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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許知遠
“象牙塔分子擁抱了街頭造反者的觀點”，對于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新書《全球化及其不滿》，《紐約時報》如此評論。這位現年58歲的經濟學家最近的表現正像19世紀中葉俄國與20世紀初的中國那些革命青年，他們明明出身于優越的貴族或地主家庭，卻選擇了造自己的反。
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斯蒂格利茨都是我們時代的“精英中的精英”。除了獲得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獎外，他曾是克林頓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并在1997年—2000年出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像哈佛校長勞倫斯·薩默斯一樣，斯蒂格利茨自由穿行于學術與現實之中。《時代》在1998年稱格林斯潘、魯賓、薩默斯是“拯救世界”的小組，他們確保了自由市場的健康發展。從表面看來，斯蒂格利茨無疑應屬于他們的行列，他們借助美元、世界銀行、IMF、WTO、跨國公司共同領導著“全球自由市場”的進程。
但是，就像貴族出身的赫爾岑選擇了背叛沙皇，斯蒂格利茨是我們時代最尖銳的全球化批評者，令右派不悅的是，當斯蒂格利茨說話時，他們必須傾聽，即使他發出了和達沃斯峰會場外抗議者同樣的聲音：“它(全球化)不僅是將貝納通或路易威登帶給城市的富人，而忘記了鄉村的貧困者”；而發展“是對整個社會的轉變，提高窮人的生活，幫助每個人獲得成功、健康與教育”。像很多全球化批評者一樣，斯蒂格利茨相信目前的全球化進程是由公司利益驅動的，它加劇了世界的不平等。
在這本282頁的新書中，斯蒂格利茨將矛頭集中于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他看來這個機構充分凸顯了過去10年的全球化浪潮的弊病。“全球化，正如它自己強調的，似乎正變成由新的國際金融體系取代舊的民族精英的行動……它由服務于全球經濟利益變成服務于全球金融利益”。一小群金融精英聚集在華盛頓開始為遍布世界的災難開藥方：它建議俄羅斯使用休克療法，建議東南亞國家在金融危機要更開放，對于阿根廷金融危機則遲遲不理睬。斯蒂格利茨甚至開始質疑這個富有盛名的組織到底是利大于弊，還是相反：它幾乎完美地表現了“全球化精英”的偏見——“它以意識形態為基礎——市場原教旨主義——即幾乎忽略特定國家的特定環境與更緊迫的問題”。
他也同意，IMF帶有強烈的政治性，它持有雙重標準，并常常將政治意識附加在經濟援助之中。在更大的范圍來看，發達國家還常常在保護自己產業的同時，要求發展中國家更大的開放市場。“全球化的批評者認為西方國家是虛偽的”，斯蒂格利茨在書中承認，“他們是對的”。因為一些數字的確表明，貧窮國家并未在自由貿易烏托邦中獲益多少。
除了街頭的全球化抗議者，一些有見地的支持者，比如《商業周刊》的首席經濟學家邁克·曼德爾相信，《全球化及其不滿》可能掀起一股新的經濟潮流，要用更多的政府干預驅動無原則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但反對者，比如另一位杰出的經濟學家布林克·林塞，則在保守氣氛濃厚的《華爾街日報》上反駁，斯蒂格利茨正在販賣廉價的同情。他說，如果僅僅將1997年的東南亞危機歸結于IMF的錯誤藥方顯得過于武斷；或許俄羅斯的休克療法失敗了，但如何面對波蘭在同樣方式下的成功；中國的漸進改革收到了效果，而羅馬尼亞、烏克蘭與大多數中亞國家卻漸進不出結果……《經濟學人》則更為尖刻的嘲諷道，斯蒂格利茨先生的書名應改為《IMF及其不滿》，并暗示，世界銀行與IMF之間總是相互不屑的，對于各種現象的分析根本無法得出一個統一的結論。
在2000年接受《進步》雜志的采訪時，和藹可親的“伯父”形象的斯蒂格利茨承認，我們不可能取締IMF這樣的組織，因為人們永遠會覺得需要這樣一家可能會解決問題的跨國機構的存在。他對于全球化也同樣抱有信心，但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消除全球化進程中業已存在的不平衡現象。
盡管對于《全球化及其不滿》是否可以贏得《資本主義與自由》那樣的聲譽，我們還難以判斷，因為偉大的思想者也常常出版拙劣作品。但由于作者個人的影響力，這本書已經引導出一場劇烈的爭論——我們該如何塑造全球化？斯蒂格利茨的說法令左派歡欣鼓舞，卻會招致右派的恥笑：世界是現實的，不可能所有的小朋友都吃到同樣的糖果。
很顯然，這再次進入一個自由與平等這一永恒的悖論命題中，斯蒂格利茨天賦異秉，卻只能提出問題。我們所能做的，只能是在這兩者間搖擺，并利用一切才智來減小這種搖擺的幅度，稍不小心，我們的世界將面臨分崩離析的災難。
插語：斯蒂格利茨的說法令左派歡欣鼓舞，卻會招致右派的恥笑：世界是現實的，不可能所有的小朋友都吃到同樣的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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