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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兵
2001年日元對美元的匯率波動比較平穩，年平均為121.53日元兌1美元。進入2002年后，日元對美元的匯率突然一路下滑，從年初大致為125日元兌1美元的水平逐步跌破130日元，到2月8日達到134.77日元兌1美元的低點，此后大致在133日元的水平上波動。但是從4月份以來，日元匯率開始轉為上升。6月份以來日本政府已數度在外匯市場實施干預，力求停止
日元的進一步升值趨勢，但干預未見成效。與此同時，除了人民幣、港元、馬來西亞的林吉特等是與美元直接掛鉤而沒有大的變動外，東亞其他經濟體的貨幣對美元的匯率全部相應升值。
東亞經歷了2001年的經濟停滯后，已逐步顯現出恢復的趨勢，正是在這一關鍵時期，日元匯率的波動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日元貶值有利于日本擴大出口，日本可以此作為擺脫經濟停滯的重要手段，但是它對東亞其他經濟體的出口造成一定的威脅，不利于地區經濟的恢復與穩定，因此東亞一些經濟體的政府在前一階段對日本放任日元貶值的態度表示了強烈的不滿。而東亞其他經濟體的貨幣又伴隨著日元一起升值，同樣也可能影響這些經濟體的出口，使它們的經濟恢復進程放慢。看起來，目前日元匯率的大幅度升值或貶值都不利于東亞經濟的穩定增長。
日元波動與東亞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
東亞在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40年中，形成了區域性的經濟高速增長群。在此期間，東亞經濟結構逐步調整，相互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因而它們的經濟活動呈現很高的相關性。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日元匯率的長期波動與地區的經濟增長之間也顯現出了令人很感興趣的密切關系。20世紀70年代初，日本放棄了日元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政策，開始采取浮動匯率政策，此后日元在大約四分之一世紀的時期中對美元基本保持著波動升值的態勢，到1990年代中期日元已升值近4倍。
日元的持續升值與東亞的經濟增長密切相關，在這段時期里當日元處于升值狀態時，東亞9個主要經濟體(中國、韓國、香港、中國臺灣省、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的GDP平均增長率可達到6%以上，特別是當日元升值幅度較高，達到8%以上時，東亞這些經濟體的GDP增長率也超過8%。反之，當日元貶值時，東亞這些經濟體的經濟相應呈下降趨勢。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這一基本關系的主要變化是當日元貶值時，東亞經濟衰退程度要比以前更為嚴重。因此可以說，日元波動與東亞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日元升值一般意味著東亞經濟將會提高增長速度，日元貶值時東亞經濟增長將出現相應的下降。根據統計分析，在日元升值與東亞經濟增長這兩個變量之間，日元升值對東亞經濟增長有一定的影響力，而反之則不明顯。
日元匯率影響東亞經濟的途徑
日元匯率波動對東亞各經濟體的影響途徑是不同的，影響程度也不一樣。如果將東亞9個經濟體的GDP視為一個整體，以1990年價格作為計算基礎，“四小龍”自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期一直占40%以上的份額，中國和東盟四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在1970年代中各占30%左右，1980年代后中國的份額持續上升而東盟四國的份額持續下降。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經濟繼續保持較高速度的增長，而“四小龍”的份額開始下降，1998年中國GDP超過了“四小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值計算，2002年中國的份額將達到44.5%，“四小龍”為37.9%，而東盟四國只有17.9%了。東亞各經濟體之間經濟力量格局的變化表明，前述日元對東亞經濟增長的影響應主要集中在占東亞經濟大部分額的“四小龍”和中國。
日元升值對東亞經濟的直接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即對外貿易和直接投資。日元升值有利于東亞提高對日本產品的相對競爭力，同時也迫使日本將競爭力下降的產業以直接投資的方式向周邊擴散。日元升值對“四小龍”的外貿影響十分明顯，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日元升值時“四小龍”對東亞地區以外的貿易順差會明顯擴大，日元貶值時其對區外貿易順差收縮，而這種關系在東盟四國和中國對區外貿易中并不明顯。由于“四小龍”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很高，它們在東亞地區經濟中又一直處于較重要的位置，因此日元升值就通過對外貿易對“四小龍”經濟產生影響，并由此對東亞經濟產生一定的影響。
高投資率是東亞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而積極引入外來資本是東亞許多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保持高投資率的重要手段之一。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元大幅度升值后，日本對外投資迅速擴大，東亞是其重要的投資地區之一，日本也逐步成為東亞最重要的外資來源。而更值得重視的是，日元對美元的持續升值表明日本甚至也包括東亞其他一些地區的經濟被認為是處于強勢地位，因此國際資本也加大了向東亞地區的流動。這對于這一時期東亞經濟的增長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東亞經濟有可能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東亞地區經濟正在復蘇的過程中逐步進行調整，但是由于在短時期內難以徹底轉變數十年形成的區域經濟結構，因而日元匯率波動與東亞地區經濟增長的關系仍然存在。從近兩年東亞經濟的發展情況看，經濟復蘇的重要原因是國際市場對東亞產品的需求增長，以及東亞各經濟體大多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這樣就從內外兩個方面同時擴大需求，拉動了東亞的經濟增長。但是，由于這一段時期東亞地區的經濟復蘇并不穩定，而美國的經濟一直保持著很好的發展勢頭，因而使國際投資大量流入美國，其他地區所獲得的外來資本相對較少。因此可以說，東亞經濟的恢復還只是需求拉動原有經濟實力的發揮，并沒有進入新一輪的經濟發展起點。
“9·11”之后，美國作為國際資本最大的避險港灣，其經濟也受到了嚴重沖擊。盡管目前美國經濟已開始復蘇，但前景并不明朗，與此同時，世界其他一些地區的經濟也開始恢復，這就為國際資本分攤風險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因而一部分國際資本開始轉出美國而流入其他地區。正是在這個時期，東亞地區的貨幣出現了普遍的升值。考慮到上述背景，目前東亞地區的貨幣升值應被視為其國際投資地位已出現了相對的上升。那么，日元及東亞地區的貨幣升值就可能意味著東亞將獲得更多的國際資本，以此推動東亞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由于是投資推動的增長，它將不同于前兩年需求拉動的增長，從而使東亞有可能進入新一輪的經濟增長周期。
當然，日本及一些東亞經濟體的貨幣升值會對它們的出口造成一定影響。但是東亞作為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地區，各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已有較大發展，在金融危機前區內貿易已占地區對外貿易總額的一半，超過了當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國家的內貿水平。金融危機后許多東亞國家貨幣大幅度貶值，進口能力相應下降，使地區的內貿水平有所下降。金融危機后東亞各經濟體日益重視加強相互間的合作，并且已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已設想了多種雙邊或多邊的自由貿易區，其中有的已簽訂或在談判中。東亞地區經濟合作的迅速發展將為東亞的出口提供更為穩定的市場，有可能減輕貨幣升值對出口產生的不利影響。
總的來看，此次日元及東亞其他一些經濟體的貨幣升值可視為東亞經濟進一步恢復的信號，如果美國等東亞區外經濟因素不發生大的惡變，東亞經濟可能進入新一輪的增長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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