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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杉
盡管布什總統不是很智慧的人，但他注定要成為美國的民族英雄。美國社會的諸多經濟政治現象都在實用主義的邏輯框架中進行著因果循環。在國際事務中不斷打破國家誠信原則的布什總統，今天正急于在修補國內公司誠信制度方面取得政治利益。
也許所有人都沒有想到，安然事件會產生推倒美國企業誠信形象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隨著一個又一個的美國公司倒下，對美國企業制度和社會道德的批判和反思的聲音越來越多，就連一向在國際金融市場從不考慮良心的索羅斯也對美國企業制度提出了
批評。索羅斯在回答BBC采訪時說：“美國文化認為成功是最關鍵的問題，這是你真正必須依賴的唯一原則。因此任何事情都往這個方向發展。”“如果你很成功，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很成功，你就能贏得別人的崇拜、尊敬，但美國文化缺乏的是道德原則。”
索羅斯的講話點到了美國文化的命門。在成功和道德原則之間，人們更看重前者，這體現著典型的實用主義的生活原則。
美國文化的核心其實就是實用主義。20世紀初期，實用主義在美國成為一種哲學運動并開始影響美國人的生活。美國著名哲學教授賓克萊在他的20世紀80年代頗有影響的《理想的沖突》一書中對實用主義作過精辟的論述。他說：“美國人常常被稱為注重實際的人民。他們希望把事情做成；他們關心一樣東西或一種理論有無用處的問題勝似關心有關人生終極意義的比較理論性的問題。”
實用主義的代表人物有兩個：一個是威廉·詹姆士，一個是約翰·杜威。詹姆士被認為是實用主義的奠基人，哲學家們常常把他看作是空想的實用主義者。而杜威在中國的名氣要比前者大得多，因為國學大師胡適曾經是杜威的崇拜者，胡適先生將杜威主義帶到了中國。杜威被稱做崇實的實用主義者，他的思想在美國生活中有著更為重要的影響。賓克萊評價道：“杜威的哲學代表了20世紀早期的美國輿論。他堅持說絕對的道德規則或道德原理是不存在的，任何特定的道德原則只不過是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加以檢驗的一種假設。如果一個道德規則不適合我們所面臨的新經驗，那么我們就必須對采取最好的行動來對付這些獨特情況的問題作出自己的決定。”杜威堅持對每個道德境況要有獨特主張的實用主義方法，一直作為美國人的行為方式延續至今。而美國的法律制度之所以完善，也可以從另一方面說明，當道德無法約束行為時，制度成為社會唯一的準繩。
當我們今天透視美國公司CEO們的行為方式時，其實可以看到正是實用主義的哲學觀左右著美國權勢者的所作所為。公司管理如此，國家管理也如此。布什先生就任總統職務后，本著實用主義的哲學，在國際事務中大肆推行其單邊政策，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撕毀反導條約、建立國家導彈防御系統、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實行恐怖主義雙重標準等行徑，其實也嚴重損害了美國的國家誠信形象，只不過其損害程度對美國人來說不如公司危機嚴重而已。不過美國的有識之士在“9·11”后，也開始對美國的國家政策和文化進行反思。
經濟繁榮的浪潮退下以后，海灘上會露出丑露的軀體。當CEO的丑行敗露后，專家們更多地關注造成這種行為的期權制度和如何改善無效的委托代理關系，而這一切的根本，即美國人的哲學思想，其實更需要改變。正是布什們的國家政策導致了“9·11”恐怖襲擊，也正是布什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的利益攫取者打破了美國的公司神話。由于反恐，布什獲得了民眾支持，也由于布什重建公司誠信的主張和行為，也將使他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有影響的總統之一。實用主義造就了危機，實用主義也會造就解決危機的英雄，因為美國人民此時需要英雄，這就是實用主義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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