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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東京特約記者馬玉安
1月9日至15日，日本首相小泉對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東盟五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問。出訪期間，小泉充分利用此次機會，向出訪各國提出關于日本與東盟在經濟領域展開全方位合作的“全面經濟合作構想”，并與新加坡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應該說，日本的這些舉動在增進與上述國家的信任與友好關系，提升溝通與交流 的層面，為區域的經貿合作創建新的伙伴關系等方面會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但日本作為亞洲最大的經濟體，僅有一些外交戰略上的姿態和舉動還遠遠不夠，亞洲地區的持久穩定和繁榮，取決于日本的“貢獻”。
結構改革應有全局性的眼光
對于亞洲各國來說，日本經濟景氣低迷的長期化致使亞洲經濟的前景變得更加模糊。如果從泡沫經濟的崩潰開始推算的話，已經經歷了十年以上的漫長歲月，也未能顯現出一線曙光。如果日本經濟景氣真正能夠得以恢復的話，那么，亞洲經濟也會出現持續的增長。道理很簡單，亞洲的出口雖然有很大一部分依賴于美國的市場，但9·11事件以后，對美國的出口在原有的規模上很難實現新的突破，取而代之的將是亞洲區域內的市場，這其中的主角就是日本。這一主角并非是進行貿易，而是讓日本企業在對亞洲的直接投資和技術轉讓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換句話說，日本經濟的景氣恢復將是亞洲持續增長的前提。
目前，小泉結構改革的最大缺陷就是沒有重視亞洲的全局性的戰略眼光。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的日元升值，通過直接投資，日本經濟的“亞洲化”取得了很大進展，與此同時，亞洲各國的經濟結構也因此變得與日本密切起來。例如，韓國的產業結構與日本已極為相似。日本企業占東盟各國出口的比重較大，同樣，在中國也存在著大量的日本企業。特別是亞洲的制造業通過日本企業的直接投資，技術向亞洲各國轉移，強化了亞洲各國的產業基礎。
正是由于日本與亞洲各國關系已經變得十分密切，日本在實施經濟政策時，就必須考慮區域內的經濟動向。小泉政權上臺后尚未提出過有關日本如何致力于亞洲區域內的繁榮與穩定的構想。但是亞洲的繁榮與穩定若不能得到維護，對于日本來說決不是一件好事，這一點與美國同中南美洲的關系極為相似。美國是如何謹小慎微地處理中南美洲的經濟問題，這從墨西哥危機和阿根廷危機的對策上便可得知。對此，日本在制定亞洲戰略時決不可掉以輕心。
日元穩定才是對亞洲的貢獻
日本經濟的持續低迷，迫使日本政府不斷地尋找能夠刺激景氣恢復的“靈丹妙藥”。迄今為止，日本已經實施了擴大公共投資和零利率政策等多種景氣刺激政策，但幾乎沒有取得任何實效。由于零利率政策未能有效地抑制通貨緊縮，日本政府開始轉向實行誘導日元貶值的政策。但是，稍稍懂得一點經濟學常識的人都會明白這樣一個道理，誘導貨幣貶值的匯率政策對于日本國內的結構調整沒有任何意義。
如果從美國遭受恐怖襲擊事件、阿根廷危機、亞洲經濟基礎的不穩定性等諸多要素進行考慮的話，居世界第二位的經濟大國日本應當采取的匯率政策不是日元匯率的大幅度貶值，而應當是維護日元的穩定。想通過匯率政策來彌補國內經濟政策的“遲滯”的做法，實在是荒謬至極。
專家指出，誘導日元貶值的政策在當前的形勢下，只會帶來負面的影響。一是日元貶值政策將日本自身的“痛楚”強加給亞洲各國。二是日本的衰退產業雖然因日元貶值而暫時得以“茍延殘喘”，但從長期來看，會進一步加大日本產業結構的不合理。三是如果日元對美元突破150日元大關的話，會遭致來自美國的外壓，同時也會誘發亞洲各國的貨幣競相貶值，由此可能引發新一輪的亞洲經濟危機。因此，對于日本來講，明智的匯率政策不是誘導日元貶值，而是維護日元的穩定，與此同時，積極促進日本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
自由貿易應該有真措施
亞洲各國在經歷了金融危機以后，深刻認識到了以持續性經濟增長為目標的區域合作的重要性。東盟各國為了推進區域內貿易的擴大，締結了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并于2002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自由貿易構想的意義，在于通過撤除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降低區域內產品供應的價格，謀求產業結構的合理化。但是，自由貿易圈的形成決非易事。能夠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的，是產業結構互補的國家，日本和新加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但在日本和韓國之間，由于產業結構的競爭性較強，如果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就必須說服國內的農業團體，這項工作非常繁雜。
日本在自由貿易問題上，常常面臨艱難的選擇。盡管日本表明了欲與亞洲各國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的意向，但在另一方面，卻想繼續保護與亞洲各國有競爭關系的農業和纖維行業等國內的衰退產業。本來日本作為亞洲最大的經濟體，應當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牽引動力，但卻在市場開放上躊躇不前。這樣，日本勢必會像歐盟中的英國那樣孤立地存在。日本若想在亞洲避免陷入孤立，就必須下大力氣進行這樣的思想轉換，即，不固守一部分特權者的利益，而應當注重日本及亞洲國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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