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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首席記者仲偉志 北京報道
在經歷了大約18個月的衰退之后，日本政府終于在5月份宣布“景氣已經觸底”，這意味著日本經濟有可能進入新一輪循環的上升期。但是，日本是否已經走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長達10年的經濟低迷？對于這一點，許多人并不看好，一些重量級人物甚至擔心，日本經濟只是“死貓彈”(即反彈后重新下跌)。雖然最新的法國《快報》稱，日本足球在世界杯的良
好表現將有助于日本國民重拾信心，但這種信心顯然不足以推動日本經濟強勁復蘇，日本人自己都不會這么天真。日本人寧愿把復蘇的前景架構在一個長遠的計劃中，他們甚至認為，過去的10年，日本并沒有真正衰退，從某種意義上講依然在成長，日本只是遭遇了必然要遭遇的轉變和調整，或者說，理性的衰退。
危機帶來變革契機
對于所謂“失去的10年”，日本產業研究所所長青木昌彥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要把這10年看作是處于一個制度大轉變的過程當中——以泡沫經濟的崩潰和自民黨單獨執政局面的結束為分界線，日本進入了制度大轉變時代。他說，這是他通過對日本政治、行政制度的10年觀察與研究得出的結論，“這一進程在去年有所加快，只是走向仍不明朗。”
根據亞當·斯密的觀點，如果把人類社會看成是一個游戲體系的話，那么既可以將游戲的參加者——就是說組織本身——看成是制度，也可以將相當于游戲規則的法律、規制等看成是制度。青木昌彥則持第三種觀點：將游戲結果產生的均衡狀態看成是制度。
這位長期致力于比較制度分析的經濟學家說，最好的例子就是日本的終身雇傭和主力銀行制。終身雇傭不是通過合同、法律明文規定的制度。大學生畢業后進入大公司工作，只要沒有大的意外，這種雇傭關系將持續到此人退休為止，勞資雙方都認為這是天經地義。這種思維定式規范了雇傭者和勞動者的行為。同樣地，主力銀行制度雖然沒有合同規定，但是人們一般都認為當某個企業的業績惡化時，某個銀行會救濟它。在日本，認為突然的隨意的解雇是不正當的。在這種情況下，表面上是法院將終身雇傭制認為是合法的，但實際上只是對人們一般觀念的事后承認。
青木昌彥說，因為有了終身雇傭這個一般的觀念，人們將個人利益與組織利益等同了起來。在各行業形成的組織團體阻礙其它利益集團和新的市場參加者進入，以免損害他們的既得利益。“比如說，80年代前期，就由于當時大藏省銀行局同銀行業、證券局同證券業之間的勾結關系相互制衡，使得旨在消除銀行與證券業界線的金融改革未能實現。”
這種勾結關系在阻礙新進入市場者的同時，又在各自的領域里力求政策的部分最優化。政治家則充當各種不同利害關系的調停人。這樣的結構來自于50年代在大企業、政治的保守勢力、當時的大藏省、通產省等大權在握的政府部門之間形成的“鐵三角”關系。田中角榮內閣以來，這種情況發展到了其它領域，不久幾乎成了普遍的結構。
在經濟順利增長、收入的轉移不會給特定的行業帶來不利的時候，這種制度較好地發揮了作用，實現了“收入平均化”。然而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當今社會，維持這種結構變得很困難。因為在某個領域內部的最優化會產生不利于國際競爭的外部效果，這種負面影響往往會波及其它領域，當事者之間培養起來的“特殊關系資產”會發生惡化。“創造性的破壞”
“對萎靡不振、日益閉塞的日本經濟來說，必須在政府和民間同時進行徹底的改革，調整經濟結構，進行創造性的破壞，這一點已經是不言而喻的了。”曾長期供職于經濟企劃廳的鶴光太郎說，“但實際上，各個領域的改革卻耽擱了下來，遲遲沒有進展，令人日益感到焦慮和失望，而且已經波及到了金融市場。如何才能夠打破這樣的僵局呢？”
“創造性的破壞”和結構調整的主要目的，在于對那些效率不高的關系和資產進行清算，但由于支撐那些交易關系的“特殊關系資產”變成了沉沒成本，無法轉賣給第三方，因此要打破關系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是因為即使關系已經惡化或者估計到將來也不太可能產生利潤，但依然存在著繼續維持這類關系的動機。
鶴光太郎認為，解決方法首推控制權轉移。具體說就是將各種交易關系的控制權從當事者手里轉移到局外人手里。在經營權市場尚不發達、從公司內部提升員工進入董事會的比例很高的日本，往往是即使更換了經營者，下一屆的經營者依然屬于從公司內部提升、繼承傳統的同一模式的人員。如果不是那些對以往的原委毫無所知、與各種糾葛毫無關系的局外人，要進行大膽的結構調整決非易事。日產汽車公司的改革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據青木昌彥介紹，日本的重要變化始于1993年。1992年泡沫經濟破滅，隨后又發生了金融危機，主力銀行制度和終身雇傭制度的優越性開始受到懷疑。但是，最值得關注的事件應屬1993年自民黨一黨執政時代的結束。利害關系容易得到協調的一黨執政體系與分化的多元主義具有互補性關系。但是，一旦一黨執政體制受到挑戰，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如果沒有這種政治勢力的變化所帶來的沖擊，小泉純一郎不可能登上總理和自民黨總裁的寶座。
另外，大藏省(現財務省)于1997年放棄“護送船隊”方式也是重要變化之一。
但是制度上的轉變才剛剛開始，這種轉變也許今后還會持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目前，行政改革已經著手進行，“經濟財政咨詢會議”、“綜合科學技術會議”等機構已經成立。而在景氣復蘇對策中，稅制方面的政策本來應當受到重視，但是實際上還是將主要力量集中在財政支出政策上。自民黨稅制調查委員會審查工作的不透明性，以及任何稅制方面的改革都必須由財務省主稅局來制定相關法案等不透明的體制，是造成稅制改革困難重重的主要原因。不過，小泉政權已明確將稅制改革納入了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雖說無法預料改革能夠進行到什么程度，但是去年圍繞導入“聯結納稅制度”問題展開的決策過程的確耐人尋味。如果是在兩年前，只要主稅局說一句“來不及制定相關法案”之類的話，這樣的動議就會被束之高閣。可是去年這一次有所不同，經濟財政咨詢會議推翻了主稅局的決定。
針對各種各樣的焦慮和議論，青木昌彥強調，制度上的轉變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過程。它是一個改變人們長期以來習以為常的觀念或稱之為游戲規則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新規則不是一夜之間就能夠找到，它是在民間、政府和議會等三方面的戰略性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即使在美國，里根政府從實施稅制改革到恢復產業競爭力也耗費了十多年的時間。日本的各種制度與盎格魯撒克遜社會的各種制度相比，相互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這種現象被稱之為制度的互補性，因此這種制度的轉變會更加困難。
在摸索新規則的過程中需要新一代人的參與。但是，在現在的日本，無論是政治領域、經濟領域還是行政領域，新一代人在“后泡沫經濟”時代的發言權和分量都很小，這是青木昌彥的擔心。但是，變革的征兆已經出現，他相信趨勢已不可逆轉。塑造新社會
日本人認為，企業比較像是有機體，這個有機體會成長發展，甚至像是一個家庭，具有濃厚的感情成分。而對英語文化地區而言，經濟體系就像一部巨大的自動均衡機器，在這個體系里，稀有而有價值的技能將反映在價格上，反之，大量而無價值的技能將遭到淘汰。機器在這里是沒有生命的，是由服從一般運作原則的各種零部件構成的。
日本人認為這種體系“嚴重低估了人力”。從日本人的比喻中可以看到，他們認為企業是應該照顧、培育才能生長的有機體。在花園中，不同的植物組成了一個美麗、協調、完整的生態系統；在日本的組織里，最有價值的是前后輩的友愛關系，前輩的地位不能動搖，而且他們會責無旁貸地照顧后輩。日本人常用的一個詞句是“根回”，是在進行樹木移植時，事先把大大小小的根部小心地包扎，以便樹木在異地能夠順利生長。日本人在進行變革時，很注重“根回”，即做到事先溝通，力圖將相關環節全部打通。即便在官僚組織中，也是家庭式的溫情脈脈，多以非正式的關系來運作。這與西方企業觀念格格不入。這樣的決不急功近利的理念曾經使日本的組織可以完整地雇傭一個人，包括他的熱情和夢想，以及終身的承諾，但是現在，他們必須改變。
小泉政權提出的“經濟財政運營基本方針”中，“個人”這一詞匯共出現了20多次，如“支援個人的自助努力”、“不阻礙個人欲望的、有奮斗價值的社會體系”、“重新認識適合個人生命周期多樣化的制度設計”等等。可以看出，小泉內閣結構改革的重點之一，就是如何改革妨礙個人能力充分發揮的制度，使得整個經濟體系效率得到提高。讓本應該破產的企業退出市場，失業者經過再培訓以后轉移到新的增長型領域中來，這就是結構改革的本質。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副所長田中伸男說，政府應該做的不是阻止變化，而是設計一個促使雇傭、資本等資源順利轉移的新型制度。
田中伸男認為，“只要大家共同努力總會成功”的時代已經結束。當今日本所需要的，正是拋棄戰后的成功體驗。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企業重組”并不僅僅是解聘員工、減少薪金就能解決得了的問題。現在應該引進新型的雇傭制度、退休金制度、報酬制度，最大限度地發揮至今未能充分挖掘的婦女和老齡人的作用；利用控股公司、行業轉換、信息技術，實施組織改革，有可能創建出新型的商務模式。另外，外資企業也好國有企業也好，只要能增加雇傭機會的，日本就應該表示歡迎。“對于企業(總裁、股東)而言，外資的進入會造成M＆A(企業的合并與收買)及倒閉的陣痛，但是原則上講各方面均會得到救治，這當然還取決于轉行者的進取心與努力。”
這或許就是小泉式結構改革的本質和目標：拯救個人，不拯救企業。有人擔心這將使日本彌漫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冷漠”氣息，而且，誰也無法在一場革命之前就可以確定革命能否成功。但是，在過去的模式已經鐵定失效的今天，他們沒有更多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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