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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經濟即將再次以比歐洲更快的速度和更強的勢頭擺脫衰退時，這里的政治人士也重新考慮歐洲怎樣才能趕上美國。
上個世紀90年代初，華盛頓擔心美國在技術競賽中輸給日本，這促使克林頓政府加強了在商業技術方面的開支。更重要的是，工業在研究與開發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投資，于是產生了奇跡般的結果。
歐洲的問題根子更深，需要進行全面的變革。從根本上說，美國是單一的市場；歐洲不是，歐盟國家相互之間進行自由貿易，但在技術上又互相視為競爭對手。
根據歐盟的統計，美國政府每年用于研究與開發的開支大約600億美元，而歐洲各國政府僅撥出大約450億美元。但是，歐盟研究負責人比斯坎估計，歐洲20%的開支純屬浪費，因為歐盟各國的計劃往往相互重復。
將全歐洲的努力合在一起則可能更加糟糕，因為歐盟的政策要求每一個成員國大家有份。研究經費不能像在美國那樣撥到像麻省理工學院那樣少數重要的學術中心，在歐洲，研究經費分散于數百個次要的大學。在意大利、奧地利、西班牙和其它一些國家，歐洲的規則使研究人員很難將其研究成果商業化。
英格蘭哈韋爾研究中心的基因科學家斯蒂夫.布朗說：“在美國工作的每一個科學家常常有辦公司的念頭，但是在歐洲卻不行�！�
由于存在著政治上的斗爭，因此也很難開創一個全歐股票市場，以便新創技術公司融資。
結果，歐洲在技術方面的商業投資就落后于美國。歐盟分析家奧格爾.穆爾杜爾估計，在1995年至1998年期間，美國在研究與開發、風險資本和新設備方面的投資比歐洲多大約500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開支都是由產業界支出的。
除非歐盟消除這些政治障礙，否則這些情況可能不會改變。
有些需要進行的變革平淡無奇。全歐的分區法有利于小零售商。德國、比利時和別的一些國家嚴格限制打折。在歐洲開一家加油站，一般要等上43個月才能得到批準，比美國長3倍。因此，美式超市連鎖店就很少。
硅谷的發展得益于源源不斷來自印度和中國的人才，而這些人很可能會被歐洲的反移民情緒嚇跑。
明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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