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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昕曄
當代資本主義，正在經歷一次強烈的震蕩，不是1917年的革命也不同于1929年那樣的大蕭條，這次震蕩還充滿很多未知數，由此引發的對資本主義模式的反思已經開始——英國《金融時報》著名專欄作者馬丁·沃爾夫撰文“挽救資本主義的計劃”，《經濟學家》最新一期發表封面文章“美國資本主義正在受到打擊”，本報也發表了賀力平的文章“美國經濟
體制需要一次大檢修”。
自從1982年美國經濟繁榮以來，世界財富第一次明顯減少了，按照波士頓咨詢集團的研究結果，全球股市去年縮水4%，家庭財產從3900萬美元減少到3700萬美元，人們曾經相信財富只會增加，富有的會變得更富有，而這些被證明只是幻想而已。
大量公司假賬丑聞的披露動搖了華爾街的信心，紐約股市道瓊斯指數上周跌破9000點的心理防線，美元強勢的扭轉已成事實，預期中的經濟復蘇變得遙遙無期，最悲觀的看法，如斯蒂芬·羅奇認為“美國經濟將二次衰退”；樂觀的觀點也承認，市場信心的恢復需要一兩年時間。
從美國經濟總體來看，金融信心的動搖對經濟的打擊是嚴重的，過去金融市場的高回報吸引了巨額的國外資本涌入美國使其可以在巨大的赤字經濟下保持美元的強勢。如果這個趨勢逆轉，美國經濟將遭受嚴重打擊，美國模式的資本主義也將失去其魅力。
震蕩是從核心中的核心——華爾街開始的，安然事件的發生拔起蘿卜帶起了泥，現在已經可以得出的判斷是，這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普遍存在于企業中，人們已經開始推測歐洲、亞洲也會暴露出類似的問題。
1990年代美國和歐洲的富國，金融系統發生的最重大的改變是銀行規模越來越大，在抗風險能力增強的同時，也產生了一些新的危險因素。如果安然事件發生在1980年代，那么足以令得州銀行系統崩潰，但是現在由于得州商業銀行已經被J.P摩根大通兼并，J.P摩根大通以它龐大的資產負債表化解了安然造成的損失；阿根廷主要銀行的總部在馬德里、波士頓和紐約，使政府有了更充裕的時間來解決問題。
但正是巨大的規模和混業經營，造成了追逐個人利益的動機和可能——咨詢業務巨大的利益使人難以抗拒，而龐大復雜的資產負債表則為數字游戲提供了可能。
規則和金融活動如同貓逮老鼠的游戲，華爾街正是在魔與道的較量中建立了目前世界上最發達最先進的金融體系，這次的動蕩并不意味著它的崩潰，相反，只要進行全面的檢修，它會有更健康的發展。
遺憾的是，布什和企業老板們并不認為危機是體制問題，所以可以懲罰和提升道德水準就可以解決問題，布什9日在華爾街發表講話，強調要加強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職能，采取嚴厲的法律措施打擊公司財務犯罪。
布什是美國第一個擁有MBA學位的總統，同時他是美國歷史上與公司走的最近的總統——在競選中他從公司的錢包里掏走了數額空前的資助，他的內閣中充滿了CEO，其中四位部長以前是大老板，院外說客中也充斥著企業家。現在這些政治資本卻成了白宮的麻煩，國防事務助理，前安然能源貿易負責人托馬斯·懷特首當其沖，然后是副總統切尼，最后是布什自己的商業背景面臨尷尬的調查，舊賬也被翻了出來——1990年，老布什當總統的時候，布什賣掉石油公司哈肯能源的股票，這家公司實際上是布什的，兩個月以后哈肯能源宣布虧損，股票貶值。1990年SEC的調查雖然不了了之，但卻揭露了布什沒有按照法律要求披露哈肯公司股票的潛在風險。
布什政府的經濟政策也遭到普遍非議——商業利益造成了決策。貿易政策就是一個例子，布什自吹是一個自由貿易者，推進了新一輪的全球貿易談判，但是他實際上在推行保護主義，3月布什決定提高30%的鋼鐵關稅，還有木材稅，以及默許國會給予垂死的紡織業以保護。兩個月以前又傾覆了1990年開始的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農業改革，提出了農業法案，破壞了新一輪全球貿易回合談判的前景。對布什政府來說對商業有利的就是好的經濟政策，這種經濟政策大多數時候是為商業集團量身定制的——切尼大肆鼓吹他的能源計劃；今年的刺激預算也更符合美國公司的利益但不是很有效的經濟政策，連保守派的刊物也稱減稅法案是“公司自私自利的產物”。布什是否會選擇斷腕求生，砍斷與大企業的關系，對經濟體制進行一次大調整？
今年看來是很難有什么大動作的。今年還是美國的中期選舉年，布什政府的行為有明顯的政治目的：提高鋼鐵關稅是為了西弗吉尼亞、俄亥俄的選票；農業法案則是為推進共和黨贏得阿肯色和南達科他州的勝利設計的。為了爭取各州的選票，布什甚至不惜讓大企業們等等再實行減稅，因為他需要穩定地使經濟回升，建立民眾的信心，但是，不幸的是，這可能讓美國失去徹底改革的機會。
美國經歷了10年繁榮，股市呈連續18年的大牛市，布什一直在說，美國經濟是世界上最有創造力和進取精神的，這正是美國資本主義最值得驕傲的。
馬克斯·韋伯認為清教徒的倫理產生了資本主義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克制、誠信、對創造財富的信仰。如今這種精神正在退化：清教徒的禁欲主義因天主教的丑聞而蒙羞，誠信因華爾街的假賬而動搖，對財富創造的信仰因CEO的貪婪而墮落。這個在驚恐不安中度過第226個獨立日的國家似乎正在失去“我還年輕，我渴望上路”的那種朝氣。
亞洲沒有索爾尼仁琴式的個人主義精神，威權主義、裙帶主義養育的盜賊和蛀蟲侵蝕了國家經濟；軍政府的黃昏中，阿根廷危機打擊了資本主義已經在全球取得勝利的歷史終結者的預言；非洲在災害、疾病、戰爭中掙扎，成為全球體系中脫節的一環。
那么在資本主義的心臟，在美國，在歐洲，我們看到、感到的是另一種不安——保守主義的甚囂塵上，左派的偃旗息鼓。的確還有言論與思想的自由，但那只是在大學里，在少數知識分子中間，既不能瓦解體制也不被民眾關心。從某種意義上，什么都可以說，聲音無人回應的當代思想界如同思想者的奧斯維辛。曾經產生過垮掉的一代，搖滾、叛逆、革命風暴的西方，如今只能產生出“奶酪”和“心靈雞湯”這等乏味平庸的商業作料，充斥著馬雅基維利式的智慧，“貧困的時代詩人何為”？
文化創造力的喪失，也許正是所謂資本主義在全球取得勝利的產物——商業利益主導一切，和平演變并且消弭了意識形態的分歧；自由市場高歌猛進，民族的特色與文化的多樣性正在瓦解；左翼的退潮使資本主義失去了制衡和改進的力量。
但是，如果被全球化拋棄，就會成為棄兒，這也是左翼無法解決的現實問題。也許資本主義可以在這次震蕩中反思和調整自己。盡管我無法同意福山預言的自由民主是歷史的終結，但卻理解他即便看到終結與勝利，依然無法釋懷的悲哀：“所有關乎勇氣、理想、想象力的奮斗轉化為饜足消費以及解決瑣細的技術問題、金融問題、環境問題的努力，人們需要的不是藝術不是哲學，仿佛只需要好好看管住人類博物館的史跡……也許在這冗長的煩悶中，終于讓歷史再向前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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