經被世界接受，而且亞洲國家又被大量美元儲備綁上了美國經濟的戰車，對于美元貶值就不得不做出相應主動積極的反應。這是無可選擇的選擇。實際上，“特里芬悖論”已經告訴我們并無別的選擇。
中國的選擇
中國外匯儲備名列世界第二，而且其中美元儲備的份額比重不小。由于人民幣對于美元有著相對穩定的掛鉤關系，或者說是本質上的盯住關系，人民幣兌美元通常在窄幅范圍內緊跟波動，這次美元對于日元等貨幣的貶值，使人民幣處于一種更為特殊的矛盾狀況之中。由于與美元的盯住關系，美元的貶值也就意味著人民幣對其它貨幣一定程度的貶值，它將有利于中國的出口，增大外需對于中國經濟的刺激作用，這是有利的一面。同時，由于美元的貶值是美元價值實際高估的市場性回落，人民幣并未有類似于美元高估的狀況，或至少沒有達到那么高估的水平，人民幣也就有了與美元貶值大不相同的價值相對穩定性，它為人民幣與美元的關系出了一道更大的難題：或繼續保持與美元的既定關系，人民幣的價值就需要調整，如再降低利率或增大貨幣供應量，形成貨幣的實際價值降低；或徹底擺脫對于美元的盯住聯系，構建一種新的價值聯系制度，如形成對一攬子貨幣為基礎的外匯聯系制度，等等。我們也處于一個十分難于選擇卻又不得不選擇的歷史關頭。
面對美元貶值的難題，我們一方面可以繼續觀望一番，因為未來的走勢還很不明朗，面對并不確定的前景不宜采取著急的甚至是盲目的決策。如果美元的貶值在一定的范圍內能夠在他國干預之下得到控制，人民幣就可以采取“無為而為”的選擇，順其自然地盯住性跟隨小幅貶值再回歸價值穩定，這樣的選擇會給中國的貿易和經濟帶來某些有利影響，且不會危及到美元外匯儲備的價值損失，它當然是最好的結果。當美元繼續貶值且勢頭難止時，我們的對策就是加入國際干預的行列，進一步增加美元儲備來阻止美元過大幅度的下跌，并在國內貨幣政策上，適當放松貨幣來保持美元價值高估后回落的緊密聯系。按照“特里芬悖論”的理解，這些與其說是支持美國經濟和美元地位，實質還是在支持本國經濟和本國的貨幣。這種選擇在美元作為國際性貨幣一開始，在中國改革開放進入國際經濟體系就已經定下基調了，我們只有如此選擇。
在是否繼續選擇對美元盯住政策問題上，時下有種觀點認為，現在是人民幣脫離美元聯系最好的時機，因為支持人民幣升值的中國經濟增長情況良好，美元又持續較大幅度貶值，人民幣正好在對美元的相對升值中，離開對于美元的聯系。但我要說，這種由于美元一時的貶值而導引出來的急功近利的觀點過于簡單化。要知道，受“特里芬悖論”作用的中國外匯儲備體系，以及關聯十分密切的中國貨幣體系乃至于中國整體經濟體系，已經緊緊地綁在美國經濟的戰車之上。美元貶值也好，升值也好，都將對人民幣及整體經濟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因為我們有著大量的美元外匯儲備，有著與美國貿易、投資的大量往來，有著以美元為交易貨幣的對世界他國的大量貿易和投資往來。
舍棄政治上的因素不談，我們的經濟與美國經濟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連通。放棄人民幣與美元的盯住聯系，可能會減少一些由于美元價值變化帶來的問題，卻必定會增加人民幣與其它貨幣價值關系中的更多、更大的問題，因為時下還沒有哪種貨幣像美元那樣作為國別貨幣同時又作為國際貨幣，也沒有哪個國別經濟像美國那樣強大，更沒有哪個國家的央行貨幣政策有美國聯儲那樣熟練和穩健。
我從不崇尚美國，但我不知道，選擇人民幣對于其它貨幣價值的盯住聯系或是對于一攬子貨幣價值的聯系，來取代對于美元的盯住聯系，究竟能夠帶來什么樣的好處，解決什么樣的問題。在人民幣對美元實質盯住的聯系選擇上，我們現在也沒有別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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